Famous philosopher Chen Lai (陈来) on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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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 ——《吹沙集》读后

陈来

 

更新时间:201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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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教授寄给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对此我颇感踟躇。因为,《吹沙集》作者门下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仅与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对《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们来说,对此书表示一些看法,我应当是没有什么资格的。那么,我又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书评”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我作为这一领域的中年学者,理应在对前辈学者表示敬意的同时,重新学习他们的学术经验,尤其在方法论的反思方面,以求作进一步的思考。不过,由于我的了解可能比较粗浅,甚至主观性较强,因此,以下所说,与其说是评论,更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读后感才恰当。

一、

《吹沙集》共三册,是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专著之外的论文集,其中《吹沙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80年代的文字,以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问题为中心;《吹沙二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90年代的文字,以世界多极化发展、东西文化学术交流融合为背景;《吹沙三集》收入的则主要是作者新世纪以来的文字,以阐发文化的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为基调。可以说,《吹沙》各集的重点变化,鲜明地显示出作者的哲学思考与时代思潮密切结合的特色。

在全部三册《吹沙集》中,广泛地包含了作者从先秦到现代,有关儒、释、道各家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显示了作者很高的研究水平。但在我看来,萧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大问题的用心思考尤值得读者关注。事实上,三十年来,萧先生用力最为突出的是两点,一个是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阐发,一个是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他晚年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跋语中自己说,自50-60年代在从哲学到哲学史的专业转向以来,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是在“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何总结性反思”这两方面。他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的影响,不仅在于几十年来坚持以此种观点进行王船山哲学的个案研究,更主要在于对这一大历史问题的宏观把握。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作者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主张,对作者在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给予再思考,才是对作者的最大尊重。因限于篇幅,本文则只侧重于前者。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主张,如“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萧先生的主张被归纳为“哲学启蒙”。在萧先生看来,仅仅用“哲学启蒙”来概括他的思想,似乎不知所云,对此,他自己的最简略的表述是“从中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57)所谓17世纪启蒙思潮,萧先生所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顾、黄、王等代表的的人文主义思潮,并认为这一思潮是以反道学为其特征。对于此种观点,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如80年代后期以来有不少学者以“实学思潮”来概括对这一思潮的理解。所以,我读萧先生此书,关注点不在乎是不是,或有没有这样一个启蒙思潮,而更关心的是萧先生提出这一看法背后的问题意识。我觉得这一点在以往谈《吹沙集》的时候,似注意不够,而从这里进入,则可能使我们多一个理解作者的角度。

 

二、

“历史接合点”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我以为这是和萧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思考分不开的。萧先生的名作《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是萧先生论述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此文写于80年代初,其中还没有涉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仅就其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条件下进行的自我批判。(《吹沙集》页14,以下只注页码)萧先生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是否有过这样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11)对此,萧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明确指出这一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

那么,除了对王夫之等思想家在思想史事实的认知之外(我们知道以王夫之思想为启蒙思想说最早由侯外庐在40年代初已加提倡),这种确认中国有启蒙思潮,而寻求“历史起点”的问题意识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层意识呢?我们在这篇《道路》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分析的解读,特别是通过对列宁关于“民族自豪感”论述的解读而表现出来的:“列宁在1914年回顾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时,曾指出:‘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应‘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并‘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至于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对他们世界观矛盾的辩证分析,更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从经典作家这些示范性的论述中,理应得到启示,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科学方法来总结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18-19)其实,我们知道,列宁的《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所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和革命精神,而在萧先生的解读中显然是从“民族自豪感”这个概念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历史感”,也是关联着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对自己民族历史传统的重视。(他在另一处论及这一点时,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列宁的“历史感情”,见页408)换言之,萧先生对“满怀民族自豪感”的敏感,使他在转述列宁的论述时强调了自己的理解和呼应,这应当是中国学者在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时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因此,萧先生在此文的结论中提出:“以科学态度进行中西哲学的对比,认真地分析历史形成的国情,应当珍视自己民族遗产中固有的真正的优秀思想传统,……这对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生根发展的思想土壤和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都会有一定的意义。”(33)无疑,“历史起点”也好,“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也好,正是萧先生后来讲的“历史接合点”的思考原型。他在本文的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扎根在一定的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应当依据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特点自觉地培育这样的思想土壤。(36)可见,历史接合点的提出,在开始的时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展,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思想的土壤中能够生根,要寻找这样的思想土壤、培育这样的思想土壤。这样一来,民族思想的土壤不仅是作为外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根之处,也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土壤中找到了历史起点,成为中国思想的自我生长。而在他看来,适合马克思主义生根的民族思想土壤只能是早期启蒙哲学。

 

三、

如果把这一思想再抽象一步,可以说,外来的先进文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定的民族思想土壤,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生根,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发展。因此,数年之后,80年代中期,当以西化大潮为主流的“文化热”到来时,当“现代化”的呼声成为民族的主旋律而与“传统”成为对待的时候,萧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的意识,便很方便地、逻辑一致地转而为现代化与传统的历史接合点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成果可以成为“现代化与传统”思考的一种基础。这一点,以前人们很少注意。大多数人总以为有关传统与现代思考的思想资源,多从海外社会学、历史学的论域引入而来,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萧先生为此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子。《道路》上面那段话还显示出,萧先生是把他对列宁的这种理解,当作经典作家“回顾民族传统”、“总结历史传统”的范例。这样一来,虽然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没有论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对萧先生来说,这些就构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处理“传统”问题的真正资源。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也是作了选择的。所以,当以“传统与现代”为中心的文化热到来时,萧先生便很迅速地依据这些资源和他对这些资源的理解得心应手地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在文化热的1987年,在《文化反思答客问》中萧先生详细阐明了他对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强调今日回顾传统应从17世纪说起,是因为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究竟起于何时,这种转化究竟有无内在历史根据,是否必要和可能,是否只能依赖西方文化的冲突而被西化或被现代化,正是今日国内外颇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从17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变动中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探得古老中国文化向近代转化的‘源头活水’。我想海涅和恩格斯对德国民族传统的回顾、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俄国民族传统的回顾,对我们不无启发。”(58)这里所说的列宁对俄国民族传统的回顾就是前面所说的对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等的回顾。我觉得,萧先生多次提到列宁的对传统的回顾,并不是仅仅力求在方法上对经典作家的学习,而是对“满怀民族自豪感”之说有会于心,故屡屡引之以为证。由于80年代中后期西化思潮相当普遍,故虽然萧先生的主张与西化论和传统复兴论都不同,但就其在文化热的客观影响和作用而言,应当更多地是减消了西化论的影响。

也由于此,萧先生对杜维明的“源头活水”说的方法取向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源头活水与他所说的内在历史根据、根芽是一致的。他说:“我十分欣赏和赞同杜维明先手关于要在自己民族优秀传统中去找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提法,只是我和他对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的抉择,对探寻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去向,见仁见智,各有取舍。”(67)于是,他也更多地表示不赞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则我期期以为不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的历史根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难道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68)所以,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被西化”“被现代化”,要求把现代化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内在的、自我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复兴,从根本上说乃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73)

他把这种意识称之为“历史自觉”,他说:“中国近代的深重民族苦难所唤起的一代代思想家,面对中西新旧文化之争,虽曾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学者看作是自己的先驱,希图继其未竟之业”(76),应当说,萧先生所追求的,就是从朦胧的历史自觉走向明确的历史自觉。这种自觉在从前是为了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现在则加上了培育现代化、近代西学的生根土壤:“为了马克思主义及人类文化其他一切优秀成果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育,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特别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得到正常的发展,我们应当自觉地培育这种土壤。“(79)

 

四、

这种寻求内生因素的历史观点在世界学术范围内不乏其人,如美国汉学的“中国中心论”或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生近代性”,但萧先生的主张乃是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研究,是由继承侯外庐派而来;而他所致力的重点并不在把启蒙思潮看作是一自然历史过程的现象而加以抉发,而是着力于为新文化培育可以生根的土壤,故其主张的重点不是历史理论的阐明,而是主动的文化实践。更重要的是,海外的历史研究都不会立基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而这正是在我的解读中所特别关注、强调的。

在《文化反思答客问》这个有关文化反思的谈话中,萧先生针对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而提出:“问题就在于,在中国近代大多数知识精英深层心理中隐然有一种民族主体性意识,需要认真理解和诠释。”(75)其中“掩藏着某种真情”,“隐示了一个重大历史课题”,“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是:近代西学能否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处,从而通过对西学精华的吸收消化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76)那么反过来说,对近代西学在中国生根问题的执着、重视,实际上至少是部分地来自于这种隐然的真情,来自于一种隐然的民族主体性意识。

萧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启蒙的早期发展的观点和结论已为学界所熟知,因此,我不想多去重复这些结论,而希望更进一步地了解导致、引向这些结论的“所以然”。在我看来,谋求把近代西方文化嫁接在中国古代传统之上,谋求把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接合在中国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使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成为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的发展,这是萧先生的文化主张。这种力求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寻找现代文化生长点、接合点的自觉,即是萧先生所说的“历史自觉”,这种自觉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内生论的坚执,也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走向这样的结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主体性的出发点都是国外研究者所不可能有的。

因此,这种“历史感”、“历史自觉”,在其发展中,渐渐伸向为“文化主体”的申明,从而也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觉:“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核心,还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悠久发展是否已在特定条件下孕育出可以向近代转化的文化主体问题。所谓文化主体,即李大钊、鲁迅所呼吁的‘青春中国’的民族魂,只有确定了文化主体,唤醒了‘青春中国’的民族魂,才能真正具有对庞杂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涵化、消化的能动机制。”(101)于是,我们也了解到,启蒙思潮说对于萧先生,不仅是对启蒙价值的直接肯定,也是出于对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深切关注。

由是,萧先生也特别指出:“目前在世界上有并行、对流的两大文化思潮,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一方面现代化是世界思潮,现代文化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另一方面每一民族的独立发展又必须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这就构成了本世纪文化发展对立两极中必要的张力。”(85)与把寻根意识看成“保守”不同,他充分肯定“文化‘寻根’,本身是一种当代意识”。(49)他在《重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指出:“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537)

行文至此,我想,我的解读已经表达出来了,无疑,作为前辈中国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萧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他的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对启蒙价值和新文化的不懈追求,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综合成就,都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而我更留意的是,他在思考和处理复杂的哲学文化问题时的“满怀民族自豪感”和基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历史自觉”。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把他对17世纪顾、黄、王的礼赞,和对道家、佛教思想的表扬,对巴蜀思想家以及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的推崇,贯通联结一体,达到对他的学术思想的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