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e Zhaoguang (葛兆光) on academic history, Republican academe and “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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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听余音——关于学术史、民国学术以及“国学”

葛兆光
20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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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据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思想不好直接讲,所以便只好热衷谈学术。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这种对过往学术与前辈学者的缅怀、悼念和追忆,害得一些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朋友以为是“思想落地,学术上天”。其实仔细琢磨琢磨,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说是学术,背后还是思想甚至还有政治,准确地说,这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文化批评政治”思潮的延续。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二十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六月十四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輓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把话题转回学术史来。

这本集子里面写到的人物,除了少数之外,大多人的学术生涯,都经历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换句话说,好些人都可以称为“民国人物”。除了杨文会在民国前夕逝世之外,沈曾植以下,王国维、吴宓、陈寅恪、顾颉刚、潘光旦、罗常培,好些都是在民国学界最活跃的学者,就连周一良这个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学者,他的学术黄金时代,也有一大半应当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让我不得不面对近来一个颇有争议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评价民国学术(这里,我把晚清也算进来,统称“晚清民国”)。

评价实在很困难。序文不是论文,还是说一些随意的感想罢。以前,杨联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朝代间的比赛”,现在争论晚清民国学术好还是不好,多半也是“朝代间的比赛”,无非是拿了本朝比前朝,或者是拿了前朝比本朝。较长论短之际,不免有立场的差异,也有观念的分歧,还有感情的偏好。大凡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种进步学术史观,如果再加上捍卫本朝荣光的立场,自然可以罗列不少“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例子来傲视前朝;大凡有些怀旧情感,如果再加上对现实学术情状持悲观态度,也往往会隔代遥祭,为学术另寻道统,拿了业已大浪淘沙后前贤留下的精品,为现在的学术截长续短。

学术史不能这样“比赛”。大凡比赛,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比下驷这样的孙膑兵法常常出现,更何况人文领域也没有办法按“比赛成绩”来排名次,颇有一些人喜欢弄“点将录”或者“龙虎榜”,这只是把学界当作军棋作沙盘推演,想象这是真枪实弹的厮杀,但这毕竟是“纸上谈兵”,也绝不是真正的学术史。我在一次研究生的学术史专题课上曾经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要讨论的有几方面:第一,学术史要说明今天我们从事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也就是说,学术转型是一个重点;第二,学术史要指出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学术制度变化,是新资料新方法的推动,还是政治情势、国家危机和国际环境的作用?第三,学术史还要说清楚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改变的,什么是显著的主流,什么是被压抑的潜流?只有这样,学术史才能够给今天的学者指明,过去如何变成现在,现在又应当如何变成未来。

要是我说的没错,那么,不妨平心静气谛观这一段学术史。因此,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评价,可能就要看这样几个大关节。

第一个大关节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公平地说,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学术上也堪称从传统到现代的“轴心时期”。梁启超《新史学》之后,原来的四部之学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加上科举废除,新学堂、新知识、新式教科书,连同报纸杂志,逐渐把传统学问做了一个大改造,所以,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中国文学史改旧换新,中国古代史重新书写,整个儿学术变了一个模样。现在你再回看我们自己现在从事的所谓“学术”,可不仍然在这一巨变的延长线上?

第二个大关节是“新发现”和“新解释”。一九二〇年代,王国维在《库书楼记》《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署名抗父,但多数学者相信出自王国维本人手笔)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清华学校的演讲)里面,曾三次提醒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什么?因为晚清民国恰恰是大发现的时代。甲骨卜辞、敦煌文献、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胡适指出的日本、韩国有关中国文献)等,恰恰在这个时代被发现,说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就像王国维说的,何以西晋汲郡竹书不能激荡起学术波澜,而晚清民国的大发现却把学术界搞得天翻地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新资料的重见天日,正巧遇见新学理的所向披靡,于是像化学反应一样,激荡出无数新问题。你可以历数殷商史的重新解释、中西交通的走向前沿、明清社会史的巨大发展,以及宗教研究的视野扩大等等,都和这些新发现的“发酵”有关。至今学界颇有影响的考古学(对于早期中国城市、国家形成的历史)、古典学(如走出疑古和简帛之学)、敦煌学(包括抄本时代、图像证史、中外关系、外来宗教、俗文学等等)、艺术史(对于古代建筑、石窟、雕塑、图像的研究)、社会史(从明清档案中重写明清社会)、“新清史”(通过满文资料重新讨论清史),甚至最近我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等等,也都是在追踪晚清民国前贤的足迹而已。

第三个大关节要提到的是“自由环境”与“时局刺激”。晚清民国的政治强人未尝没有王安石那种禁绝“异论相搅”的念头,但晚清正处乱世,民国政府不强,加上从帝国而共和,总需要顺应民主自由大势,因此,对学术的控制相对松一些,这给晚清民国的学术带来自由空间。比如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启超影响犹在,胡适、顾颉刚正是当红,陈寅恪、傅斯年成为主流,柳诒徵、缪凤林也依然不弱,就连被胡适后来斥为“反动”的钱穆等人,也照样进了大学当教授。特别是,这半个世纪里面,风云诡谲,政局多变,加上从帝制到共和,既统一又分裂,刚启蒙又救亡,时势对于学术提出太多的问题,也刺激了太多的思想,因此,这个时代的学术,就有着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内在紧张、丰富内涵和多元取向。

所以,不必搬前朝万神殿,也不必拿本朝功劳簿,我们只要看看一九四六年顾颉刚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明白。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

有意思的是,这些值得纪念的学者,有好些现在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在现在“国学”不仅得到官方首肯,而且被列入体制作为学科,各地纷纷成立国学院,以“国学”颁头衔、发奖状的潮流中,把这些学者放在“国学”祠堂里面配飨陪祭,这让我不得不讨论长久以来一直避免直接批评的所谓“国学”一词。

记得李零兄曾经讽刺“国学”乃是“国将不国之学”,这也许稍嫌苛刻,但是他确实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在过去中国自诩天朝,自信国力与文化还无远弗届的时候,传统文史无所谓“国学”。重提“国学”,大概要到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帝国)转型至“万国”(现代国家),而且还面临新的民族国家深刻危机的时候,那种严分“我者”与“他者”的界定,促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借了日本国学(其实还应该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之名,催生了现在的“国学”这个概念。一九〇五年,邓实接连写了《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四篇文章,大力提倡“国学”这个称呼,但就是邓实自己,也说这只是仿照欧洲的古学复兴,毕竟复古还是为了开新。在《古学复兴论》中,他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表示这是借助“国学”追溯根本,以古学换取“复兴”(所以,有章太炎以及1912年马裕藻、朱希祖发起“国学讲习会”“国学会”,罗振玉和王国维1911年曾办“国学丛刊”)。

可是,毕竟“古”不是“今”,现代学术已经与传统文史很不一样。仅仅就史学而言,晚清民国以来,有关中国历史观点的最大变化,是“空间放大”(从中央正统王朝到涵盖四裔之历史)、“时间缩短”(把三皇五帝的传说神话驱逐出去,让考古发现来重建历史)、“史料增多”(不仅诸多发现至今仍在继续,历史观念变化也使得更多边缘资料进入历史书写)和“问题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分析立场和评价角度,取代了传统或正统的历史观念)。这四大变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术世界,仅仅用“国学”来表达有关中国的学问,即使不是方枘圆凿,至少也是“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这里借用我过去一篇文章的题目)。

怎么不合尺寸?从“国”这个字来说,现在所谓“国学”门径很窄,似乎并不包括汉族之外即以前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如果说“国”就是汉族中国,是二十四史一以贯之下来的中原王朝,这当然还勉强好说(恐怕也难以涵括蒙元与满清),但是,如果你还想维护满蒙回藏汉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中国”,这个习惯于追溯三皇五帝、捍卫周孔程朱之学、动辄要制礼作乐的“国学”,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从“学”这个字来看,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恰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现代学术四个变化冲突。按照传统文化认知,中国文化总是在儒家文化范围或正统王朝范围,这就与“空间放大”不合;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是这就和“时间缩短”不合;按照传统文献范围,那些敦煌文书、甲骨卜辞、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之类,大概并不是习惯使用的资料,更不消说域外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显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于捍卫儒家、理学主流文化,最多勉强纳入佛教道教资源,在预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也完全不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

我出身古典文献专业,原本以为,我在大学里学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六门,加上经、史、子、集四部,就应当基本是所谓“传统学问”,该算为“国学”。可没想到,现在所谓“国学”,仿佛比这个“传统学问”还要狭窄。看某些人的国学观念,似乎要回到汉代经学、宋代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的时代,仿佛只有这样才出身清白。可是,这个时代其实已不是那个时代。一九三〇年,陈寅恪给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的时候,接着王国维 “新学问由于新发现”那句话再次说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他说,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做学术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作预流,如果不会用新材料,不会研究新问题,你叫不入流。

其实,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学术史就明白了。这个时代出现的新学术潮流有三:第一是充分重视新发现、新资料的运用,我们看到当时的新材料,都刺激出了新问题;第二是突破传统中国历史的空间,寻找中国周边各种殊族和异文,这就是前引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寻找这样的东西,从周边来重新研究传统中国;第三是中学与西学的汇通,就是把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理论方法自觉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途径。陈寅恪曾总结过三句话,这三句话虽然是说王国维,但也归纳了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第一句话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就是用地下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和现在传世文献上的文字材料来相互证明;第二个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就是外族的文献和中国的史书互补,像研究辽金元、西北史地就要通过这个方法;第三个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是用外来的新观念、新理论跟我们中国本身所有的材料来互相证明,这样可以在旧话题中开出新思路。

这是“国学”?记得季羡林先生为了弥补“国学”这个概念的问题,很勉强地提出了“大国学”,虽然用心良苦,其实徒费苦心。

在纪念各位前辈学者的这个选集中,我特意收入两篇“附录”。

“附录一”是《运化细推知有味》,讲现代的佛教史研究。其实,我的话中话就是“时势比人强”。学术史的进与退,学者的幸与不幸,一个领域的平庸和不平庸,不完全在那几个天才。近来,人们特别喜欢“天才总是成群地来”这句话,但是天才成群出现,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时代。我最近去一趟法国,看了好些个博物馆,深感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出现那么多艺术天才,留下这么多艺术珍品,真的不全是他们的天资、聪明和努力,可能翡冷翠、威尼斯的环境、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世界变大,和弗朗索瓦一世等爱好文艺君主的眷顾,也许倒是成就他们一代才华的关键。所以,在这篇随笔中我谈佛教史研究,就说“那个时代佛教研究中能出这么一些著作与学者,文献的大发现、新旧学的交融和学院式研究的独立恐怕就是极重要的三个因缘”。同样,如果现在让我回顾学术史,我仍然要再度强调,没有这些因素,学术无法辉煌,如果这个时代依然像王安石设想的要用权力“一道德,同风俗”,如果这个时代仍然像雍乾之时“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么,哪怕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会成群地死。章太炎曾说清代“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为什么?因为“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毕竟时势造英雄,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只有重新发现并借助古代希腊罗马经典超越中世纪神学,让各种新时代与新观念的进入学术,推动宗教改革与各种独立大学的兴起,才能够让欧洲进入“近代”。

那么“人”呢?难道在学术史上,只能人坐等“时势”吗?当然也不全是。只是这种需要积累涵泳才能做出成就的人文学术,既需要“荒江野老”的沉潜,也需要“代代相传”的滋养。毫无疑问,时代已经变化,知识人已经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应当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炉灶。坦率地说,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沉潜,太多了“倚马立就”的急就章。其实,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不是百米短跑。所以,我选了另外一篇《世家考》作为“附录二”,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只有政治与制度创造了一个“放得下平静的书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让社会稍稍减少一些庸俗实用、唯利是图的风气,让人们延续那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文的传统,一方面允许学者拥有“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看得无比重要,也许,这个学界才能变好,现代的学术超越晚清民国时代才有可能。

二〇一一年夏天。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提问,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曾被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恺用作书的标题,至今这个标题仍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学界会好吗?”这句话被记者用在了访谈的结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说真的,好多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只要你关注学术史,就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重新追问这个问题。

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