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u Pengsheng (邱澎生) on how historiography can be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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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如何“有用”?

邱澎生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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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学历史有什么用?”这大概是各位历史学人听到耳朵生茧的问题了,无用之用、以古鉴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邱澎生教授在回顾自己的学思历程中将他的看法娓娓道来,小编看过之后觉得别有一番味道,分享给大家~

                                                         ▲邱澎生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

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

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夸大甚且扭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尽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疴,不能一律栽到传统文化头上,不断地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自己应负责任的怯懦,这也是一种自我怠惰。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盎然生机,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藉,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古人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

作者:邱澎生
来源:《南方周末》,200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