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engchi (胡鹏池) on how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sequence of historical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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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中的时间排序

胡鹏池

来源:共识网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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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排序历史事件的时间表当然是困难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纷乱复杂,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必须的史料往往断档。但虽有困难,也要硬着头皮往下排。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有时甚至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胡鹏池“思想方法”随笔(07)】

 (一)历史事件中时间排序的基本方法

研究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头,排出一个甚至几个时间表。这是最基础的工作,是不能少的,也决不能偷懒。

比如,笔者近期在研究《清华七二七事件》,就必需排出有关“七二七”的时间表:尤其是毛泽东的时间表。还有一些其它人物如清华两派的头头蒯大富与沈如槐,他们的时间表也需要排一排。

排序历史事件的时间表当然是困难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纷乱复杂,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必须的史料往往断档。但虽有困难,也要硬着头皮往下排。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有时甚至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如何进行时间排序?

说起来也简单。笔者体会其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所出现的一系列时间中,首先找出一个最可靠的时间点作为基准,然后正过来往下排,反过来往前推。

说起来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不容易。

相对而言,找出基准的时间点还不是最困难的事,问题是如何无论是往下排?如何往前推?对此,笔者认为:

第一要符合常识,而且常识要丰富;虽有常识,但不丰富,不解决问题;

第二要符合逻辑,而且逻辑要致密。虽有逻辑,但不致密,也不解决问题。

常识与逻辑是“四基”: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基本技能,在任何研究领域都是最重要的。

有人反驳我说:历史事件之所以不可知,那是因为有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无常识、无逻辑,而用常识与逻辑去推断无常识与无逻辑的历史事件,哪还能什么正确的结果呢?

其实,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任何历史事件,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如何无常识、无逻辑,但其内里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的。我们在看“福尔摩斯侦探故事”时有一个突出的印象:案件初现时不仅扑朔迷离,而且神怪异常,甚至会出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但最后破案时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

当然“常识”与“逻辑”也并不是“万能钥匙”,并不能保证解决一切问题。之所以有的事件一时无解?第一位原因是客观上史料的占有量不够,断档太多了;第二位原因仍然是研究者主观上常识不丰富,逻辑不致密。

下面举一个典型例子说明。

 (二)毛泽东“728召见谈话”的时间排序

1、《清华727事件》与毛泽东《728召见谈话》的历史地位

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三万(实际数字是两万八、九千)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统称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已经长达95天、造成了十余人死亡的清华两派武斗。工宣队的行动,遭到以沈如槐为头头的清华四一四派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即与工宣队达成停止武斗的“四点协议”;但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清华团派的武装抵抗,造成了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重伤149人、特重伤约20人左右的大血案。毛泽东闻此消息勃然大怒,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召集了包括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高层领导共15人,集体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谈话。谈话内容极其丰富而芜杂,谈话语气及措施也极其严厉。

笔者称:727是文革史上最长的一天;笔者又称728凌晨的召见是建国后毛泽东对下属最长的一次召见谈话。

《清华727事件》与毛泽东《728召见谈话》一向被史家认定为“十年文革”中的分水岭,标志着文革前二年以红卫兵、造反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上层建筑舞台。

2、时间基点的确定

在1968年毛泽东“728召见谈话“中,我们首先要将有价值的资料(包括回忆文章、与书籍等)全都找出来,就像积木游戏中的零件一样平摊在我们面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资料中会出现许多时间点。

仅举以下两份资料中出现的5个时间点为据:

1、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笔者注:应为“造反派,真的反了?!”)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2、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3、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4、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5、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唐少杰先生是清华哲学教授,他是最早对清华文革史发生兴趣,且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但是,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清华文革,他的优势在于:

第一、他有学者的专业素养;

第二,他在多年前刚开始研究清华文革时还能进入“清华档案馆”系统地阅读到清华文革档案。

韩爱晶先生虽然不具备专业学者的学术素养,但他是当年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他是毛泽东“728召见谈话”的亲历者。

在以上五则原始材料中,出现很多的时间点,我们选取哪一个作为“基准时间”呢?

经过比较后,我们毫不犹豫地选取“召见结束是8点多”为基准时间点。因为在这个时间点有“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这个细节支持,肯定错不了。

选准了这个时间点后,其它的时间都是可以怀疑,也可以进行修正的。

3、从时间基点往后推与往前推

先挑简单的做。在本例中“往后推”比较简单:

谢富治所说的“已经九点了”也是准确的,而且谢富治也有手表。

这不仅说明谢富治所说的正确,也反证了毛泽东说的“八点多”更是正确的。

再往前推:

1、唐文所说开始时间是在“28日凌晨3点多”就有点小问题,虽然问题不大,但研究者心中要有数。“3点多”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否则“五个多钟头”就不成立了。

唐文所说“3时30分至8时30分”的开始时间就是不准确的,应该说3点多,或3点,或将近3点;而结束时间“8时30分”还可以,出入不会大。

2、正式接见前毛泽东还与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即湖南厅)开了一个预备会,这意味着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的时间是2点多。

唐文所说“听了汇报后再决定召见”也是不对的。即时“召见”是在毛泽东与周恩来通电话时就已经作出了的决定。

如果是“听了汇报后再决定”,那么韩爱晶接到电话的时间就是3点多,而不是2点左右;召见开始也不可能是3点多,而是4点多。整个历史就乱套了。

所以,这一点是重要的纠正。

3、通知开会的电话也不是从毛泽东住处直接打出去的。

毛泽东何等尊贵的身份,他一般不做这样具体的事;毛泽东住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先例做过这样的事。

排除了毛泽东住处直接打电话的可能性,就可以断定所有的通知都是先经过周恩来发出去的。

但是,周恩来也不可能亲自通知除毛与他以外的其它18个人。

4、周恩来的电话通知有三条线:

① 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由汪向在京的中央领导发电话通知;

② 通过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由吴向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及五大领袖发通知;

③ 周恩来自己亲自给特殊的中央领导如林彪、江青等发通知。

这两个人的电话很可能是周恩来亲自打的,他必需表现出对林副主席的尊重,与和江青打交道的谨慎。

5、吴德也有两条线:

① 由吴德通知北京卫戍区的军代表刘丰,委托刘丰通知五大学生领袖。

② 吴德亲自通知北京市委及北京卫戍区的有关领导

6、所以,韩爱晶接到的电话经过了三道手:周恩来——吴德——刘丰。

韩爱晶回忆说他接到通知大概是深夜两点钟,这是基本说得过去的。实际时间只能比两点更早,而不会更晚了。

7、由此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周恩来是在什么时间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清华情况的呢?

唐文中说毛泽东的卫士们的回忆文章说凌晨两点钟多,这与韩爱晶接到通知的时间相同,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笔者由此认为:周恩来的电话必然是早于2点钟,大约是在1点半钟左右。

8、周恩来为什么在28日凌晨1点半钟给已经睡下了的毛泽东打电话?

谁能否认周恩来是一个爱护毛泽东,一向以极为谨慎小心的态度配合毛泽东工作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个守纪律、按惯例办事的人。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在毛泽东休息的时候去打扰毛泽东,即使有十分紧要的事情需要向毛泽东汇报或请示,也一定要先问一下毛泽东住处的人:主席睡了吗?如果是毛泽东没有睡,他就会电话里请示汇报,或者亲自赶到毛的住处来;如果毛泽东已经睡了,那么再重大的事情也就等毛泽东睡醒了再说。

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早已形成。一切为了毛主席嘛!毛主席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呀!

那个年代是这样说的: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可是在728的凌晨1点半钟左右,毛泽东明明已经睡了,周恩来却让毛泽东的身边人叫醒了毛泽东接电话,这是极为反常的行动。

如何解释周恩来这一极为罕见的行为?只有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发生了极为重要、极为反常、超过了周恩来权力范围所能解决的事。

这件事是:他在1点左右接到了进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工宣队负责人在电话里向他汇报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向中央请示新办法。

这个新情况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工宣队请示的新办法也是周恩来无法同意与批准的。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条是周恩来能够回答的,更不是他能自作主张决定的。周恩来必须要请示毛泽东,而且事在千钧一发,不立刻请示还不行,如果不请示就答复,周恩来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而且工宣队打电话的这个人还很可能是毛泽东极为信任的小谢(谢静宜),这个小谢是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多年了,很容易直接见到毛,单独汇报情况。周恩来耽误得起吗?

事急矣,已经火上房;屎急矣,已经到屁眼。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犹豫再三,也就顾不上“一切为了毛主席”了,只好一反常规地在子夜叫醒毛泽东。

9、那么,工宣队又为什么在深夜1点不到给周恩来打电话呢?

这是因为深夜12点左右在清华9003大楼又发生了团派打死工人的新血案。不仅又死了2个人,伤了2个人,而且蒯大富开了枪,其中一名工人就是被开枪打死的。工宣队死伤者已经700多人了,送往医院的车都不够用了。工宣队哀鸿一片,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动用武器,甚至动用解放军来消灭蒯大富了。

工宣队领导不打电话能行吗?工宣队这个电话必须打,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也必须打,这才有了“七二八召见”。

(三)时间排序的重要意义

在本例中,将这一系列的时间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条连续的时间曲线。

这条曲线是多么地完整,多么地合理,多么地逻辑,多么地精彩!本身就能说明许多问题了。

在笔者的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写作特点,如《清华园的一只蝴蝶》、《田家英命案梳理与印证》、《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等。

在任何时候对历史事件进行梳理时,“时间排序”这一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迄今为止,许多能够解密、应该解密的历史资料不解密,这已是半个多世纪来的常态。埋怨没有用,消极等待也没有用。应该看到这固然给研究者们带来困难,但也同时带来机遇。有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严格、致密的逻辑掀开历史的暗窗,从而发现被长久忽略或被湮没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