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er Zhang Qiqun (章启群) on the specter of nihilism and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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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exactly on history, b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i-nihilistic line/campaign of the past two years still noteworthy.

虚无主义幽灵游荡在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

章启群

来源: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5-10-08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来源:作者科学网博客2015年9月10日,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章启群,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教授

 

新文化运动与两个一百年

——略谈中国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建构

文|章启群

2015年9月15日是《新青年》(第一期名《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纪念日。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不仅要深刻反思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还应该畅想未来一百年中国的政体、国体、疆域、人民,尤其是文化将是什么样。没有这个视角,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就没有坐标和实质意义。从前后一百年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则是不可估量的。

从思想史来说,中国历史真正的古今分际,应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标志。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于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停止中华帝制的历史惯性。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1917年7月张勋复辟,这两起短暂的事件表明,帝制的势力和观念在中国仍很强大。可见通过军事、政治等社会变革推翻帝制,并不能根本改变人们的旧观念。社会新观念的建立必须通过文化启蒙。最终终止中华帝制巨大历史惯性的是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革心”的运动。冯友兰说:“新文化运动提出西方的长处是文化,要废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代之以西方的新文化,这就比以前的认识更深刻,革命更彻底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38、39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下同。)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中国人的观念从古代转变为现代,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19年爆发的“五四”全民爱国运动,是新文化启蒙的最直接成果。此后出现了一批现代政党成为中国政坛的新兴力量,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彻底结束了封建残余军阀势力对于中国的统治。后来发生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中国历史总算跳出了古代帝制王朝循环的怪圈,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世界历史潮流之中。

中国由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从文明的角度说,是从古代文明转换为现代文明。质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一个文化类型整体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等制度的转变,而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生活方式和观念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变。经过100多年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奋斗,今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堪称不朽的巨大成就。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

一个健全的社会形态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是协调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展示了这个道理。俯瞰中国历史,大致上有三种代表性的社会形态。第一种是西周建立的古代社会形态。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以德配天”,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器物是以青铜制造为代表性生产力的农耕文明。第二种是西汉建立的中古社会形态,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儒家学说,制度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嫡长子继承皇权仍然有效),器物是以铁器为代表性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农业大规模使用铁器是在西汉)。第三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今日中国在器物层面,正努力赶超以电子科技为代表的21世纪科技水平。在制度层面,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法治。在思想观念层面,全社会开始突出强调核心价值观建设。很显然,今天中国距离思想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之间的大体和谐还有相当远的路程,因而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形态。

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更深更彻底的部分。进行物质生活层面的经济改革,以及进行法律、政治层面的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如果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无法实现,甚至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中国近代史也证明,像“洋务运动”那样仅仅努力从器物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像“戊戌变法”那样仅仅试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都不能成功。从根本上说,没有现代社会观念的民众,是难以在现代化的法律、政治制度下正常生活的。即使他们衣食无忧,坐拥最先进的电子设备,也照样会产生社会问题。然而,中国要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的建设,还需要人文学科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

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在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宗教不仅是西方古代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与学术体系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可以说是平衡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两翼。

与此不同,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宗教。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智识阶级尤其是“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因此,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层结构的是儒释道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是宣扬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孔子和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制度、教育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分割的。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建立了现代知识体系,即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不仅经学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佛家、道家文献,也划入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儒释道三家所承担的类似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自然消失。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第52页。)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那样的现代化社会还没有先例。从现实来说,随着中国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因此,虚无主义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当下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这是中国最深刻的危机。而随着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农耕文明中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乡村社会逐渐解体,几千年积淀遗存在民间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因而出现整体性的崩塌。简言之,“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马克斯·韦伯语),这种“价值观真空”正是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不可能重建类似西方社会的宗教,那么,从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二选择。从这个视野来看待孔子和儒家思想,则可以昭示出其中的极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着眼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寻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因,试图从根本上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旨归。因此,新文化主将们清理和抨击孔子和儒家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与反孔、反儒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甚至一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者,也是出于深爱传统文化的反常之举。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连续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人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厚。

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世界之中,必须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简单地斩断孔子、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作为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取代古代学术实质上承担的宗教功能,涉及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建设,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整体建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实质则是对于古今学术的“乾坤大挪移”,给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冯友兰认为“这是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蔡元培为中国建设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议。”(同前。)康有为曾倡导建立儒教,我们在剥离开这个事件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之后,也可以考量这个意见的社会价值。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当下面临的艰巨复杂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先贤对于旧礼教的批判并不抵牾、矛盾。相反,经过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种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文化创造。因此,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会展示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使人类的现代世界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辉煌图景。未来一百年里,即新文化运动二百年之内,如果出现这样的图景,可以想象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岸、自豪!

2015年5月14日上午定稿於潜白堂(原载2015年8月1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