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Meng Xiangcai (孟祥才) on historian Qi Benyu’s (戚本禹) ro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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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幕后推手

孟祥才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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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

                                                        “文革”中的戚本禹丶王力丶关锋丶穆欣(自左至右)。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1964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这时我才从所里同事那里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信访科科长,后因发表几篇影响很大的史学文章,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5年底,我们这批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自劳动锻炼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这篇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文章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史学界人人必读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当时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召集应永琛、朱大韵、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开会,说是戚本禹找到历史所领导尹达,要求历史所找几个人到《红旗》杂志帮助他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们五个人去。郦说:“戚本禹这个人说话很冲,你们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到了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这里原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园,临街的红楼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工作的地方。大院北部的一座楼的墙壁上还依稀可见用红漆写的“民主广场”四个字。当时《红旗》杂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两个单位在同一座楼上办公。这座楼是新建的,共五层。大概为了与前面的红楼协调,这座砖石结构的大楼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是红砖红瓦。这座楼尽管不高,但楼内装有电梯,室内装饰也比较考究,一律木地板,有的室内还铺着厚厚的地毯,较之历史研究所显得高级多了。

《红旗》杂志在四楼办公,我们五人被安排用两间办公室,室内写字台、沙发椅、沙发一应俱全。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字本的《参考消息》,而在历史所它只能在所级领导中传阅。也是在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我第一次知道中共中央有一个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到《红旗》杂志后,是戚本禹的助手张玉铭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安排停当后,戚本禹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在历史所工作是很幸福的,因为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前几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找我,问我史学界的情况,我告诉他,尹达是史学界的‘左派’,你可以找他了解。”接着他布置我们的工作,协助他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可以利用中宣部、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图书馆的一切资料,具体事宜找张玉铭解决。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工作。先拟订提纲,经几次反复,最后由戚本禹定下来。接着我们找来了毛泽东所有著作的版本,一篇一篇地读,按提纲要求将需要的资料抄录下来。戚本禹有时过问一下我们的工作,有时也就史学界的一些问题随便议论一番。有一次谈到项羽,他说:“史学界有人将项羽定为六国旧贵族的代表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出身是楚国旧贵族,但当时他是农民起义军统帅。项羽在新安坑降卒20万,错误严重,但也是出于农民对统治者的仇恨。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如同意,以后咱们一起写篇文章,让史学界热闹热闹。”

一次,大概是我们到《红旗》工作十多天后,戚本禹让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进去时,他正打电话。他对对方说:“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几个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郦家驹,给田昌五讲情,要他们不要批田昌五了,让田写写批判文章么!”我对他说的话摸不着头脑。后来应永琛告诉我,1964到1965年的海阳“四清”结束后,历史所党组织对田在那里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做了组织结论。“文革”爆发后,田昌五在一次大会上说:“海阳‘四清’中的问题是刘导生搞的,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这才知道田对历史所党组织对他的批评耿耿于怀,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与田昌五的关系一直不错,1967年江青的讲话稿《为人民立新功》发表后,因为其中涉及《战国策》上的一篇文章《触詟说赵太后》,戚就让田昌五将该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次戚见到我们,还提起这事说:“我那是让田昌五亮亮相么!”

1965年底,孙达人发表了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轰动。1966年3月份,《光明日报》就“让步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当时北京史学界的名流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都参加了。戚本禹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在会上我看见你老师了,侯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讲过让步。翦伯赞看见我,赶过来要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最近我还准备写批判他的文章呢。”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

又过了几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院历史系。系里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正是批判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宁可的历史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来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回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又过了四五天,戚召集我们几个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汇报查找资料的问题,谈话中,我说:“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陈伯达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较早提让步政策的。”戚听了,立即严肃起来,说:“这事你不要向外谈。现在有人正抓这个问题,将‘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搅乱阵线,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问题,也应该批判。戚说:“我告诉你们,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经保了他们。”

大概从四月开始,戚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几次找他汇报工作都找不到人,问张玉铭,他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参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们就搬到西郊的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继续工作。5月底,《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基本编纂完毕。正在此时,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以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我们这些被“极左”思潮激励起来的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同意,我们就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参加运动了。

回所后,我们看到历史所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此前,已经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我的导师侯外庐,攻击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时我们对批判侯先生已经不满足,就又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6月2日当晚贴出大字报,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早上上班来到办公楼,就看到贴满了反击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是“右派翻天”。此后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遭到了大小会的批判。批判我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但当时的形势却是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一派鼓励造反的调子。而在历史所却是批判打击造反派,这当然使我们越来越不服气。

7月16日深夜,傅崇兰、我、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六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揭露历史所发生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此事虽然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但我们几个人也立马引来更残酷的批斗,硬逼我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我们都屈服了。傅崇兰又在一天深夜于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

8月上旬一天下午约4点钟,我正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历史所的秘书翟清福突然找到我,说有要事,即同我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我吓了一跳,里面坐着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还有关锋、戚本禹,另有曹轶欧(康生之妻)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后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立即想到,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我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我去坐。我见他对我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他小声问我:“受苦了?检讨了吗?”我说检讨了。他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关就开始讲话,大意是:据他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今天他们几个人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造反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张际春检讨说他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问题,结果是造反派受了镇压。他要求工作组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时间已到晚7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当晚约8时,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出席了。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郦家驹等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他说郦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由此,我们翻了身。通过批判“资反”路线,将对立面打垮了。不久,历史所成立文革小组,傅崇兰被选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也被选为文革小组成员。从此,我们所的文革小组就与戚本禹拉上了关系,所有的工作都定时向他汇报。我们所的李斌成被戚调去做了秘书,这更方便了我们与戚的联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们,今晚戚要来历史所与我们见面。我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会议室等到晚8时,戚来了,将车停在历史所办公楼的后面。他坐下,与大家认识后,说:“现在历史所是你们当权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团结大多数,批判‘资反’路线也不要过头。例如林甘泉这样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过去就写过一些好文章。”我们向他汇报了所里搞运动的情况,其中谈到顾颉刚,问他应该怎么定性,戚说:“顾好办,就凭他攻击鲁迅,也该打倒。”我们又问尹达怎么定性,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这时戚笑笑说:“我过去认为尹达学问很大,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我才知道他的学问一般,有时也信口开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说赛金花还活着,就住在天桥附近。”

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

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

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

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电话给傅崇兰,说戚要我们历史所组织一些人查找有关资料,看看外国历史上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负责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黄巨兴、张书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让他们分别查查欧美和苏联的材料。大约过了十多天,他们就将有关材料编好送到我那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巨兴编辑的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后进行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编辑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将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给了戚。不久戚来电话,说材料搞得不错,还表扬我们用林甘泉参与这一工作。说:“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长,你们就该发挥他的作用么!”

1967年6 月份的一天,学部我们这一派组织了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不知道谁通过什么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让她在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刘少奇。这次会开得声势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们很得意。谁知没过几天,戚本禹就打来电话,怒斥傅崇兰:“你们怎么将王健请到台上揭露刘少奇?纯粹是帮倒忙!刘的问题主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夫妻关系是私生活问题,你们搞这些问题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指挥的造反行动越来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我刚刚与张德信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们就与他们吵了一架,被赶了出来。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前贴大字报。”晚饭后,我们十多个人带着纸、墨、笔和糨糊,蹬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历博一小撮窝藏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历博一小撮包庇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又在几张纸上写了揭露历博拒不交出所谓刘少奇黑材料的情况。历博的北门紧靠长安街,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停下来看我们所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很得意,就告诉他们说等着看热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赶到历博门口,看他们如何反应。只见他们在我们刷的大标语旁边也刷上了大标语:“历史所一小撮冲击历博罪该万死!”“历史所一小撮企图窃取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此后,我们天天等着戚本禹表态支持我们,但他却一直没有出来表态。过了几天,我问傅崇兰戚为什么不表态?傅说:“可能他遇到难处,不便表态。我们也不好问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这桩事件上为什么虎头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从一些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线装书,除了当场烧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纸厂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报告,希望抢救其中有价值的图书。戚要求我们以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中央文革打一个报告,说明抢救这批图书的重要性,然后由陈伯达或康生做一个批示,我们就可以派人到造纸厂挑拣图书了。我们的报告上去后,陈伯达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历史所负责抢救送到造纸厂的图书,并批准将东总部胡同的一处闲置房屋交给历史所,作为存放图书的用房。此后,我们带着陈的批示到东郊造纸厂,该厂看了陈的批示,同意我们派人到那里任意挑拣图书。我们于是派张政烺先生等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坐镇北京几个造纸厂,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大约在1967年的5月份,戚本禹又指示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就全国将来的工资改革搞一个方案。接着中央文革就派原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过的刘士才和两位福州部队的同志来历史所与我们一起工作。所里指定我负责这个小组的工作,并调来近代史所的耿云志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立后,我们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到当时的劳动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调阅有关工资问题的资料,受到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对我们开放,我们挑了部分资料带回作为参考。按照戚的指示,我们小组最后要交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的估计和工资改革的必要性与指导原则,一份是工资改革方案,主要是设计工资级别和与之对应的工资金额。在讨论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估计时,我们内部就发生了分歧。我,还有刘士才等人抓住毛主席的话“中国现行工资制度,一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一是老祖宗留下的”,主张全盘否定。耿云志则认为现行工资制度基本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有缺点。争论的结果是同意我与刘士才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拿出了两份材料。记得工资改革方案设计了10个级别,从1级的200元到10级的30元。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没动,仍是56元,这是根据戚的意见设计的。这两份材料搞好后,我们就上呈中央文革了。不久,我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铅印件。无疑我们设计的工资改革方案是“极左”思想指导的产物,但在“文革”中,它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行。

1967年六七月份,由于中央文革许多行动不得人心,不少地方出现了批判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大字报,涉及王力和关锋的尤多。7月18日晚上,在中央宣传部小礼堂,中央文革召开了有部分北京市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北京造反舞台上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历史所的傅崇兰和我,以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总共一百多人。会议由戚主持,先是几位造反派的代表发言。现在我只记得蒯大富发言时说现在社会上保守派很活跃,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状态。造反派的代表发言后,张春桥讲话,他大讲“文革”的大好形势,说蒯大富你一年前是反革命,被关押监禁,现在你能自由地来这里开会,这个变化多大呀。张讲话后,戚开始讲。他一方面讲“文革”的大好形势,一方面讲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说彭德怀天天打太极拳,就是要练好身体,与无产阶级斗争到底。最后,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1978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戚本禹时,还派人找傅崇兰取证这次会议的材料。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是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名为“大批判指挥部”的一派是从“联队”一派分化出来的,而戚本禹又仍在露面,所以我们这一派暂时占了上风。不过,学部已经有人怀疑戚本禹,连带及我们一派。当时学部形势比较混乱,我们一派也不能统一起来。看到戚没有垮台,我们很高兴,就给他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他设法接见我们一次,为我们一派撑腰打气,以壮大我们一派的声势。

10月初的一个下午,戚通知说要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室接见学部的代表。为了显示公正,代表中有学部除“联队”外的各派的头头。戚与谢富治一起出面接见,主要是戚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股歪风,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就是毛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副总理等人。谢接话说,戚本禹你也是。戚说我除外,谢说你不能除外。两人还争论了几句。接着戚以讲学部文革史为名,说明学部文革的正确路线代表是以傅崇兰为首的我们这一派。说到这里,学部哲学所的马泽民起来质问戚,问他前几天还同王力和关锋一起活动,说一样的话,这怎么解释?戚说,那是领导的安排。马又提别的问题,搞得戚很被动,戚与谢在一片争论声中退场。会后,我们一派自然很得意,立即将戚的讲话整理打印,广为散发,并组织学习。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此时的戚已经处于泥菩萨过河的危殆境地。

学部的“联队”垮台后,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有的被逮捕,有的被群众组织专政,但潘梓年和吴传启却不知去向。周总理指示戚本禹通过傅崇兰派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这两个人。不久,吴传启在南阳落网。据协助二炮保卫部抓捕吴的赵国华后来告诉我,他同二炮的一位参谋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飞到南阳,在一个小旅馆找到吴,吴用的是化名。当那位参谋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吴传启,并出示假工作证抵赖。这时,赵国华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吴传启,你认识我么!”吴只得乖乖地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晚,赵协助那位参谋乘飞机将吴押至北京。潘梓年是江苏宜兴人,他通过关系躲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傅崇兰指派哲学所的一位同志协助二炮保卫部的人乘海军提供的快艇将其抓获。

1968年初,我们同戚本禹失去电话联系。这使我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安,只得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戚的情况。因为傅崇兰与李讷有一面之识,我们搞的有关“文革”的材料也曾送给她。我看过傅保存的李讷用铅笔写的一张条子。当时李在《解放军报》任“文革”组长。傅同她没有电话联系,就在一天深夜要我陪他去《解放军报》社找李讷。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到她的副手,他客气地答应为我们联系,却没有下文,估计他已得到李的指示,故意敷衍我们。傅又找到二炮保卫部,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也是很客气地敷衍一番,说我们的合作已经完成,在学部实现大联合以前不要再同他们联系。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开了几次形势分析会。后来成为大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当时是我们这一派的专案组长,他分析说,戚的突然消失无非出于两种可能:一是他确有问题,垮了;二是他没有问题,上边故意不让他出面,而让反他的人表演表演。第一种可能最大,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应变的准备。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这时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的对立面“总队”反对我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不少所的权被他们夺去,历史所也是如此。此前,《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对傅崇兰说,形势对你们不利,我看你还是躲一躲。但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哪里也不去躲,结果在一天下午被“总队”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串通一气抓了去。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伙人,不由分说将傅抬起,从二楼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开走了。我们抓住地院的一个人,并将他扭送卫戍区。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接待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他无意说了一句话:“噢,你们是傅崇兰一伙的。”接着说,地院这个人交给我们,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与戚本禹的联系虽然中断,但我们这一派当时仍坚持认为我们大方向正确,决心斗争到底,誓不屈服。大家最关心的是傅崇兰的安全和去向。他被对立面抓去,肯定受到非人的待遇,但只要专政机关不接受他,就说明他没有问题。只要他在“总队”那里坚决斗争,我们一派团结一致不动摇,我们的团体就会生存下去。由于我们在各所的权力都被对立面夺去,我们这些头头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在傅被抓去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天天在外面流浪。为了鼓舞士气,我们通知各所同派的人在一天上午到北海五龙亭开会。同时,我们也得到消息,“总队”要在同一天召开大会,扭送傅到卫戍区。我们一面派人到“总队”召开的会议上探听消息,一面按时在五龙亭召开了同派的会议。

记得那天天气寒冷,昔日熙来攘往的北海也冷冷清清。在会上,我们这派的头头张德信、吴元迈等讲了话,无非是论证我们一派的正确性,鼓励大家坚持到底。同时宣布,在傅崇兰失去自由期间,由孟祥才代理我们这一派历史所的头头。我也在会上表态,坚决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会还没有开完,我们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傅已被扭送卫戍区。我们立即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同时表明无论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傅被卫戍区接收,我们这一派中的不少人纷纷反戈一击,我们这一派也就基本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