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Zhang Taiyuan (张太原) on Sang Bing’s (桑兵) book on the methods and paradigms of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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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张太原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9月28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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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晚清民国,常常被称为近代中国,尽管边际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此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重新寻找真实的晚清民国成为治近代史者一个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如何走进蕴含着多重世界的晚清民国,即使对于专业治史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化近代史研究,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桑兵教授的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于知旧,不温故何以知新?这里说的“知”和“温”,不是简单的通晓,而是力求穷尽。

作者自己讲:“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或者“不必号称创新发现,而学问可以日益精进”。作者表示,“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但是,如此之“旧”,对于一般的后学可能反而耳目一新。曾几何时,中国学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在史学方法上,又曾几何时,推崇一方,打倒一方,致使当下一般后学未必就懂得基础门径,更谈不上良法美意。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以平等开放的态度,把近代众多前贤的治学良方熔于一炉,实际上蕴含着对近代学术流变的反思,其本身所昭示的大概不仅仅是“旧”。况且,其中“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不乏作者自己的“治学所悟”,即个人治学经验的结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治史应世的期许。大而言之,该书着眼于学问的整体发展,总结既往,提升当下,启示未来;小而言之,该书展示了治学的一些基础门径与取法。这里仅就容易引起疑惑的两个问题谈一下陋见。

一、整体与贯通

作者强调,治学的首要在于读书,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是大道正途。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识大体,就是要形成整体的视野和贯通的眼光。“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还要沟通中外。”近代中国在清代集历代之大成的基础上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看似一脉相承,实际上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在与知识制度相关的思想学术、典章体制等观念行事方面,都要由古至今、自外而内地了解把握渊源流变,才能条理通贯。”说得简单一点,所谓贯通,就是既要了解中国传统在近代的变与不变,又要了解外国文化进入近代中国以后的变与不变,只有把握这种变与不变,才能对具体的研究拿捏得准,才能探求近现代历史所蕴含的“义理”。“任何具体人事,都要置于历史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脉络之中,才有可能认识得当。也就是说,在体的观照下,安放点、条理线和展示面,以求得其所哉。”

然而,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不但杂糅在一起,而且隐显不一。此间,外国的入侵打乱了中国的传统秩序和自有的社会进程。各种势力间的矛盾、冲突、斗争和互动形成了近代社会中“激变”与“难变”的奇观。一方面是瞬息万变,以人物而论,“因为时代变得太剧烈了,运动者来不及时时进步以适应环境”;“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另一方面是依然如故,“戊戌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辛亥鼎革后,政体虽已改革,但朝野上下的处身行谊与观念习惯等却均无大变动”。往往凸显于人们眼中的是“激变”,而潜隐于人们心中的是“不变”。加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些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可能是“激变”,而一些内部省份或乡村可能是“不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社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抑或在同一时空,都存在着“激变”与“不变”两种状态,由此“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方八面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如果没有整体和贯通的史学素养,很容易造成坐井观天。

可见,贯通乃是治近代史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治近代史的目的所在,“历史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而‘通’历来是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另一方面,无论是怎样的“为学术而学术”,史学的一个最大功能就是鉴往知今。为此,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而是循着历史本来的顺序探求历史本身的发生演化。若能打通史事彼此联系的各个关节,就会呈现一种“大历史”的脉络,形成一种自在的历史启示。

作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观察,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20世纪初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最终彻底葬送了中国的皇权帝制。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一初衷而论,可谓败得一塌糊涂。而20世纪后期进行的改革开放,保守地估计,也应该说已经收到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革命与改革,旨在分别解决民族复兴不同阶段的问题,不可能相互取代。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改革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历史证明并不可取,未来也绝不可行。如果说革命的收获在于理想,改革的预期则比较实际,不能要求国民普遍继续承受革命时期的巨大痛苦和牺牲。在国权与人权的纠葛下,如何让每个人的全身心解放和富足与民族复兴高度协调一致,这成为21世纪中国任重而道远的重大使命。由此可见,作者所言的贯通,不仅仅是为了撰写通史,更主要的是形成贯通的问题意识。这样的问题意识,就好比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可以使纷繁复杂的史实各自呈现。

晚清以后,所谓新史学,一个鲜明的趋向是社会科学化。而在作者看来,“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地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为什么不宜归纳呢?因为归纳很容易掩盖丰富生动的历史。许多人和事,看似相同,实则千差万别。“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高明的做法是“在史学的见异与社会科学的求同之间取舍平衡”。涉及具体研究,后人很容易根据政争和已知的结果,使本来复杂的史事分明对垒,趋于简单化。研究者要注意除去后来叠加的认识,展现历史的本相和全貌。比如,学界大多以汉宋纷争为主线脉络来理解清代的学术。“实际上,清人大都古今兼治,熔为一炉,很少有纯粹的今文家或纯粹的古文家。如果没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否会上升为全局性问题,大可疑问。”因此,要深刻明了“近代学人好以派分条理学术史”的习惯,既要善于从同一问题之下“见异”,又要善于从同一派别中“见异”。

作者指出,清末新政和辛亥时期的大变动,已经昭示了历史前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态,以后的国民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前进的问题,而国共斗争则是围绕如何落实历史发展依靠的力量和步骤的冲突。影响革命史的观念很大程度源于后来国共两党各自主张自身的正当性及正统性。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一定的近似性。进而言之,阶级斗争观念曾浸透中国人的心灵,研究者应有意识地摆脱固化的政治斗争的思维方式,改以历史的学术的态度。历史上的人和事无论进步或反动,都已定格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今人进行学术研究,无须再表明拥护或反对。特别是对于失败者,早已成为毫无疑义的死老虎,今人更无须再争做武松。

从近现代思想的既存研究来看,往往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是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其实,近代以来,“激进”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没有市场,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进。维新、革命、“左倾”、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话语几乎成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价值观念,可谓群趋如潮,无论哪种力量都有意无意地持之在身和追逐不已,这自然推动近代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不可否认,在一些方面,正是人们出于追求进步的豪情壮举,却把历史推向了与初衷相悖的境地。历史的实情往往逆于常理,守旧者未必落后,趋新者也并不一定是进步。

换个角度,超越激进和保守这一模式去平实地考察历史上的思想派别,则可改变研究思想史条分缕析、划派标牌的简单做法。同样的学说,在此处和彼处,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认同的程度,选取的方面,产生的效力是大相径庭的。拂去障蔽,回归本相,则可发现同一时代问题下的不同思考和用力。两点论往往不能涵盖历史的复杂性,多点论才更容易展现丰富生动的历史。

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在国民党当政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见“马”字即生杀戮之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说中,却常常可见马克思学说之运用或社会主义之讨论,比如其掌控下的《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所刊载的文章就有明显体现。实际上,在当时,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被普遍采用。但是,接受或采用马克思学说的,既可能是左翼学者,也可能是“反动人物”。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仍然赞成社会主义;或公然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却不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张口闭口马克思,却极力反对共产党。这正是国民党主流舆论界的一种奇特景观。其中,思想取径和政治倾向显然是分裂的。知识、思想、信仰、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像以往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不知掩盖或遗漏了多少历史的关节和本事。

从宏观的、整体的视野来看,在同一问题之下,往往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研究者要体味特定时空下不同人或群体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了解历史曾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主体。历史的演进,就像一部部电影,如果只有主角,没有配角,情节是无法展开的。同时,从具体和微观出发,研究者又不能被史事的繁复和纷争遮蔽了慧眼,要懂得相灭相生的道理,要通晓史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不要被那些由当事者从某种需要出发归纳的经验和教训所迷惑。总而言之,研究者面对波云诡谲的历史,要善于从“同”中展现“各异”,切不可从一个维度就轻言实相和全貌。

具体到近代史研究来说,作者虽然有感于“分科治学”的弊端:“以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被划成彼此分离的条块。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但并不是单纯地反对分科和专门研究,而是希望具体研究时要有高度的自觉:历史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样做只是为了找一个再现整体的切入口。“通”是治史者背后的一种把握,“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一方面,“通”是专门研究的需要,研究单位再小,解释一字,也非贯通不能奏功。另一方面,“通”又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一句话可以见通,每句话都能通,反之,千言万语,支离破碎,纵论古今中外,不过横通之论,还是不通之至”。

作者不但不反对分门别类的研究,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实现更高层次的“通”的途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理解该书尽管从各个角度一再强调整体和贯通,而又有大约2/3的篇幅论述各种分段分类的研究,诸如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学术史、教育史、女性史、法制史、近代人物、民族与边疆问题等。作者甚至还特别赞赏“解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取径做法”。在谈到人物研究时,作者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孙中山风云际会,常常处于漩涡中心。研究孙中山,有助于将近代历史勾连贯通,避免陷入今日学人治学过于分门别类地畛域自囿,误以为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当年包天笑撰写关于清季民初中国变动的小说,选取梅兰芳为主角,即因为由此可以充分展现上下九流的社会各层面。孙、梅两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差别不小,但无疑都是枢纽性人物。”也就是说,选择枢纽性人物可以带动对于整个历史的了解。这样的人物似乎不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成了一种研究路径。

在这种研究取向之下,人物的言说或活动成了一种线索、道具、媒介、切入口或参照物,由微观通向宏观,由“知人”而“论世”,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支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也会更直观、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可为越来越专业的史学作品平添几分魅力。但是,这样做,不是简单地以所研究的人物为主线放射扩展,更主要的是将人物放在整体的关系脉络之中,给以合适的位置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和行事。或者可以说,重现立体动态的历史场景,使历史人物在一定的时空中得以“复活”。

各专门史的研究也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取径。谈到法制史研究的时候,作者指出,可以“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法制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制史为范围,由社会的变态而见常情”。对于教育史的研究,作者也强调以教育为切入的角度和提纲挈领的线索,而不是分解和限制。“大学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的历史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逐次展开。”同时,将大学置于近代中国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重现史事发生演化的本相。如此做法,似可无限扩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围。事实上,某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学术等都与教育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正是从教育衍生出来的。而一个时期的教育发展往往包含着政治较量、思想冲突、文化论争、学术转型和社会变迁,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发现教育背后的历史。除此,每个时期的教育者常常是社会变革的记述者,即使一些专门的教育刊物和评论,表面上谈的是教育,实际上往往是关于当时整个社会实况的言说。发掘这些材料,附以新的问题意识,可以再现人们所未曾注意的历史,或者可以称之为:从教育发现历史。

仔细揣摩作者所推崇的专门史研究,似是这样一种路径:以宽博的知识系统,在整体和贯通的视野下研究具体问题,把研究对象放在大历史的脉络中予以“立体”地透视,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回到从无到有的史事发生的本来顺序,呈现其在历史进程和所处社会中本然的位置。在一个关节点上,历史往往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实际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研究者如果能够把业已发生的史事放在多种可能性的语境中去审视,历史的是非得失则不言自明。同时,在具体专门的研究过程中,探求个体的普遍联系,分析其所连带的各个方面,给所有在场之人和相关之事以“表现”的机会,让失语的重新发言,把遗忘的重新拾起,依照近真的原则,按一定的时空顺序依次展开。在此基础上,揭示现象和表面背后的真相,呈现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从而窥见大历史或整体史的面貌及其生成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义理”。由此,学脉的延续和开新就呈现在这样一种程式之中:整体和贯通→专门和具体→新的整体和贯通。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就是这样一种程式的无限循环。也只有坚持这样一种研究路径,才能实现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二、材料与历史

无论整体和贯通的视野,还是着重见异的方法,都是要通过利用材料展现真实的历史。这里所谓的历史是指“第一历史”,即历史本事,通常说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它已经发生,不可能再复原或重演,只是存在于“第二历史”,即当事人的相关记述和历史活动留存的痕迹。而研究者根据材料撰写的历史,即后来著述,可称之为“第三历史”。作者所强调的应读之书主要是指这部分。如果说读书还能读完,而材料则是看不完的,特别是对近代史研究而言。清代以来文献大幅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口述音像资料等,任何一类,都在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何况还有根本无目可查的大量未刊资料。不要说竭泽而渔,连边际究竟何在也难以捉摸把握。

迫于史料繁多,研究者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进行专门研究,内容日趋精细。然而史料并不按此设列,此举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事,难免以偏概全。其次,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研究一个题目,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拿捏。在这种困惑之下,伴随着西风东渐,则又加以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和解释框架条理中国材料。如此之法,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这样做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成了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外来的道理,徒为西方价值的普适性作注脚。然而,到今天,即使在大力强调“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学术领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现象仍然方兴未艾,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或对话。考之“欧美的中国研究,面向中国的实事,却处于本国学术的边缘,必须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观念方法,才能取得与主流对话的资格。而其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及观念架构,并非因缘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读中国,往往似是而非。”欧美的主流学术固然乐见自己的理论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其边缘学科也借由运用这样的观念架构研治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而获得主流学术认可的资格,并且凭借西风弥漫的优势,取得引领各国学术时趋的地位,所牺牲的,恰好是作为检验标准的中国文献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其实,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就像拿着一个探照灯照过来,只是从他们的理念和感觉出发,看到其能看到的有限的范围,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即使柯文从中国发现的历史也仍然是带着深深的西方烙印,并且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而立论的。

如作者所言,依据今日的现状,西人的各种架构解释显然不能完全合于中国,而今日国人所具有的知识,经过晚清以来的几番改造,离域外中国研究的架构解释日近,距事实真相渐远。以这样的知识为认识前提,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必沦于无能力理解本国历史文化,或是即便有所解释也不过附庸的地步。然而,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不仅古今一脉相承,而且思想学术曾达到很高的水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可能是为外国的理论而存在。另一方面,“清季以来,受近代西洋为学术而学术的影响,治学提倡客观中立。诚然,学术研究若不能约束抑制感情,难免陷于主观偏蔽。”善于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主观。可是此说具体到研究中国,却有为效法西人立说者辩解之嫌。“学无国界,不宜理解为将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仅仅视为客观对象,如此,则中国学人治中国学问与外国学人治中国学问岂非毫无分别?如果不能为文化所化,安身立命于其中,如何能够了解体味一种文化的精髓?”

简单地以外部产生的理论来条理中国史实,就是把历史过程当成了一个完全的客体,使之成为几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冷冰冰的被上了某种发条的历史。如果研究者与所研究的对象毫无精神层面的关系,安能真正体味和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更谈不上陈寅恪说的“同情之了解”与“不得不如是”。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架构,都有主观的想象和嫁接,而有许多行为或事实,未必都符合理论或规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或者说人的灵性所致,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恰恰缺乏对人的灵性的研究。相对于历史的复杂性,现有的理论或解释框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自创的,显然远远不够。对于研究者而言,悟性,即对历史的感悟远大于对任何理论的需要。理论在短时间可以掌握,也可以套用,但悟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且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对于史学研究,一般人往往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如果对历史没有感觉,则很难做到与前人对话,只能妄加臆测。实际上,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一种对材料的感觉。另者,套用任何理论,都会忽略大量的史实,并且不能揭示史事之间本有的盘根错节的联系。

既然如此,面对浩瀚无边的近代史资料,研究者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再现历史的本相呢?作者认为,经过读书阶段以后,应该以世界眼光重新运用中国传统治学的“长编考异之法”,它是“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其本意是将同事各说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诸异。因为史料之于史事,往往为残篇断简,有时各说相互排斥,或间有异同,而难以其中一说否定其余。于是只能权衡前后左右,选取相对较能贯通而近情理者立说,而将其他各说依近真度存列。”善用此法可以打通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具体与贯通的关系。

然而,史料“长编”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作者看来,至少要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判断和方向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有成果。为此,要善于对旧材料和新材料进行综合运用,起码要了解旧材料,否则新材料也难以安置妥当。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是,后人对此说多有误解,从而使治学变成一味地寻找新材料。其实,他们这样说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已经熟悉了旧材料。新旧本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不了解原有之材料,又怎能够发现和判定新材料呢?除非是以旧为新。

材料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研究者应以平等开放的眼光视之,不能厚此薄彼。被认为重要可靠的材料,往往隐藏着故作的玄机;而不经意的材料则常常更加近真;变换视角,伪材料也可见真历史。史学界似特别重视日记的史料价值,各种各样的解密大都以此为据,专书不断涌现。而作者提醒说:“从日记内外看历史乃至看日记: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为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地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记日记者都不可能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写的,他们心中往往有不同的阅读对象,即使不是为了当世示人,也是为了后世示人。他们时刻不会忘记的,是呈现一个怎样的自我,而很多时候又是理想的自我。大凡日记中所高唱者,恰恰为其实际所不能为者。一些日记作者远比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高明:如果不来点真的,记一些鸡毛蒜皮的缺点或恶习,何以取信于人?所以,有时候,日记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为何这样记。若是以日记为史料,一是要揭示日记作者的各种未曾示人的隐秘心态;二是要从日记之外来解读日记所记,不能仅仅以日记所记为依归。

档案也是以往史学界特别看重的资料类型。不少人甚至把有无档案看作一种学术成果的优劣标准,大有“档案之外无历史”之声势。诚然,档案对于研究某些史事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仅仅依靠档案,不仅无法认识历史的全貌,而且对于理解档案本身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有时仅用档案千回百折依然只能隔靴搔痒的人与事,在其他类型的资料当中早有明确记录,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势必事倍功半。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阅读其他资料有助于解读档案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从而将档案放在适当的位置,起到成活一片的作用。”

的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些被视为至宝的档案,早已天下皆知。晚清民国时期,大量的政府文书、法规章程、会议内容、政党主张、中外关系、个人事略乃至友人通信,都刊登在各种类型的报刊之中。近代史料之多,很大程度上就多在报刊上。相对于报刊,档案毕竟还是量少,且问题集中,容易把握,这也可能是一些人高度重视档案的聪明之举。至今,报刊对于近代史研究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许应该首先去查看同时代的报刊,再去蹲档案馆,可能更为聪明,到头来也不必再以笨功夫自嘲。曾听一位学界耆宿谈到,一度费时费力托人情找关系弄到的档案,最后发现报刊上都有,岂不令人自我愤怒?

一方面,能否发现新材料,确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另一方面,若依靠掌握材料的不对等地位,甚至垄断材料,来炫耀高人一等,则不免格局太小。偏狭之心怎能做出大学问?事实上,各种类型的材料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可以展现不同的历史,亦可以共证同一历史本事。即使最直接最核心的材料,也不能见之即言,而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材料互证。在很多情况下,按时空顺序排列各类材料,研究者无须多言,史事的本相自可跃然纸上,且可使不同的读者领会其中不同的天理人情。不过,已习惯了长篇大“论”的人显然难知就里,反而可能责之为研究性不足。

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胡适也讲,“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但是,揭示前人的原意和史事的本相,有一分材料,还不能说一分话,而要有“三分证据”、“十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其实,若能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呈现多种史料之下的史事,则可能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超越所有的具体史料而呈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完全复原,所能留下来的史料,相对于历史的客体,不过九牛一毛。从这一点上说,大部分实际发生的历史还都在史料之外。如何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更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书比较强调中国传统的治学之法,但并不是歧视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的所谓理论方法,主要不是提供学术的架构,便于任意取舍填充材料,而是运用于研究过程之中。一些佳作,或背后有中国与世界、国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等理念,与史实的爬梳求证密切配合;或跳出一般的分期分界,将同类事物的来龙去脉梳理贯通,展示其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高明者更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透视背后的因缘,揭示内在的联系,并由具体而一般,显示博通与精深的相辅相成。只是这样的具体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叙事框架的深浅高下,不能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外国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不但要懂,而且要化为自己实际的思维理路和问题意识,隐藏在具体研究的背后,而不是在前台指手画脚。近代史研究的至高境界似应是:化古而不见古,融西而不见西,鉴今而不言今。

三、结语

治学应该具备整体和贯通的眼光,正确处理材料与历史的关系,是该书所谈论的两个一般性问题。如果要了解较为具体的研究取径与方法,还需去细读该书。比如,书中提到的比较研究,颇值得注意。在作者看来,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乃是比较研究的正统。近代思想和历史,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欲探寻中外互动的复杂过程,须具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之眼光,注重彼此联系的具体证据,比较异同,并探寻其产生的原因;进而解释何以在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思想、观念或学说,进入另一文化系统时会按一定的方向或形态发生变异;而这样的变异除了引入者的个人性格、观念、态度的差异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统本身的差别。比较研究不仅要发现异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变异何以会发生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所引起的变异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统的哪些差异导致这些变异并决定其样貌。其实,此法也可用于传统和近代关系的研究。近代中国对于传统,既有承续和沿袭,又有转化和变革。此间,所发生的知识、观念和制度转型,传统因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欲知“古今”,亦须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据,探寻彼此的联系与异同,并揭示何以有的式微、有的复兴、有的则以新的形式潜伏,各种变化是缘于外部的“刺激”还是本身的活力和固有的发展趋势。

大体而言,该书所推崇的治学的一种基本路径是“先因而后创”,接着做而不是倒着讲、对着干。为此,就要先承接前人已有。前贤论述近代学术思想的著述,既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个人对相关历史的看法。尽可能多角度地了解前贤关于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见仁见智,穷尽所用方法之效,然后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所创获;也只有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才能实现学脉的延续与开新。或许正因为如此,作者“执教至今,一直开设近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课程”,提供“大范围的参考书目”,推动学生实现必需的主动转型,通过读书、问学和讨论,逐渐使学生形成自己对于历史和学问的看法。关于此点,作者已组织编辑出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和《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初学者不必聆听课程,亦可解决找书难和不会找的问题,并可据此学习揣摩作者指示的治学门径。

作者还明确表示,该书不是“专讲史法”,呈现的是“治学心得”。那么“得”从何处来?如果仅仅阅读该书,显然不能知其所由。要知更为具体的“门径与取法”,还要读作者的专门研究之书,比如《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毋庸讳言,作者早年的著述未必都符合该书所显示的门径与取法。但是,治学之初,作者就站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高位上,则是毋庸置疑的。结合这些具体而通达的研究,才能理解“治学心得”的路程,才能使对该书所讲方法的理解落到实处。当然,这些书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看不懂。为此,也可把作者所讲的读书之法运用于读作者之书:先逆流而上,再顺流而下,各种问题大概迎刃而解。有心者,还可更进一步:把作者学术作品中所有引注的文献统统细读,反复琢磨何以从中成文成书,则可自然领会该书所讲的门径与取法,并可感知作者具体和专门研究背后的广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