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how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and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ctually do not contradic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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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

马勇

来源:《团结报》2015年10月1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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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史学界来说,“现代化叙事”既旧且新。旧,是说这个模式发生很早,与“革命叙事”几乎同时;新,是说这个模式在过去二十几年对近代史研究形成很大冲击。近代中国许多主题,都在现代化模式冲击下重新思索表达方式。原先的革命叙事面临挑战。

 

民族主义叙事的发生

 

就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而言,如果从学术史层面讨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是对立的两极,更不会视若仇雠。近代中国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西方因素,而在诸多西方因素中,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早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叙事当然有其正当性。

 

革命叙事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近代史叙事模式,如果不是后来改革开放,与外部接触交流,我们在内部用革命叙事自说自话,毫无问题。但是,当国门重开,当我们知道外部世界关于近代中国的讨论后,革命叙事就显出其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用革命叙事与境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更不要说来自西方的学者了。革命叙事强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无论我们怎样用力解释,西方学者都很难理解我们的意思。原本用来交流的工具(话语体系),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

所谓革命叙事,所谓现代化叙事,其实都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种观察,一种描述,这种观察、描述,只是为了帮助读者建立对这段历史的真切认识。工具只是一种帮助认识的手段,工具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从中国革命视角看,革命叙事在很长时期确实具有现实意义,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义愤,促进了革命的发生。

 

但是,历史学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现实政治,历史学说到底是要认识历史真相,并启发人们往前走。近代中国问题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化的刺激,中国自身有了现代化的需求、冲动。

 

近代中国,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次转型不同于过往两千年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在改朝换代体制下,中国人对前朝历史的认识,一般说来都比较宽容,后代总是尽量从前朝的教训中汲取力量,并不总是以妖魔化的眼光打量前朝,挑剔前朝。如“过秦论”的意义并不是苛刻分析秦王朝,而是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寻找更好的统治方略。常态的王朝叙事基本上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今天去看明清两朝对前代历史的处理,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明人对元朝,清人对明朝,不是贬低,而是从他们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不犯类似错误。

 

过去中国的历史研究中王朝叙事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修史传统,在史观上并没有很大变化,基本上都是记录一个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四部曲。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今天我们去描述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很难再用兴盛衰亡四个字去表达。我们今天可以去编清史、民国史,但我们已很难用王朝史框架去书写这段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学在二十世纪初年发生了一场革命,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取代了王朝叙事。这就是章太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倡导的新史学。

 

新史学受到东西方近代史学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历史学的进步具有革命性意义,促进了中国政治史研究范式变革。同时,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随着世界范围民族主义崛起,中国民族主义也在迅猛发展,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叙事自然而然发生。革命、民族、变革,构成了新史学发生后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形态。

 

以民族主义为基本线索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外部入侵。这种叙事讲述的是有外部入侵,就有内部反抗。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与历史叙事,不论是孙中山、章太炎,还是梁启超,他们所讲述的大致都蕴含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者,不仅将民族主义叙事用于中国与东西方各国关系,而且用于中国内部,视驱逐鞑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种族革命。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变动预留了巨大空间。

 

与民族主义叙事建构差不多同时,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社会性质重新认识。与民族主义叙事来自外部的启迪一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重新认识,一方面因为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来自苏联、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如果仔细阅读王国维、郭沫若对中国古典社会性质的讨论,再阅读陶希圣、周佛海、严灵峰、李季等左中右各色人等的讨论,就可以比较明白得看到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关系中国革命道路与前途。从帝国主义入侵,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一个全新的“革命叙事”在1930年代初期实际上已呼之欲出。这个叙事,不仅糅合了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而且广泛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就是郭沫若、陶希圣、吕振羽。

 

革命叙事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需求,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入侵、封建主义压迫,是那时进步知识人对中国问题的共识。当然,革命叙事只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一个方面,毕竟西方因素的注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动,以西方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也随着西方因素的进入而发生。革命叙事只讲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面向,现代化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描述了中国面对西方所生发的回应。这两种叙事模式都发生在1930年代并不是偶然,除了知识储备,对域外知识界的认知,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需求。生动火热的社会生活需要理论指导,这两种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思维模式应运而生。

 

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历史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致力于现代民族国家重建。老一代旧学者如章太炎,新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钱穆、傅斯年,他们都在九一八事变后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为抗战寻找历史资源,为民族复兴寻找历史依据。熊十力以哲学家的眼光叙述中华民族形成史,钱穆以大历史学家风范重构中国历史叙事,至于章太炎、傅斯年,不论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怎样不一致,但他们都在论证,从中国史观点看,中国不会亡,东北不会亡,中国不会败给东邻蕞尔岛国日本。

 

民族主义话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颖,也比较有用的解释体系。这些解释是对过去话语的颠覆,但显得更合乎历史,合乎逻辑。比如,章太炎在早期革命生涯中,从来是一个坚定的排满主义者,竭力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章太炎,以及那一拨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者、排满主义者,均转型为“大中华主义”者。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是中国历史翻转的契机。民族危机促成了国内政治势力大联合,也促使知识界重新思索民族国家的意义。如果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国家叙事强调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解放的话,那么九一八后知识界不自觉地将民族主义叙事作了转换,不再强调五族或多族,而是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顾颉刚、傅斯年等新锐史学家那里最为明显。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发生

 

卢沟桥事变后,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有新的发展。1938年,美国新史学传人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从中国现代化视角重新建构了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这部著作没有延续民族主义史学叙事的悲情,而是从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中国的反应以及反应中的问题入手,检讨中国在过往一百年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利弊得失。这是一部近代史的经典,其学术思想主旨曾深刻影响过费正清。蒋廷黻这部小书给我们这一代学者以相当深刻的刺激。

 

与其他近代史著作相似,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开篇也是鸦片战争。只是他不再以悲情述说这个故事,而是从西方因素进入和中国的回应,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等方面入手,回答诸如中国为什么从一个世界大国、东亚盟主沦落;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其经济最强盛的时候进入世界,发生产业革命,引领世界近代,甚至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在与英国交涉中,有哪些做的不错,有哪些值得反思;拿林则徐与琦善进行比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中英关系的处理,各有怎样的问题。凡此,都是近代史一直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蒋廷黻从现代化史视角给出很不一样的答案,令人深思。

 

蒋廷黻对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反省是全面的,他的研究正如他所信奉的新史学那样,是以历史研究介入政治、社会生活,推动历史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才能得出后来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解,即历史学家此时此刻为什么关切这个而不是那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解释。

 

对于鸦片战争,蒋廷黻对满洲统治者、林则徐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归结起来,就是满洲人的颟顸、不知世界大势,长时期沉迷于想象的天朝盛世迷梦中。尤其令蒋廷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朝统治者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是知耻而后勇,急起直追,而是迅即回到农业文明的宁静,让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但并没有换来及时变革。又过了二十年,中国再次被打败,方才警醒,开始变革,踏上现代化道路。蒋廷黻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局势的分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分析,对自强运动开启、进程及问题的解释,均使后来研究者有所参照,有了从现代化视角进行讨论的话题。

 

蒋廷黻对于现实政治有浓厚兴致,这也是他信奉新史学的一个特征。他后来没有延续这个讨论继续从事近代史研究,而是在民族危机、大战当前的关头,为国家从事外交,从事政治去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使然,对学术是损失,对国家则不能不如此。

 

但是蒋廷黻已经深刻影响了一批年轻学者并培养了一批学生,所以尽管蒋廷黻从政去了,但他的学术班底还在,尤其是清华历史系。

 

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重大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清华学者。在后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讨论中,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学者依然担负着重要角色。受蒋廷黻影响的这批学生不是到了北大,就是到了近代史所,到了革命叙事大本营,到了革命叙事主帅范文澜手下。比如1950年代史学界最热闹的“五朵金花”讨论,尤其是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究其本质,依然是在延续现代化叙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那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就能感觉到,最有分量的文章,差不多都在延续蒋廷黻的学术精神,都与清华历史学派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在评述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时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可能是个假问题,但当年的研究却具有真学术。其实,如果放开历史大视野,从全球史角度分析,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仅有真学术,也是真问题。这个问题的关切,就是中国现代化起点究竟在哪里。

 

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史叙事,主要想解释中国与西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近代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蒋廷黻没有将西方因素完全负面化,但近代中国毕竟面临民族危机困扰,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使中国人无法平心静气讨论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是中共到达延安后,那儿的思想家不能不仔细思考究竟应该怎样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于是有毛泽东——范文澜的革命叙事。

 

范文澜是章太炎再传弟子,是黄侃的大弟子,北大史学门高材生,旧学功底深厚。我们读他在延安关于经学史的演讲记录,可以深切体会其学术广博与深入。他对古代中国,对文论,对学术史、社会史,都有很好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范文澜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章黄门下”很值得讨论的一个趋势。

 

很好的理论素养,扎实的学术底蕴,崇高的使命感,使范文澜成为延安新史学的台柱子,也使他有可能对中国历史给出一个全新解读。范文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创,但他确实是一个主要的担当者。对于古代中国,范文澜认为是“封建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范文澜认定“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简单句式,概括了全部中国历史。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如此概括力的学者并不是很多。

 

范文澜的学术根基、研究兴致在古代中国,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是那个时代最有观点的古代史,与同时代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具有不相上下的影响力。

 

中国近代史并不是范文澜关注的重点,更非其兴趣所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主要还是服从于革命需要,是为革命作学问。这一方面决定了范文澜近代史著述具有鲜明的党性、革命性,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表明范著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论辩色彩,他要在这部著作中与过去形形色色的近代史言说辩论。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范文澜在这部著作中明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两半”说法不是范文澜最先提出,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用于近代百年史研究,并给予细致论证,大致自洽的,还是范文澜。

 

范文澜近代史写作在蒋廷黻之后,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原为其规划中的《中国通史简编》下册,抗战中晚期完成于延安,初版于1946年。范文澜广泛阅读了之前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并对时贤前人的成果有很好的吸收。范文澜初期近代史写作主要贡献不在史料拓展,而在其写作是“有思想的史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这种鲜明,主要来自对既往成果的批判,所以我们对照阅读范文澜、蒋廷黻两家近代史,可以看出范文澜对蒋廷黻的继承,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不是鹦鹉学舌,而是批判,是对蒋廷黻观点的矫正。比如在谈到鸦片战争时,蒋廷黻以为是中英贸易失衡导致了这场战争,是林则徐不明世界大势鲁莽处理选择了战争,清廷选派琦善取代林则徐处理中英冲突,签订南京条约,结束战争,开启中国历史新篇章。

 

虽然蒋廷黻的解读逻辑自洽,也合乎历史事实,但在范文澜看来则不然。范文澜在近代史开篇,认定英国人的鸦片贸易就是罪恶,是对中国的侵略;林则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奋起反抗;琦善是投降主义者,是将中国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罪人。

 

不仅在鸦片战争解读上,即便对此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以及对曾国藩、洪秀全、李鸿章等一系列近代人物,范文澜对蒋廷黻的看法没有任何认同,几乎全部处于对立状态。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史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情形。

 

范文澜近代史研究具有极强原创性,通过他的努力,“革命叙事”方才获得学理支持。此后的近代史研究,不论怎样翻新,在根本理念没有获得突破情形下,大陆近代史学界不可能突破范文澜的设定。直至今天,我们从大学至中学的近代史教材,社会层面的一般近代史读物,不论其叙事如何精致、不一样,但在理念上,并没有突破范文澜划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疆界。

 

1949年后,范文澜接受委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继续近代史研究,但我们看到在范文澜最后二十年,他个人并没有在近代史上继续用功,他的兴致仍然在古代史,并与学生接力发奋完成影响深远的《中国通史》,完整改写了中国历史叙事。近代史所几代学者也都在范文澜划定的框架内工作,在近代史叙事模式上,长时期复述范文澜的研究。

 

在范文澜之后,真正对革命叙事有补正、完善之功的,无疑属于胡绳。相对于范文澜,胡绳属于更年轻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于1947年,所讨论问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时段与范文澜近代史相当,但仅比范著晚了一两年。

 

胡绳在这部书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与范文澜,甚至与蒋廷黻都相近,但胡绳的看法比范文澜更尖锐。胡绳认为近代中国主要问题确实来源于西方,尤其来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至于国内,胡绳不仅批判满洲统治者,而且批判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甚至对于买办阶级、地主阶级,胡绳都给予严厉批判。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近代史研究经典,至今依然有其生命力。胡绳的研究与叙事,使近代史研究多样化,让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真正开始平分秋色。近代史所几位前辈刘大年、黎澍、李新,他们在改革开放前的学术成就,差不多都在著述范文澜、胡绳,直至晚年,他们方才对先前的学术进行反思。

 

以包容的眼光看待两种叙事模式

 

革命叙事本来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研究模式,但在“文革”及之前被教条主义处理,直至改革开放,近代史学者重新思索这些问题,方才有所调整,即便是革命叙事建构者、维护者,除了范文澜已去世,其他的人,包括胡绳、刘大年、黎澍、李新,都对先前的研究模式有所反思。像黎澍、李新,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推手,成为思想界的旗帜。

 

从学术史观点看,最早对革命叙事进行反思并重建近代史叙事模式的学者有汪熙、李时岳、陈旭麓等。几乎与十一届三全会同时,汪熙1979年初发表极具分量的长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这篇文章一反1949年以来对近代中国的看法,从现代化视角重新估量洋务运动、官督商办,重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由此开启近代史研究新篇章。其意义,见于黎澍稍后发表的《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

 

黎澍是史学界领军人物,文革初,与刘大年一起被《人民日报》大批判文章暗示为史学界“东霸天”、“西霸天”,他的看法自然对史学家解放思想起到很大作用。

 

陈旭麓是黎澍的朋友,观点相近。陈旭麓是有思想的大学者,在近代史学界最先提出在革命叙事之外,还应注意现代化叙事。陈旭麓据此发表关于近代史发展线索的长文,并向学术界隆重推介蒋廷黻其人其文,让近代中国历史叙事重新多元化。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事情,但在1980年代乍暖还寒的时候,格外需要智慧、学识与勇气。

 

与陈旭麓在上海重新思索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同时,李时岳也在思考这样严肃的主题,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能否调整,能否重构,能否更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在1980年代初期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系统清理过去几十年非历史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误读,试图通过重新评价近代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去重建一个更合乎历史真实的近代中国叙事。按照李时岳看法,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走出封建主义,走出中世纪;而走出封建主义、中世纪,就是要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给予尊重。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陈旭麓、李时岳、黎澍等看来,就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发生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时岳是北大历史系邵循正先生的入室弟子;而邵循正出身于清华历史系,是蒋廷黻的弟子。李时岳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视角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接续了久已失踪的蒋廷黻学术。

 

1980年代近代史学界思想活跃,革命叙事并没有受到现代化叙事的影响而式微。相反,由于有了比较、交锋,革命叙事在那时依然深刻影响着学术界。

 

革命叙事继续发生作用,而现代化叙事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捧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的学者,差不多都受到罗荣渠、章开沅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也都曾读过翻译过来的一些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这些研究在稍后深刻影响了学术界大佬。这些大佬毕竟都是具有极高的思想境界,服从于真理,尽管在极端年代有过失误。但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他们并不故步自封,拒斥新思想。比如刘大年,他给学术界的印象似乎很守旧,很传统,是革命叙事的维持者。这其实只是刘大年学术的一个方面,如果仔细阅读刘大年晚年论说,就会发现刘大年晚年有很多极具价值的思索。他晚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中国近代化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他说: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这个大题目面前,人们有充分理由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从近代历史的种种来看,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那些联系尽管物质的文化的具备,却从来不曾引起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进入近代,情形彻底改变了。中国被卷进到了世界,特别是世界东方矛盾的漩涡里面,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世界上的强国把他们的力量伸进到了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世界,中国近代究竟是由谁在那里起主导作用呢?我想我们不能回避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由此引申,刘大年不能不对既有的革命叙事进行反省,有节制的容纳了现代化史的研究。他指出,近代世界的特点不是别的,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在的必然趋势,外部世界与中国社会的这个趋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急剧演变,处处显示出近代工业生产的影响。所谓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在当今世界上自荣自立的问题。因此,刘大年坚信,中国近代化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研究的核心或重点。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提出其他重点。不过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不会与近代化这个核心问题不发生联系。

 

按照刘大年的看法,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颠覆革命叙事,更没有必要视现代化叙事为洪水猛兽,相反,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可以并存不悖,互为补充,两种范式目的都是为了历史研究更接近真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这种现代化与革命结合的“双重叙事”,显然是对范文澜、胡绳以来单一革命叙事的调整、补充,是对学术新成果的接纳。

 

与刘大年的情形类似,胡绳晚年也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应该如何表述,如何研究。他认为,以现代化叙事重新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长时期流行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尊,具有孤单感,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革命叙事理论自洽讲出了一番道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现代化叙事应该汲取革命叙事的教训,凡事不必极端化,温情、敬意、中庸、容忍,摈弃革命叙事的极端、武断,都应成为现代化叙事坚守的原则。

 

晚年胡绳指出,过去很多年无条件颂扬革命,贬低改良,可能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不符合历史,是非历史主义。因为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从未绝迹,甚至可以说改良主义是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清政府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维新派提出的改良主义变革方案,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复兴农村等,几乎贯穿近代中国全部历史进程。这都是改良主义,不是革命。这是近代中国的主流,值得同情。改良主义的愿望是善良的,动机是单纯的,只是由于历史机遇,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不仅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甚至清政府主导的改革也无法成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生是因为他看到清政府“自改革”已毫无希望;中共走上革命也是因为国民党不改革,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在胡绳看来,革命发生与改良发生,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强加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告别”或者欢迎。

 

1995年底,胡绳在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新版写序时指出,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以现代化为主题重写近代史的成功作品,但他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是可行的。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叙述近代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在刘大年、胡绳看来,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都是探究、表达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