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an Maowei (钱茂伟) on the native character of Chinese publ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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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钱茂伟

来源:公众史学综合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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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中国的公众史学是从美国公共史学那儿引进来的。有学者以为,当下中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存在一个“public history”如何中国化问题。2014年3月的美国公共史学年会,甚至抛出一个话题“中国有可能有公共史学吗”。有记者就问我,兴起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公众史学”在引进我国之后,目前的学科建设状况如何?在引进的过程中,学界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实现其“本土化”发展呢?这些提法不一定吻合中国当下的现实意境。我们发现,中国人理解的“公众史学”内涵与美国的“公共史学”的内涵很不相同。[1]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

史学要为社会大众服务,这是中美史学共同的宗旨,但因为国家形态不同,文化、史学传统不同,想象的方式也不同。美国选择了公共史学,而中国选择了应用史学与通俗史学。

“公共史学”是美国学人在1978年发明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是公共史学的摇篮。1978年,罗伯特·凯利教授(Robert Kelly)撰写了《关于公众史学的起源、本质与发展》一文,标志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在美国创立。[2]美国的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3]这是近年来多数中国学人对美国公共史学内容的理解所在。学人也有不同的理解,称其内部主要有三派:一是历史题材创作,二是应用历史学,三是写人民史。有鉴于此,王渊明教授主张将public 理解为公众、大众。[4]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美国的“公共史学”译为“公众史学”更合适。1982年,罗荣渠在《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5]一文简要提及了公共史学。1989年,王渊明发表系统的《美国的公共史学》[6]。1990年,留美历史学者游恒发表《公共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7]。2001年,杨祥银发表《美国公共历史学综述》[8]。只是,他们仅是研究介绍而已,自己没有付诸实践,从而也没有在中国落地。

中国史学服务大众,始于应用史学与通俗史学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通俗史学颇盛。中国的史学有着近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史学资源更为丰富。宋以后,讲史与通俗演义写作繁荣。通俗史学可以理解为史学传播的民间化。中国史学史研究圈中,白寿彝教授、吴泽教授、瞿林东教授等均关注了通俗史学研究。另一方面,以蒋大椿为代表的学院派学者主张在基础史学之外另提“应用史学”[9],服务于现实社会。为此,部分历史系增设了文博、档案、旅游、文化产业等新专业,以求培养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才。可惜,中国应用史学的发展并不理想。[10]

二、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

1987年,朱孝远教授将“public history”译为“大众史学”[11]。1989年,罗义教授首次借用“大众史学”,指涉“通俗史学”现象。进入90年代后期,李小树从史学的大众化角度,对从古到今的中国通俗史学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研究[12]。他的系列论文虽然在大的框架上没有突破,但在具体内容上深化了。他将明清演义之前的通俗史学形态,集中概括为讲史活动。明清时期,通俗史学的局面“形成文字著述与口头讲述并行的局面,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由宋元时期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3]。李小树教授的通俗史学研究触及了“大众史学”,我非常盼望他能出一部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专著,可惜他没有这么做,仅将相关成果编入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中华史学三千年史》[14]。代继华教授理解的“大众史学”,也近于“通俗史学”,他称:“大众史学的精髓就在于尊重普通人、尊重普通事物和迎合普通人的脾胃。那普通人的史学要求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轻松愉快的过程了解一些有助于判断现实问题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注重历史知识的实用价值就是大众史学的重中之重。”[15]这样的概念替换,正反映着中美史学的兼容性。

三、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

近二十年,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在大陆与台湾发展昌盛[16],历史影视剧繁荣,专家讲史盛行于各地电视台与大会场,图像史学丰富。源于西方的口述史学,早在60年代即进入台湾,80年代进入大陆。2011年,唐建光从民间历史切入,关注公众眼中的大历史,编辑了《先锋国家历史》(后改名《看历史》)。又编辑了电子刊物《我们的历史》,关注了公众公众史,近来倡导“我的历史”写作,号召大家做个人史、家族史写作。21世纪初,因网络而崛起一批民间历史写手,网络历史创作繁荣。[17]李远江倡导了中学生写史活动,目前已连续办了5届。中国不少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文化遗产学专业、档案学专业。这些均属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与公众史学相关的史学实践活动,只是这些内容分布在历史学及图书档案学中而已。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的周梁楷教授关注了影视史学研究,2003年以后关注了大众史学。不过,周先生是将影视史学与大众史学当作并立的分支学科来看的。周教授理解的大众史学,重点关注的是民间历史书写。台湾大众史学的兴起,有一个独特的背景。1987年戒严令解除之后,台湾的民间社会展现出一股新气象,台湾主体性议题与行动在各地蔓延开来。1994年,文化建设委员会大力推行“社区总体营造”运动。1998年,台湾社区营造学会曾和台湾省政府文化处合作推动“大家来写村史”。从此,相关的社区史、村史纷纷出版,成为现代民间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周梁楷扩充“公共史学”内涵成“大众史学”的背景所在。只是,2004年以后,我们未见他进一步对大众史学做出更深层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建构。

2004年,香港开始公众史学建设。梁元生教授将“公众史学”定义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应用的历史”、“公众的/人民的历史”和“公共事务及全体利益的历史”[18]。这三大内容,体现了美国公共史学的核心精神。由此可知,香港的公众史学建设更多地走了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自己独特的东西不多。

大陆也逐步关注公众史学建设。一直关注西方史学发展的张广智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注到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将之介绍给国内学界。不过,他仅仅将影视史学、口述史学当作历史学新兴的偏重大众史学的分支学科来介绍,尚未想到可以借鉴美国的公共史学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学科,这个任务落到了更年轻的学人上。2008年,姚霏、苏智良两位教授开始思考借用公共史学改革中国高校历史学及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最后指出:“公共历史学能否发展,取决于史学界能否认同其学科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民社会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公共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问题。”[19]其他几位学人也关注了公共史学对历史学教育的改革启示。[20]陈新教授熟悉西方历史认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2007年开始,他预测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公众史学研究也可能在中国兴起。[21]2012年,他明确提出中国公众史学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建设理念,为此作了较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为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者之一。陈仲丹、徐善伟、赵冬梅、祝宏俊教授的文章,讨论了公共史学概念与学科定位、在中国的可行性、专家史家参与通俗讲史角色、公共史学的公共性诸问题。[22]此外,王希、孟钟捷、李娜、张文涛等教授从欧美国家公众史学研究入手,提供了可供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参考的他山之石,也涉及了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问题。[23]

四、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

21世纪开始,中国学人循名责实,开始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研究,对多数人来说仍是客串,固有的外国史研究者身份、专业研究者身份使他们不敢再往前跨一步。最终,完成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任务落到了中国史学者身上。

中国的公众史学,有自己的渊源与实践基础。中国的公众史学来源,远的可以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寻找。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线索,一是史学的通俗化,二是史学的民间化。自宋以后,随着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史学出现通俗传播现象。[24]这主要是国家大历史的通俗传播,涉及了低层读书人参与大历史通俗读物写作与传播问题。宋代史学的另一大变化是出现了家谱与年谱。宋前的家谱属国家政治档案,宋后的家谱属民间历史档案。家谱这种体裁,有二大特点值得注意,从组织本位来说,它是家族史;从人为本位来说,它是民众史。它以宗族为单位,既突出宗族中的大人物,又不忘小人物,至少在谱系表中有其名字或简略介绍。中国的个人史,既有短篇的,也有长篇的。短篇个人史的间接源头是秦汉以来的传记传统,直接源头是唐宋以来诗文集中的个人传记写作,其中有不少普通人的传记,主要是名人的家族成员、低层读书人、宗教人士等。长篇个人史就是宋代出现的年谱,年谱开始用于名人的再研究,后来也直接用于名人个人史的书写。古代中国的传记是按体裁来分类的,不按传主的社会地位来划分的。上传的人都是名人,普通人难以上传,能上传的普通人数量也不多,这是古代传记关注的传主对象极限所在。

中国公众史学也有自己的实践基础,并不比美国落后多少。美国早在1978年已经有了“公共史学”的名称,他们发展了四十多年,在上百所高校中布下了点,而中国的公众史学才起步,于是乎有人觉得中国公众史学落后了,这个观念要重新检阅。从中国无“公众史学”之名上说,中国确实晚了近四十年;但如果从中国“公众史学”的内容来说,中国并没有那么落后。譬如美国公共史学中重要内容部分如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在中国早有成熟的考古学科与庞大的体系。再从公共史学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落后。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就声称要为人民服务,相当多的人文文化做法确实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如果通俗史学、传记学、家谱、中学生写史比赛、口述史学、影像史学、民间纪录片制作、百家讲坛、文化遗产、家庭档案这些东西可作为中国公众史学的内容来看,则这些项目在中国近四十年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世界各国来看,每个国家的公众史学发展状况并不统一。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之路,当然也会不同于外国,我们缺的是学科及名称。现在我们觉醒了,借鉴美国公共史学的名称与做法,将这些东西打包在一起,建构起一个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陈仲丹教授也说:“公共历史在中国从概念来说是新的,而就其方式而言是早已有之,只是未发展到今天社会所需要的产业化的规模。”[25]总之,中国无公众史学之名,但有公众史学之实。公众史学学科建构虽晚,但公众史学实践活动不晚。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西方舶来品”[26]。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我是从通俗史学研究入手的。作为治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熟悉宋以后的通俗史学发展问题。我关注通俗史学,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通俗史学研究热有关。[27]通俗史学是城市工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80年代市场经济的复兴、大众文化的兴起,让我们重新关注了通俗史学现象的研究。李小树教授将通俗史学活动称为“史学的大众化”,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史学由庙堂走向江湖。这属于大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史,但开了一个好的端倪。1998年,我与王东教授合作编纂《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28],初涉古代通俗史学研究,写成《由庙堂之高至江湖之远:史学在民间的传播》[29],阐述了我对通俗史学的看法。此书又涉地方志、家谱研究,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立看法。[30]

进入90年代中期,长篇传记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2000年,我关注到中国传记嬗变的研究,写成了《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此稿一直未刊,值2011年底才发表[31]。这篇文章较多地参考了朱文华《传记学通论》,梳理了我对中国传记发展的基本看法。2002年,适教育部课题指南中有中国通俗史学研究主题,于是我申报了“中国通俗史学研究”。未中,转而在浙江省社联立了项,这让我进一步关注到当代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尤其是通俗史学的最新形态——历史剧,发表了《论史学的普及化与娱乐化》[32]。

除了通俗史学、家谱、传记史学、历史剧研究,我进一步关注了中国国家理论研究。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的史学研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转而关注中国历史进程理论研究。自2001年2月起,在姜义华教授的指点下,我研究了中国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理论中,我特别关注到了西方世界提炼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野理论。我以此为指导,写成《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33]博士后报告。此后,我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中国国家形态嬗变历程,写成了《中国国家形态理论研究》书稿,在宁波大学开设了选修课程。我研究国家理论,是将之当作中观的中国历史理论来研究的。经此研究,让我确立了“大国家”视野,能站在较高位置上观察中国历代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发展过程,看什么东西都有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34]我用国家与社会二分理论重新观察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于梁启超的“君史”、“民史”理论有了神交之感,觉得梁氏的“君史”、“民史”说正是从国家与社会对应划分中提炼出来的史学理论,属史学形态嬗变研究。从“人为本位”的史学形态建构来说,这套理论抓住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本质属性。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书写对象的嬗变应是核心观察指标。“君史”则是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特征,而“民史”是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特征所在。“民史”对应“君史”,均是人,这对概念的提炼是十分到位的。如果从观察视野来说,是“史学的民间视野”对应“史学的国家视野”。2005年上半年,在台湾的东吴大学讲授“史学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课时,写出来《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35]。后又在钱穆故居管理处演讲,下半年提交华东师大“国际视野下的传统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中国史学发展道路有了宏观定位以后,哪些东西可归入国家史学范畴,哪些东西可归入民间史学范畴,我的心中越来越亮堂了。我计划出版的第二部论文集称为《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我先从宏观上思考了传统国家史学的发展轨迹及特征,写成《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36],提交2007年华东师大“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篇文章梳理了我理解的中国史学的国家史学特征及发展历程,指出了未来民间史学努力方向。考虑到传统国家史学阶段的内容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可以施展的专题研究空间并不大,而民间史学研究比较薄弱,且又是未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增长点,于是我决定先研究民间史学。不同于“君史”的成熟性,“民史”在中国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梁启超算起,也就一百多年。我在《史学通论》中专列《转型中的大历史书写》一章,梳理了中国史学由“小国家史书写”到“大国家史书写”的探索过程。[37]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由“君史”到“民史”的转型期,“民史”发展并不太理想,远未达到梁启超的设想,“民史”写法有点“混沌与困惑”[38]。何以不理想?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现代化的不成熟外,史学的学术化是一个关键障碍。20世纪以后,中国逐步进入科学研究时代,科学化成为史学的主流方式,出现职业史家群体,业余史家被边缘化,形成专业与业余对立的格局。分析史学成为主流,而传统的叙事史学成为边缘,学院史家只有历史研究概念,没有历史书写概念。用历史研究概念去理解民史、建构民史,至多只能生产出社会史、文化史,或者更超前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39],此所谓“书写”,仍是学术研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民史”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发展重点应是历史记录。在民史研究中,仅有历史研究是不够的,要更重视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必然是“小众之学”,只有历史书写才可以成为“大众之学”。“君史”只有史官、史家即可,学术史学只要专业史家即可,而“民史”则希望人人参与进来,人人都是史学家。所谓“人人都是史学家”,当然不是成为专业史家,而是指成为历史记录者。而且,不是写笼而统之的集体史,我更主张写个体史。在这些新理念的支配下,我决定在个人历史书写上下功夫。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借助“史学概论”课程,选择自传与家谱作为历史书写的实践项目,尝试着教学实践改革。之所以选择传记与家谱,与我熟悉传统史学有关。按章学诚的说法,国史、方志、家谱,是传统史学的三大基本板块。在研究过程中,我借鉴黄仁宇的“大历史”与“微历史”说法,作了内涵的改造,形成了“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二分概念。所谓小历史,就是民史。我改革了传统的家谱,主张编新家谱,后来形成“大家谱”与“小家谱”二分概念。[40]我将传统的宗谱称为“大家谱”,而将五代为宗的家谱称为“小家谱”。未来中国,小家谱编纂会成为主流。[41]2008年以来,一直在大学生中推动“小历史书写”理论与实践工作,编辑了电子刊物《小历史书写》30辑,完成近五百万字的自传、小家谱编纂。这样一来,我的重心转移到民间史学上来。在实践基础上,我形成了自己的小历史书写理论。2010年的北师大“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会议上,提交《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当我在史学史同行中讲“小历史书写”时,他们多数人连概念也没有。这篇文章,后来编入了《史学通论》第五章[42]。在接受《宁波晚报》记者采访时,我初步阐述了对小历史书写的看法[43],以便在社会中推广小历史书写。2011年北师大“201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更为系统的《小历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44]。小历史书写,是我在公众史学研究上的最大突破。前人偏重史学成果的传播,在这种模式下,公众是观众而已,仍是旁观者;我的突破在于将公众拉进来,鼓励他们参与历史写作,他们既可写大历史,也可写小历史。

2000年,我承担了《姚江书院派研究》,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实际是由邵廷采评传与姚江书院派研究两大块组成的。2004年下半年,我承担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遗民史家——谈迁传》。2006年4月,与柴伟梁合作的同名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我承担了“浙商名人研究丛书”的《一诺九鼎——朱葆三传》。2008年2月,与应芳舟合作的同名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又承担了鄞州区文化工程项目《王应麟评传》。2011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一书。同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应麟学术评传》。这5部传记的出版,让我关注到“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代表的当代传记史学研究。我指导研究生张昊远选择了《新时期传记史学形态的嬗变——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中心的考察》[45]作为毕业论文选题。2012年7月,参加上海大学“民国史家与史学”会议,我提交《中国传记史学研究:以民国为中心的考察》,梳理了我对中国传记史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会后,修订为《时代呼唤中国传记史学研究》[46]与《民国传记史学研究诸问题》。在传记研究过程中,我形成了群体与个体二分概念。

此外,2009年曾开设“历史与历史剧”公选课,编辑了一部《历史与历史剧》讲义初稿。至此,我的研究涉及了通俗史学、小历史书写(传记、家谱)、传记史学、当代历史剧等多个点的研究,又形成了系统的君史与民史理论,可以说公众史学体系建构呼之欲出了。

公众史学体系建构工作,因宁波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而得以付诸实践。2010年,宁波大学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批下来,增设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点。作为学科负责人,我有课程设置自主权。2012年6月,我利用课程自主权,设置了3门与公众史学相关的课程:公共史学、小历史书写、口述史学。到了7月初正式确定课程教学大纲时,觉得“小历史书写”可以并入“公共史学”。借鉴台湾学界习惯,称为“大众史学”,后为便于统一推广而改用“公众史学”。至此,我开始系统建构我理解的公众史学体系,写成了《重构公众史学体系》[47]。我的公众史学体系建构,较多地受到了周梁楷“大众史学”内涵界定的影响而有所拓展。有了公众史学理念,我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推广。2012年12月,我首次在宁波大学召开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再出发”的学术研讨会。所谓再出发,就是要求在学术清理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路径,就是要倡导大家改革传统史学研究模式,关注新兴的公众史学、传记史学研究,追求史学形态的嬗变。我的呼声受到了史学史研究同行的注意。[48]那段时间,我特别关注公众史学中的传记史学研究,提交了《关注当代中国公众个人史研究》,会后修订成《当代中国公众个人史的理论思考》、《当代中国公众个人史诸问题再思》两文。2013年8月完成的网络课程《史学通论》十讲[49],更为明确地用《人人可参与的公众史学》等四讲内容,凸显了公众史学的存在,以扩大公众史学在社会大众间的影响。在写讲稿的过程中,我形成了独到的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二分理论。[50]这套理论,让我充分注意到了历史书写的重要性,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历史书写。2013年5月重庆大学召开“公共史学研讨会”,我提交《公民史学的名称与内涵》,尝试着用更为激进的“公民史学”概念,有专家提出“公民史学”不妥,我决定退回到“公众史学”。会后,复加思考,修订为《中国公众史学诸问题再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公众史学内涵有自身的形成过程,有自己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活动,我们仅是借助美国公众史学术语,将当下中国这些民间史学活动概括为一个公众史学框架,即在几个小房间上面加了一个公共的屋顶,这个屋顶取名‘公众史学’而已。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来说,美国的公众史学是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而不是如何将它移植到中国、积极推广应用问题。”此后,撰成《公众史学视野下个人史书写》[51]、《民史理论的嬗变与公众史学的建立》、《公众通俗写史初探》、《专家通俗讲史研究》等。2013年9月,汇集成《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2013年11月,参加苏州“全国公共史学会议”,提交《公众史学定义与学科框架》[52]。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口述史的理论思考,我尝试着从事口述史大型项目的实践工作。2012年6月出版的《史学通论》,曾设“人人来做口述史”,阐述自己的看法,但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2013年11月,承担宁波党史办项目“新中国宁波劳模口述采访”。至2014年5月,完成第一期48人的采访。在口述史实践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进行口述史的理论思考,完成《口述史采访理论新思考》,提交在杭州召开的“第18届全国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6月,又完成《口述史历史学意义的多维思考》。这二篇论文的完成,让我对口述史理论有了独到的理解,大大提升了口述史的中国化理论思考水平。4月,我接受宁波电视台科教频道邀请,录制了《明代宁波第一家族》,这是我走电视专家通俗讲史之路的开始。我想通过亲自走上电视讲台,体验专家讲史的意境与存在的问题。从播出实况来看,电视讲史还算成功,朋友们反映形象不错,声音宏亮,中气较足。目前该节目已经重播几次,说明我已经熟练掌握镜头前讲史的技巧了。

为了迎接2014年6月初的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我加强了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步伐。5月9日起,我决定建设中国公众史学网站,目标是建立一个公众史学信息库,方便公众史学学科建设、传播与推广。2004年时,我曾办了一个“方志论坛”的网站,一年之后没有续费,网站停办了。有鉴于此,纠结了一番。我想通过博客来推广,于是将我的新浪博客改名为“中国公众史学”。5月21日,参加完全国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后,下定决心办网站。5月23日,通过广东出格公司设计的中国公众史学网上线。因借用企业套版,不太理想,决定寻找别的路径。5月29日,经过艰难的摸索,通过9466网页助手亲自设计的中国公众史学网正式上线。这个网站的分类,完全是按照我设想的公众史学学科框架六大类设计的。另一件大事是考虑成立学会组织。有了学会,公众史学的发展才会走上组织化与学科化发展之路。二件大事准备好后,6月5-6日,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顺利在宁波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分场主题,完全是按我设计的公众史学学科框架展开讨论的。会上,张广智教授喊出“21世纪是公众史学的时代”[53],这极大地鼓励了与会人员,这句话也成了会议报道的主标题。[54]网站与会议的最大成就是宣传了我的公众史学学科框架建构理念。利用7-8月的暑假时间,我进一步梳理稿子,增加了《公众历史的影像再现》、《公众可触摸的历史》、《公众历史的档案遗存》、《公众社区史的重构》四章。至此,我完成了中国公众史学体系的建构工作。9-10月,进一步对全书相关内容作了整合。难度最大的是5-6二章,内容多,最后整合成二章。此后,又在不断修订之中。到2015年初,趁着寒假,又对全书的结构、标题名称作了调整,对文字作了润色,最终形成此书。

总之,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我们仅是从美国公共史学发展中得到灵感,借用其必须有统一的名称与学科化建设思维,将当代中国这些民间性、应用性史学现象建构为一个“中国公众史学”学科框架而已。这可以称为“外来文化刺激下的内在发酵”,这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工作。换言之,此前讲的都是单一分支学科,我现在要做的是将多个分支学科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新史学学科。


[1]其实,法国、英国、德国的公众史学也不同于美国。可见,美国模式公众史学只是众多模式之一。

[2]李娜:《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3]杨祥银:《美国公共史学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4]王渊明:《美国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5]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

[6]王渊明:《美国的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7]游恒:《公共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杨祥银:《美国公共历史学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9]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刘文瑞:《试论应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杜蒸民:《也谈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标准——与蒋大椿同志商榷》,《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