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 Xiujin (程秀金) on the pattern of rule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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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一)

程秀金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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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在美国学界兴起一种清史研究的新思潮——“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对于清朝解读和探讨尤其有别于传统见解。米华健(James A.Millward)认为,清代历史可以被置于三种历史轨道之中加以综合的分析认识。一种是令人熟知的中国王朝史,强调中国历朝历代处于郡县-府县体系治理之下的汉地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学术乃至其他层面的变迁连续性。另一种是最近出现的世界史视角,它将中国纳入一个主要通过海路凸显出广阔的全球联系,并在欧亚沿海推动环球贸易商品(包括白银)、技术、食用作物乃至某些思想之传播流动的世界体系之中来从事考察。但是米华健指出,无论明朝或清朝的情况,都不能用这个视角的观察而完全地反映出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清朝君主与欧洲统治者同样迅速地(或与后者相比更快地)以“现代”方式利用诸如现代制图学之类的后启蒙时代技术。

米华健以为有必要遵循第三种历史轨道,即从中央欧亚(再加上位于欧亚边缘的有着中央欧亚根源的那些农业帝国,包括中国与俄国)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下的帝国遗产角度去理解清朝。他指出,对于这一广阔地区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中央欧亚和欧亚边缘地带诸事件和诸趋势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而第三种历史轨道所产生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就是它消除了中央欧亚的自由的游牧政权,并将它们所领有的各族群并入新帝国(民族国家)之中。

米华健(James A.Millward)

综合西方学者在清朝如何平定和管辖新疆上的各种见解,大体上可以被归纳在两种帝国统治模式论,即内亚草原帝国模式(上文第三种历史轨道)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第二种历史轨道)中间来予以评述。

内亚草原帝国论

米华健曾归纳出包括清帝国在内的“内亚草原帝国”的时代特征:

1.大致从15世纪直至18世纪,类似于清帝国形成的进程出现在中央欧亚很多地区。在此期间,内亚游牧人群被重新合并到大帝国或有帝国抱负的政权中去,并最终“固定”在帝国(后来民族国家)疆域之内。

2.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着蒙古帝国的诸多遗产,尤其是在军事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等方面。

3.这些新政权与此时崛起的强有力的宗教派别如苏菲派或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

4.所有政权,以内亚仪式、军事和管辖组织和技术来尝试或达到统一草原和农耕地区,将农耕、筑城(甚至在草原筑城)和向农业经济的征税措施(成功或未成功)加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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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统治新疆方式

米华健认为,尽管清帝国对新疆的控制遵循了汉唐的某些先例,但还是令人联想起喀喇契丹(西辽)和其他游牧政权的做法。清以天山之北的准噶尔地区作为基地来统治塔里木绿洲。这不同于汉朝,甚至也不同于唐朝,后两者将新疆总部置于该地区东部。

表面上,特别是在他的最初几十年里,清帝国控制新疆的方法看来与准噶尔汗国、蒙兀儿汗国、喀喇汗王朝或曾控制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的其他任何北方游牧政权没有很大差异。就其后勤补给和官僚能力而言,清朝没有突破很久之前米尔扎·海答儿(Mīrzā Hardar)曾指出的环境限制:塔里木盆地绿洲不能支撑军队补给。因此清帝国驻扎四五万八旗军队(满洲人和蒙古人)在伊犁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地区,而在南疆城市只有象征性驻军。但不像前代做法,清帝国并没有在收获季节径直派骑兵前往绿洲地区收税,然后扬长而去,而是创立长期统治机构深入当地社会,根据被管辖的当地居民的不同类型和族属而建立起来的当地权威(突厥语定居民地区的伯克制,蒙古人地区的札萨克制和在吐鲁番和哈密的世袭王公制,汉人垦殖地区的汉人官员),都被置于军府管辖之下。新疆的突厥-蒙古高级官员和王公都与皇家保持着联系,通过被纳入官级品秩系列而象征性地加入清帝国征服精英行列,他们作为诸侯臣子叩谢皇恩浩荡。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代疆域全图

不过米华健也指出,将清统治新疆类比于此前游牧统治者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实际上清朝突破了此前的地缘政治僵局,即只能分别从中原、蒙古或西藏之中的一地去控制新疆的局面。这一王朝通过吸引或至少控制蒙古、准噶尔地区、青海或西藏而完全改变了上述形势。此外,不像征服大致地区的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清帝国并没有将内亚划分为各个封地,而是将源于汉地的管辖手段和清统治精英自己对于内亚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军事经验等诸因素组合起来,并由一个集权帝国加以统治。由此新疆在清统治之下不再是角逐各方的纵横捭阖的战场,而在单一权威之下享有一个世纪的稳定(除了一些间隔以外)。为了巩固在准噶尔和塔里木地区的统治,清朝发展通信和农业设施,将货币加以系统化,利用汉人(包括回族)对新疆部分地区移民开垦。王朝也收集和出版关于新疆各方面知识的书籍为帝国统治服务。在很多方面,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更类似于欧洲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而非匈奴、蒙古或准噶尔等早期内亚政权。

为了证明这一点,米华健进一步将清朝统治新疆的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模式加以比较,强调清朝对新疆没有采用汉式行省的管辖模式,而将其管辖和司法结构嵌入具有民族文化差异的地区中去。清帝国这一做法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在公文联系密集程度以及采集、分类、存档有关新臣民和新地区的各类知识,并将其用颜色划分等级方面,清朝又类似于当时的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尽管起初没有实行欧洲帝国主义式的教化使命。因此他认为,清帝国管理新疆与英属印度、俄属中亚的管治体制依赖多种管辖形式和当地人事制度类似,而且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清与欧洲体制的早期阶段,在有效性、施政利弊方面有什么区别。直到19世纪,欧洲帝国实施由工业支撑的教化使命政策,与清相比才开始有质的不同。清朝也有着类似的帝国工程,和各个欧洲帝国工程之间有着足够的相似性可加以比较。

欧洲人的向外扩张,其经济动机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清朝而言,米华健认为,并没有找到能够说明它的西进以掠夺自然资源和商业财富作为目标的证据。此外,为内地产品寻求市场也不是促使清帝国向新疆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清廷最感兴趣的是确保这一地区达到自给自足。不过,清廷的确主张将防线从陕甘地区向遥远的西北推进,因为这样就可以间接节约财政支出,赢得“前沿防卫红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这种经济观点成为乾隆朝廷控制新疆的核心理由。就帝国主义者而言,渴望生存空间也算是一个动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清帝国的行动。乾隆帝本人早在1760年就提出,向幅员辽阔的新疆迁移日益增加的内地人口是有利可图的。类似的论点再次出现在19世纪有关重新征服还是应当放弃新疆失地的争论之中。

不过米华健也指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所采取的并非传统的中华帝国模式。因为那里不仅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分为府县,帝国运用了清层级旗制来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管辖体系,以满足军事与人事的需要及监督当地精英管理的当地政府。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疆是清帝国的一个“保护国”或“封地”,意指它完全属于帝国的一部分。同样,新疆和青海、蒙古和满洲有时在历史地图上描绘的方式是与中国内地分开的。尽管清朝的这些内亚地区,曾以“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的名称而与中国行省有着重要区别,所有这些地区都应被视为是帝国的完整部分。对青海、蒙古、新疆、满洲的主要管辖方式是旗制军事层级。在喀什噶利亚(南疆)少量部署军队,显示出极大的防卫软弱性,反映出从北部对这一地区实施控制的历史特色。准噶尔地区的草场可供利用,另外这也可以避免导致穆斯林城镇居民负担过重,以致影响清朝统治的稳定。

米华健认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的方式不属于中华帝国模式的一个明显证据,是19世纪的经世致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扩张倾向,因为龚自珍和魏源都提出要通过同化以达到防卫目的。这些论点不但突显出中华帝国模式的边疆观,而且也体现出对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满洲帝国模式的批判立场。19世纪20年代之后南疆的军事危机,以及清帝国在新疆的脆弱经济基础,促使这些主张经世致用运动的思想家只是提倡按照汉本位的设想对西域从事政治、人口、经济甚至生态方面的重新改造。

不过,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却在清代新疆流放研究之中表达了与此不同的观点。她认为清朝在新疆实行的仍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管辖方式。她指出,把新近被征服的新疆作为犯人流放地的做法继续了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典型做法,由此再现了传统的悖论:仰仗反抗政府的犯人以绥靖敏感地区。清朝流放以及利用流放犯人(平民和精英)是对古代做法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并且使这一制度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卫周安认为,18世纪开疆拓土不仅起因于自然人口迁移,而且也是清政府在有意识地通过鼓励,在某种情况下是强制迁移的措施,以缓解中心地带的人口压力。因为从政府角度来看,为日益膨胀的人口增加食物供应乃是确保这个异族王朝赢得和保持强有力的公众支持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明显关注社会福利,部分体现在开疆拓土的活动之中,也是乾隆皇帝超越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统治者的雄心壮志的关键。她认为,甚至在对新疆完成军事征服之前,清朝已着手引入拓荒者以控制这一战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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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贸易与内亚控制

清朝在内亚控制和朝贡贸易体制等方面与明朝相比颇有差异。罗茂锐(Morris Rossabi)认为,明朝维系其体系几乎一个世纪,或至少直到1449年,而清朝将对外关系体制维持到19世纪,将近两个世纪。相比之下,满洲人的成就的确斐然,因为清朝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无穷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大帝国(俄国),而非只能采_出的限制。在朝贡贸易方面,罗茂锐还分析了明清内亚贸易的差异。他认为,随着18世纪清挺进内亚地区,理藩院的主要功能从招待贡使转变到对新开辟的疆土的实施管理方面。实际上来自内亚地区的使团数量已经下降,因为要求汉地商人、官员和内亚方面的各种人员在边境或是在蒙古、满洲和中亚进行贸易。从18世纪开始,对朝廷在这方面的过度经济开销的抱怨越来越小。明朝代价高昂的使者接待费用,曾成为明廷的沉重经济负担,而到清朝却变得相对微不足道。

与其观点相反,就朝贡贸易而言,米华健指出,鉴于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对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拥有巨大影响,因此以下区分就显得重要。在费正清关注这个问题之前,以中国中心为基础的“朝贡制度”模式和清朝对新疆或与新疆接壤的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这样的边境市场(或在广州)的贸易的确讲求实效地进行着。米华健指出,我们一旦清楚清朝与哈萨克人是如何进行贸易的,就不能再接受“中国人认为所有对外关系事实上都是朝贡关系”这样的说法。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不过,朝贡体制在具体场合之中还是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也绝非如米华健认为的那样与新疆边疆少数民族毫无关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认为,清朝依靠朝贡体制“结构”,将布鲁特人置于征服和统治中亚的总体战略之下,包括直接军事征服和通过当地精英实行间接统治。在与布鲁特人交往之时,清朝政策利用“朝贡”创建了一个不同的阈限(limina),据此皇帝权威并不为领土和明确管辖的疆界所限,而是作为一个运作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势力范围。即使布鲁特部落民不完全臣属于清朝权威,但他们也不再完全独立,这种关系是“服属”(client)而非臣属(subject),它很清楚地表达在满语haranggaaiman(附属部落)之中。这种形势对于游牧民有着明显益处。通过接受清朝权威的象征,布鲁特首领获得市场和政治保护以反对浩罕或敌对游牧民。清朝权威也支撑了他们在其部落内部的地位。这种关系的主旨就是清朝以赏赐换取服属部落对中国皇帝优越地位的承认,也就是使朝贡方承认自己相对于清朝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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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等于中国?

米华健认为,清帝国对新疆一个世纪的统治并没有将新疆和内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新疆和内地却通过另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建立了联系。这一联系至少为帝国话语中的一方所描述。由此他提出清帝国对中国精英们的心理效应:“中国”观念的一种变化。这一转变在19世纪20到30年代就已明显开始,但到19世纪中期仍未完成。

迈克尔·埃德蒙·克拉克(Michael Edmund Clarke)也附和米华健的观点,认为清朝在1759年至1911年间的新疆政策可谓成功,因为它将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观念有效地植入20世纪早期出现的民族意识之中。清朝150年的新疆统治直接或间接地启动这一进程,诸如乾隆朝地理和民族志工程,确立起中国构成的不断扩大的地理和政治概念。尽管这本身不是乾隆的明确目标。19世纪清朝在新疆所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促使它对其统治手段和策略进行再度调整。在清朝垮台之后,新疆没有被外国吞并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就强有力地显示出清朝构建的关于其地缘体(geo-body)不断扩大的观念的力量。

米华健竟然指出,新疆和内地的财政制度及其运作之间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不应当将大清视为“中华帝国”或“中原王朝”,而应视为一个由满洲家族统治的帝国,它不过将中国(china)视为其辽阔疆域中一部分而已,虽然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被他作为重要证据而提出来的是,在乾隆的《西域同文志》序言及其他文章所阐述的帝国体系之中,文化和领土层面上的“中国”只是大清的五个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其中心并非中国或“汉文化”,而是清帝国皇室。

与米华健的观点类似,吴劳丽也认为,清朝所设想的帝国截然不同于明朝,不能完全将清帝国等同于中华帝国。不过他们之间对于清帝国的看法也有一些差异。吴劳丽研究了《皇舆方格全图》与藏在大英图书馆里的一幅不太有名的地图。两者有关长城之内的地理信息用汉字标注,超出中国中心地带,而延伸到芬兰湾、红海和印度洋的地区则用满文标注。

她认为,这集中体现出乾隆皇帝支持满洲认同的显著努力。这些地图明显没能用任何划分手段将清朝的国界与世界其他地区作出划分,这也体现出官方对于清朝大一统性质的某种注解。可见非汉民族领土,不管在帝国之内还是在它之外,都不是通过汉族的范式,而是通过满洲范式而加以审视的。不像传统的儒家观念,根据与距文明中心的距离而确定各族群的等级,将它们垂直地加以划分。虽然以卡伦为基线,分别使用“内”“外”等地理和位置。但这些术语的文化蕴涵和清帝国的边界毫无关联。那些归顺的族群被视为入版籍,因此他们进入皇帝的道德秩序范围之内,尽管并没有登记入帝国户籍。在18世纪,乾隆皇帝的军队进军北疆(Jungharia)和南疆(Altishahr)之时,战役的目标体现出要重新确立汉唐帝国疆界的那种观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重申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而与哪些是、哪些不是中华帝国历史领土的问题无关。

由此,米华健认为,现代的中央欧亚史学者们一直不能理解清朝扩张到欧亚大陆中心的意义,倾向于将18世纪中叶后的中央欧亚东部简单称之为“中国”正是一个不得要领的例子。实际上清朝扩张到这一地区既是旧模式的延续,也是一个崭新的现象,管辖方法既是“中国式”、也是“内亚式”的。这种帝国事业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欧洲强国。就清朝统治新疆的初期模式而言,虽然不能被贴切称之为“中国式”,但也许可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草原帝国主义。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他们忽视了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在新疆初步设立州县制度。从历代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管辖制度演变而言,就是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最终向行省制度逐渐转变的进程,也就是从间接管辖转变为直接管辖方式,并在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加以全面推行。正如梅尔(Charles S.Maier)所言,近代领土的属性之一,领土不再作为一片加以监管和维持秩序的消极的封禁区域,而将成为资源、生计、产品以及能源之来源所在。领土被设想为不仅是一种获得物或是安全缓冲区,而且是作为一种实现权力和统治的决定性手段。因此可以说,在列强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清朝在边疆地区建省,就管辖方式而言,就是从一个大一统帝国向一个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其次,米华健主张清帝国的立国框架由满、蒙、汉、回、藏五大部分构成,以清朝皇室为核心,而中国(china)不过是清帝国五大构成部分之一。对此,一些欧美学者有着不同看法。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探讨过“效忠语言”(languageofloyalty)的问题,对于划分汉语与内亚统治语言的泾渭分明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蒙古语对于皇恩浩荡(kesig)的观念弥漫着中原家长式的思想。针对被称之为清帝国“多元构成”的观点,他认为“清朝皇帝并不总是人格分裂般地行事,尽管其疆土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特点”。

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

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布罗菲(David Brophy)认为,这种“效忠语言”也提供了新疆清朝权威的话语基础。他指出,学者们没有充分理解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准噶尔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关系的后果对于清朝与其穆斯林臣民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根据所呈现的与伯克早期联系的档案材料和保留着他称为“衙门维吾尔语”(Yamen Uyghur)的语言痕迹,可以看出清朝新疆权威建立在准噶尔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与准噶尔人的联系,新疆当地贵族对从政治上归属于蒙古的言说耳熟能详。这种言说后来也在他们与清廷的联系之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再把新疆穆斯林视为五大平等文化区之一,也不再认为清朝意识形态侧重于如何区分其臣属族群,那么就反而能勾勒出一幅有关清朝统治者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那种关系的暂时性和地理特殊性的更精确画面。清朝统治新疆尤其依赖于哈密和吐鲁番精英,他们与准噶尔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由此看来,布罗菲认为清朝不会将新疆穆斯林作为五大并列的文化区之一,清统治南疆穆斯林是建立在早先的准噶尔部与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草原帝国特征。清朝在哈密、吐鲁番实行蒙古管辖模式的札萨克制度。札萨克旗制是清朝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参照蒙古原有的社会制度加以修订形成的。正是哈密、吐鲁番以及较小程度上库车贵族等家族是清朝统治穆斯林新疆的根基,从哈密的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家族以及库车的鄂对家族之中选取官员去新疆各地担任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伊什罕)伯克等要职,兼任或辅助各派驻大臣(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领队大臣等)管辖新疆各地,由此构建了清廷与当地穆斯林上层的紧密联系。

其三,米华健等西方学者都将中国限定为汉族王朝或是汉人在非汉王朝政权占主导位置的观点是狭隘的。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走得更远。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承认汉、唐、清各朝经营新疆,但是断章取义地否认这些王朝等同于中国。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则更是走向极端,认为“尽管从公元前2世纪至今,统治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有着诸多文化和制度的连续联系,但将它们普遍视为‘中国’则过于简单化,这是汉文史料在理论上信奉或继续信奉的简单化(尽管直到20世纪没有哪个国号等同于‘中国’)。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不过,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哈布斯堡王朝、墨索里尼和欧盟的政治构成也可谓共享一个文化和制度传统,但他们都不是‘罗马帝国’这些学者的说法明显属于机械类比,是一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其实不仅是清朝,还有历代各内亚民族建立的诸多王朝以及各个割据政权,对于如何塑造中国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认为,近世中华帝国不应当追溯到宋朝开国,而应是金朝、甚至是辽朝建立之时。从长期来看,它们传播中华文化到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范围。正是蒙古人在征服金帝国之后,将其制度框架加以改造以符合自己需求,并将这些特征延伸到中国次大陆。韩森(Valerie Hanse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在蒙古兴起之初,金人宣称自己继承北宋大统,但是他们的确有理由自视为开创者。南宋在朝政上并没有任何影响后世中国历史的创举,而女真人与其汉人谋臣合作创造出一种模式,比他们更为强大的蒙古人以及后来的满人凭借这种模式得以统治中国。后代中国历史学家竭力争辩,认为异族统治下的华夏文明走入歧途。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千年内,这种文化却成了常道而不是歧途。

早期现代帝国论

就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模式而言,濮德培(Peter C.Perdue)等人基于“欧亚类似论”(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简称为EST),主张清朝是一个早期现代帝国。他认为“一旦摆脱民族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我们也可将清朝与纵贯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的形成加以比较,即可见清朝更像一个殖民帝国,遵循着与早期现代世界其它海洋和大陆帝国相联系的模式”。

欧亚类似论源于傅礼初。傅礼初在一篇遗稿之中开宗明义地主张在公元15至18世纪存在着一个早期现代世界,而中国也处于其中。对于傅礼初的理论,米华健提出不同看法。米华健将清朝置于乌兹别克汗国、格鲁派、东、西蒙古各政权,或许还可以加上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沙俄帝国等国家的行列中,去探究它们的类似性质。

在傅礼初的观点影响之下,濮德培认为,直到18世纪结束之时,中国有着与欧洲相同的经济活力。通过给予中国一种可与早期现代西方相类比但却相分离的、自身具有的活力,这些分析显示中国与世界历史真正融为一体。他支持那些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清帝国与欧洲国家没有显著反差的观点。只要清朝君主面临严重的竞争,他们必须建立机构以支持展开重要的纵深军事攻势。这些军事攻势所需的各种调动影响范围超出军事本身:它改变了财政体系、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和当地农业社会。向中央欧亚输送大量军事供给的需求不断给西北和华北造成压力,但南方省份也因通过大运河运送粮食而间接受到影响。清朝不能不关切维持民众安宁,但国家为安全需要又不得不从他们中抽取盈余,因此早期清帝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Oriental empire),而是一个从事动员扩张性战争的不断演进的国家组织。总之,那种以欧洲国家的鲜明特征,以多元主义、竞争或特殊的中心-边缘结构为标志的模式,过于简单地强调了西欧与欧亚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强烈反差。支持那些模式的学者们忽视了直到1750年为止欧亚东部出现的类似特征,没能精确评估横贯大陆的商业往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

濮德培(Peter C.Perdue)

对于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平定天山南北,濮德培认为其意义重大。清帝国征服从三个方面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首先,对于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根本改变了他们帝国的范围。通过国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征服者开启了殖民定居、贸易、管辖和文学想象的新领域。

其次,清帝国扩张是17和18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集权化,整合为一体的军事化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开疆扩土,而紧随其后的是定居者、传教士和商人。西欧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代描述为“17世纪危机”,随后是18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也都在全球寻求平行的进程。他指出,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一部分,有助于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而不再将其帝国经历的任何事情视为特例。

其三,中国扩张标志着欧亚历史的转折点。纵贯大陆,由中央欧亚征服者在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建立的大帝国获得了稠密定居的中心地带,而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来供应军队,从中心地带推进到大陆的中心。当它们在边界会合之时,通过谈判签约在草原、沙漠和绿洲之中划界,没有给边疆移动人群留下任何庇护空间。他认为,世界历史上这条大边疆的闭合,比起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93年所哀叹的那条著名的北美边疆的闭合更有意义,因为它永远地排除了游牧民持续将近三千年来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准噶尔蒙古是最后顽强地抵抗合围草原的军事力量的主要游牧国家。他们强有力地与满清军队交战。他们采用热兵器以对付周围的军事威胁。商队贸易仍旧是角逐各方税收的来源。打破此项平衡而决定性地削弱了无拘无束的游牧民的真正世界历史变革发生在1680-1760年,而清朝统治者在这场重大转变进程之中是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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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历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域方面差异

濮德培认为,历史叙事往往具有为征服提供合法化辩护的功能。历史学者们描绘出一幅中原王朝在绿洲自汉唐戍守至今的延续画卷。现代地图,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通过描绘出帝国领土控制的清晰界限而使这一神话永存。《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国家建构的另一个关键成分,将虚构的民族国家描画为一个地理固定的实体,有着清晰的、长期存在的延续边界。通过将一个空间涂上一种颜色,实际上掩饰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有限控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管辖模式以及导致城市兴衰的帝国和贸易路线的变迁。正如斯文赫定等人所发现的那样,在广阔地区存在着不确定的、孤立的定居点是司空见惯的。清朝建立永久的军事、民政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不能将清对新疆的统治置于从汉朝到现代国家的一条平滑的轨道上。至于清朝得以突破前代帝国效力受挫的限制的原因,他认为军事、制度、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变化都在促成这一历史特例,但18世纪的经济更是帝国能巩固其控制的基础。

由此,濮德培竟然提出,满清王朝以及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尽管要付出沉重代价,也要不断试图控制新疆,但将中国边界线限制到18世纪中叶所规定的范围,他们停止进军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地理障碍或是中国基本的领土要求,而是偶然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原因。他认为清朝进军新疆不属于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延续,而是与早期现代帝国的征服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当然可以更早追溯到他的老师,著名内亚学者傅礼初。他们所以持有这些观点,是由于他们未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发展。金光明(Kwangmim Kim)也对这些观点表示质疑。他指出,也许可将这些学者的研究视为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割裂史学。对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从唐代到明代中国与回鹘(畏兀儿)关系的研究显示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互动早在清入主中原之前就已开始。回鹘(畏兀儿)统治者接受中国头衔,其商人与中国内地的长途贸易更有着长期历史,在中国散居了大批的回鹘(畏兀儿)商人和官员,中国使节远途从中亚获取朝贡马匹。傅礼初及其拥护者们以清朝作为中国伸入中亚开端,明显地忽略了清朝之前积累下来的中原与回鹘(畏兀儿)之间关系的大量史料。

金光明认为,在朝贡体系礼仪框架下所展开的边疆贸易对于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着实际影响,尤其是边疆民族仰仗中原贸易来获取财富。这一状况根本改变中国-中亚关系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为清朝向中亚扩张铺平了道路。从中亚来看,清朝中亚的确立是一个早于清朝就已开始的长期过程。明朝创建进贡马匹制度造就了与中国君主利益一致的穆斯林精英和商人。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的清-准战争促进了官方朝贡贸易网络之外的中亚边疆贸易拓展,促使维吾尔穆斯林在商业和政治上依赖于中原。1759年征服穆斯林新疆之后,清帝国的重商政策和利用中亚商队贸易的活动既扩大了中亚穆斯林的拥护基础,也加深了商人们对于清帝国的依赖。清帝国在中亚确立统治是中亚社会与中原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的方式而长期融合进程的结果。因此清帝国向中央欧亚的扩张可以被放置在早期现代商业中国的扩张的框架之中去加以认识,而它的实现正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制之上的。

由此,我们看出濮德培与金光明都认为清朝对于新疆的经营属于早期现代帝国扩张。但差异在于,前者认为清经营新疆并非中国历朝历代线性发展的惯性结果,而后者则认为清经营新疆仍旧是建立在中国朝贡贸易体制上的传承发展的结果。

 

作者:程秀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原文题名《“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

(注:此为原文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中的前半部分内容。由于篇幅原因,删去原文摘要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