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ou Jianming (游鉴明) on oral and gende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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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

游鉴明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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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口述历史的缘起

一般人以为口述历史是由西方传入的,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便已采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方式撰写老百姓的生命史,但《史记》后来成为历史经典,口述历史并没有在中国史著撰写上形成范式,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西方。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史学界对史学的研究重新反思,最大的变动莫过是关注国家与政治事件的史观受到怀疑,接着受年鉴学派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兴起的先后影响,一种由下而上、关心寻常百姓或不同地区历史的书写方式逐渐成型,历史研究也由大历史扩展到小历史、微观史,口述历史因此有了大好的发展机会。“口述历史”这一名词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所提出,之后口述历史正式进入学术殿堂。

                                               ▲ Allan Nevins

艾伦·芮文斯将口述历史视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因此当口述历史成为史料之后,建构口述史料的活动也陆续在各地展开。例如,在艾伦·芮文斯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展开口述访问的工作,一开始是以政治人物为受访对象,到1970年代,美国的口述访问对象才扩展至其他族群和妇女。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则从1959年起,在郭廷以所长发动下,进行有规模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不仅受访对象广泛,更没有性别的畛域。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口述访问项目也不断成长,显示口述历史已经受到各界重视。总的来说,西方或中国所从事的口述访问都告诉我们,书写历史不再定于一种或某一些史料,而口述历史提供的是近代男男女女生命史的研究。

2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与限制

口述历史既是一种史料,也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一种方法,而这类史料究竟对女性史或性别史研究有何种重要性?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指出,在芸芸众生的历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和女性史,需要借助口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的确,从女性史这个角度来看,面对女性史料的不足,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容小觑,因为女性受访人的口述史料,能让她们为失声的女性找回历史,不再受男性操弄或代言。再以性别史的立场来看,口述史料不仅仅在弥补女性历史,也对男性历史提供新的观察,更何况当男女两性述说自己的历史时,不但能呈现各自的主体性,他(她)们透过访谈所陈述的历史,有时与史家的认知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带给史家的意外和惊叹号使史家有重新诠释或重构历史的必要。

                                              ▲ 游鉴明老师著《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

此外,口述历史和自传、传记、墓志铭、回忆录一样,都是在书写人物历史,只不过口述历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让普通大众也有发声的机会,其他文类却多记述显贵人家的历史。再和自我书写的传记文类相互比较,我们会发现,自书者可以透过不同文本不断改写自己的历史,被访谈者固然可以含糊其词、避重就轻,也能和主访人协商,但改写的可能性很低。同时,自书者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定的书写框架,而受访人在与主访人“闲聊”中反而能唤醒更多的历史记忆,一些不轻易流露的个人情感或性别关怀,在受访人的引导下,有了表述的空间。因此,口述历史的特殊性昭然若揭。

然而,不管是自传、传记、回忆录,或是口述历史,都呈现出一些问题,包括自我膨胀、隐恶扬善、虚构情节、夸大不实或遗忘疏漏。其中,由访问人和受访人共同完成的口述历史,又往往有相当的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或者是无法畅所欲言的缺憾。尽管口述历史有这方面的缺点,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就口述访问的技术而言,受访人毕竟还健在,访问人除了可以查证史料、再向他们求证之外,还可以从他们保存的数据或实物中,帮助他们重建过去,并为访问人提供最佳的证据。就口述史料的运用而言,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机关档案文献其实也有造假、篡改的可能,与其放弃口述历史的数据,不如沙里淘金,从口述历史中寻找不同的说法来检证既定的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张瑞德就乐观地认为,在没有哪一种史料完美无缺的情况下,史家检证虚实必须凭着他们的看家本领,如果能广泛搜集各种不同形式、来源及立场的史料,加以鉴别、考证,以求得尽量客观的史实,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3口述史料中的性别意涵

过去研究前近代的女性史学者,主要在男性书写的史料中寻找女性的历史。由于史料的不足,传记文类被广泛运用,他们发现这些文类的书写特色是把女性当成典范,超越典范之外的女性生活或男女关系是不被记载的,因此这部分议题鲜少被研究。但随着对性别研究的重视,有的学者对这种偏颇不公的研究方式起了疑窦,于是他们的视角不光是女性,还包括两性的互动。学者除了继续以墓志铭、自传、传记做为研究素材之外,也试图从男性的各种书写中找出不同以往的看法,于是新的观点不断涌现,不仅提醒读者如何重新解读男性的文本,也把研究视角扩大到男女的互动上。

进入近代,传记文类的叙写格式相当宽松,并没有特定原则,而且撰写者或被撰写者涵盖男男女女,让我们有更宽广的空间进行性别研究。以本文所讨论的口述史料为例,在这批史料中究竟有哪些课题与性别有关?首先,男女形象的建构在口述史料中俯拾可见,借此能观察他(她)们如何形塑自己的长辈和配偶,是复制典范抑或重塑典范?其次,透过受访人对家庭婚姻生活的叙说可以了解性别关系,在既定的性别限制下,男女两性必须符合自己的特质,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里,男女两性果真都画地自限、不曾逾越或是置换角色?再者,僵化的性别规范让男性享有高度的社会权力,也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养家活口的任务,他们把家庭的各种活动、亲子关系交给女性,但男女的家庭位置从传统到近代,是否固定不变?在女性外出工作日增的时代,可曾起了变化?她们怎么看待家庭与工作?这些问题多少可以在口述史料中找到答案,有助于我们对男女两性持平的观察。

以下就几个例子来响应上述问题。就形象塑造来讲,虽然有人勾勒男女长辈的行谊是转述自听闻,有人对自己丈夫或妻子的描绘有所保留,但从中仍然能观察到不同性别对异性形象的真实陈述。以我访问的女教育家邵梦兰(1910-2000)为例,中国传统家长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记忆中的父亲却给了我们不同的样貌,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许多男性心目中的妻子是能“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经济学者顾应昌(1918-)回忆在美国工作时,妻子为了学业和家庭两头奔波,在相当不舍下,他把女儿送往寄养家庭,“硬逼”妻子把论文赶出来,完成博士学位。顾应昌的作法和要求妻子以家庭为重的男性,有很大程度的不同。

                                                ▲ 邵梦兰女士

这两个例子正提醒我们,当一群男性坚持既有的性别形象时,还有一群男性试图挑战性别藩篱,改变女性的命运,并重新建构新的性别认同。男性造就了女性,女性其实也不断在自我挑战。抗日战争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中国女性更在这场战争中改变命运。受战争影响,邵梦兰在这段期间更换了不少学校,这些学校也先后发生学潮和迁校等重大事件,邵梦兰都义不容辞地出面帮忙,特别是学校迁到她家的各种安置工作,完全由她指挥完成。这样的情景在许多人的理解中,那不是女人做得到的,邵梦兰却改写了历史,也颠覆了女性无能的刻板印象。

就家庭婚姻来说,近代人的婚姻方式可以说是千奇百种,在自我书写的中文版文类中,很少看到男女追求异性或女性对男性采取迂回术的自白,而口述访问的“聊天”方式,反而提供受访人毫不造做的倾诉空间。例如女警陈湄泉(1914-2004)接受访问时,曾详细地说出自己和丈夫相恋时如何“七擒七纵”对方。另外,传统婚姻制度让男女两性都没有权利抉择自己的婚姻,女教育家姜允中(1916-)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父亲是由其母亲独力养大,母亲的地位当然无人可及,却也让她父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得自主,第一任妻子患痨病身故后,她父亲原本不愿再娶,但在母亲哭闹、迫使下,她父亲只好再婚。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让我们发现,男女面对再婚或不婚时,男性比女性缺乏自主性,造成他们主体丧失的不是长辈便是亲友或是儿女,然而女性却能在婚姻这块园地游刃有余,甚至长期缺席。

4小结

从前面的例证中大致可看出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建构,可以丰富我们对两性生命史的认识,纠正了一些刻板印象。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时间有可能改变受访人对他者的回忆,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爱憎、喜怒经常浮动不定,许多想法不能回归到原来。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口述历史的性质和限制,和许多二手史料一样,口述历史产生的时间不是事件发生的当时,传统框架、时代价值观念、社会期待、受访人与被塑造者的实际相处,乃至主访人在访问过程中的诱导,也多少影响或调整受访人的性别意识。因此,要从口述史料中去追踪女性的真正样貌并不容易。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毕竟口述史料是让我们多一种研究性别历史的指标。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