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Chen Hongmin (陈红民)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Hu Shi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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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陈红民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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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史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不断地发掘新史料来修正既有研究的结论,或发现新的课题。”本文选辑了作者在研究蒋介石与胡适交往过程中新发现的史料。
                                               陈红民教授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既有课题的深化,新课题的开拓,均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学术界对于胡适的研究,成果颇多、史料发掘也较为充分。笔者在研究蒋介石与胡适关系的过程中,发现若干相关的新史料,且数量不在少数,在此披露补充,以期对同仁有所启发,对胡适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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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
  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其史料价值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蒋介石日记中有许多与他人交往的记录,或是其对人对事的观察与思考,胡适是蒋日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物之一。透过蒋的日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胡适与蒋介石交往的细节,及蒋对胡的看法。

  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最早的记载,是1932年底他们首次在武汉的见面。对此次见面,胡适在11月28日、29日、12月2日三天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其中12月2日记事详细,对蒋颇有怨言: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因为我下午还托雪艇告知他前日之约我一定能来。他下午也还有信来重申前日之约。
  席上他请我注意研究两个问题:
(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难,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会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胡适用了“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主要是他希望能利用机会与蒋介石单独深谈,“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旁边始终有人无法深谈下去。胡适未能达到目的,故他生气了。后来的研究者依据这段日记,得出了“初次见面,胡对蒋很不客气”的结论。
  然而,蒋介石的记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日记道:
  上午,批阅,办公,会客,见刘廷芳。下午会客,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李与刘皆可用之才也。
  比照两人的日记,蒋介石对胡适的观感显然比胡对蒋的观感要好得多,蒋对胡的话都听进去了,“甚以为然”。他将胡对教育的意见归纳为“主张持久”,“利不十,不变法”等,也挺准确。蒋对胡适的评价颇高,“其人似易交也”,根本没有觉察到胡“很生气”。
  总体上,蒋介石对胡适是尊重的。抗日战争时期,蒋派无外交经验的胡赴英美开展“民间外交”,后又任胡为驻美国大使。时间流逝,胡虽以“过河卒子”的拼命精神自许,但蒋对胡的不满却日益滋生,甚至在他离职后仍有怨言,蒋1942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道: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如此而已。
  这段日记中,蒋不仅认为胡适在使美四年的种种努力对国家“毫无贡献”,更怪罪胡只为个人谋利,“不惜借重外国势力,自固其地位”。
  在抗战胜利至1949年败退台湾之前的蒋介石日记中,涉及胡适的内容不少,主要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对胡适的安排,如委任胡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邀请胡加入政府等。1946年7月,胡适自美返国时,蒋介石曾亲设宴招待。
  此后,胡适在国共激烈斗争及国民党的内斗中,基本上站在蒋介石一方,蒋在总体上对胡适的评价是正面肯定,如1947年3月,蒋接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请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他在日记中称赞胡适,“在此艰难时局中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以至于1948年选举总统时,蒋曾认真考虑过要推举胡适出马。杨天石教授利用这段时间的蒋日记,写成《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一文(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胡适的记载增多,尤其是1958年胡适返台任中研院院长后,两人接触日多,蒋对胡的成见亦日深,痛骂胡适一度成为蒋日记的重要内容。这部分的内容,在拙文《相异何其大》(《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中有所体现。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蒋当天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事后并评论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以胡适死为大快心意之事。这完全颠覆了既往研究中对蒋胡关系的描述。
  胡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全集已公开出版,将两人日记中相关的内容加以参照,比较异同,非常有趣。
“蒋中正档案”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通常称“蒋中正档案”),包含了蒋介石相关的大量公文、函电、批示、照片等,数量巨大,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与近代人物的宝藏。“国史馆”对其中“蒋中正档案”已经进行过数位化处理与编目,给查阅与利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以“胡适”为关键词进入“国史馆”“蒋中正档案”的检索系统,可以检索到410件与胡适有关的函电,其中既有胡适与蒋介石间的函电,也有其他相关人函电中涉及胡适的。
  “蒋中正档案”中最早与胡适有关的文件,是1932年10月22日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等6人署名,由翁文灏用密电代发给在汉口的蒋介石的一份电报(这应该是蒋介石、胡适间最早直接联络文件),内容是要求对被捕的前中共领袖陈独秀进行“公平处置”:
  陈独秀君在革命史上颇有相当功绩,虽晚节多谬,然尚不肆暴力破坏,同科且久为彼辈所深恨。此次被捕,务恳大力主持法律审判,公平处置,不胜盼祷。
  与胡适有关的最后一件文件是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促胡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职的电报:
  纽约游总领事建文密译转胡适之兄勋鉴:中研院为我国最高学术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巨,有赖硕彦领导。兹由该院评议会依法选举院长候补人送府遴任。业经遴定请兄担任,特电奉达,敬希惠允,并早日回台视事,至所企盼。李政道、杨振宁两君,研究学术卓著,辉煌成就,国有光荣,请代致恳挚嘉勉之意,并促其回国讲学一行。蒋。戍支。
  1958年后胡适回到台湾,两人距离很近,在联络方式上有了变化,大概无须再用函电了。
  与蒋介石日记更多的是其个人情绪的流露不同,“蒋中正档案”所保存的多是其处理公务的文件,故其中所展示的,是蒋胡间因公务发生的关系,故在时间上,“蒋中正档案”里保存最多的是抗日战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往来电报。这部分电报多数已经公开发表。
  “蒋中正档案”中也有不少未刊的资料,对研究胡适很有价值。最典型的是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一封长信(有人称为“万言书”),表达其政治态度,对台湾、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对蒋有建议有规劝,是研究胡适晚年的重要史料。许多学者知道有此信,但见过原件的却很少。 “蒋中正档案”有完整的原件保存。电脑统计显示,这封信约3900字,尚不足万言,但已是笔者所见两人间最长的信件。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胡适向蒋介石自荐其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的《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胡适原稿标题为《史达林的侵略策略如何在中国抵抗了25年之后成功》,在《外交季刊》发表时改为《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1950年10月在《中央日报》刊出的中文译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11月《自由中国》杂志刊出聂华苓的译本,题为《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 胡盼望蒋能阅读,并说他计划要将此文“修改扩大”成一本小书,希望蒋“能切实指摘此文的错误,并能切实供给我一些向来不曾发表的史料”。二是建议蒋多读些中共近来出版的书报,以求了解对手。他重点给蒋列了三本书: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及《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胡还特别推荐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现实向蒋提出建议。
  胡适“万言书”对蒋影响至深。蒋在9月23日给胡适复信,称赞《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乃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认识非鲜,岂啻叙史翔实严谨而已”。胡适在文中将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苏联斯大林的介入,在客观上是帮助国民党与蒋本人解脱。蒋则完全接过这个解释,并逐渐将其发挥成“反共抗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将其作为统治台湾长期采用的一项策略。“反共抗俄”成为那个时代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政治动员口号。当然,蒋对胡的建议是有选择地接受的。对胡适要在台湾“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让蒋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等建议,蒋完全拒绝了。他在国民党内推行“改造运动”,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强化个人对国民党的控制,与胡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
  再如,胡适在1949年离开大陆赴美国后,仍与下野的蒋介石有着密切的联系。5月11日,胡有长函致蒋,报告他与魏德迈(A.C.Wedemeyer)将军讨论中国形势的情况。其中关于蒋介石此时的出处, 魏德迈质直的批评,蒋为亲戚所累,为一群矮人所累,“以致今日在此邦(美国——引者注)人的心目中声望已大低落”。魏批评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实在多不懂得军事”,他推重孙立人、俞大维,并重复申说“台湾必须用文人作主席”。
  “蒋中正档案”中的有些文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蒋介石与俞国华间的往来电报显示,蒋十分关注胡适在美国的生活,1951~1955年间曾指示俞9次资助胡适,每次5000美金,成为定制。那段时间胡在美国生活颇艰困,这笔资助绝对是雪中送炭。此处择两份录于下:
  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1951年5月15日)
  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1日)
  甚至,蒋还过问胡适在美国住院的费用,1957年他致电“驻美国大使”董显光:
  董大使: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甚念。请再代访详覆。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中正。寅世。
胡适纪念馆的资料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的相关资料多为研究者所熟悉,但近期该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提供给笔者的资料却有些别致,是胡适在蒋介石两篇油印讲话稿上的批注:一是1958年2月4日蒋介石主持宣传会谈时的训词《本党又是面临时代的一次考验》(胡适在上面批注:“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央评议会上,蒋先生又读一次”),二是1958年7月16日蒋介石对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的讲话《革命民主政党的性质与党员重新登记的意义》。胡适阅读时相当认真,不少的话下面画线,更有地方打了“?”号,大概显示质疑或不能同意。如在第二篇中蒋介石说“世界上没有健全政党组织的国家,在两次大战中,受不了战争的锻炼,经不起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颠覆,只有衰落与灭亡”。胡适画了问号。再如,蒋介石说:“我们本党为什么在今日宪政时期,还要形成一个革命民主政党,而革命民主政党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在反共革命未成之时,尤其是在今日大敌当前,国本动荡时期,必须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来维护民主制度的道路,也就由此可以明白显示出来,而不待多说了。”胡适画了两个大大的问号,并直接批注:“讲了半天,等于没有讲!”这可以看作是他们两人在隔空对话。
  史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不断地发掘新史料来修正既有研究的结论,或发现新的课题。以上所揭示的资料,能够使我们对胡适,尤其是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
本文出自《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略有删节。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目录
重读《新思潮的意义》 耿云志
论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 陈方正
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
——1949年后蒋介石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 黄克武
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欧阳哲生
道亦方法?
——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罗志田
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朱文华
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陈红民
口述历史不可尽信
——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蔡登山
“胡适档案”里新发现的杜威在华演讲残稿 江勇振
青年胡适的“民主经验” 潘光哲
胡适“知行合一”的民主观浅论 李建军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张书克
胡适与蒋介石:盖棺难以定论 陈漱渝
胡适与夏鼐 宋广波
胡适归国最初四年读书交往补略 邹新明
略论《胡适全集》失收的一封复日本学者的信石立善
デューイ訪中と胡適山口栄
胡适:中国哲学里的实用主义的思想 Kiselev Valery(路文力)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兼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比较 王法周
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之间的语言文学之争 段怀清
胡适对早期国立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推动 沈卫威
美国币制借款与抗战:胡适和陈光甫“只许拚命向前” 何光诚
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的胡适 张德旺
新文化与新生活
——以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 陆发春
胡适致王国维三通函札系年问题 吴元康
胡适与徽州家乡上庄 方利山
自由主义的势力、路向和学理建构
——殷海光的“胡适”话语解析 何卓恩
胡适与自由主义:一个概念史的分析 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