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Baoming (张宝明) on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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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思想史研究是热烈还是冷静

张宝明

来源:1439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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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与对热点问题的阐释和回答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作为后学的“研究”,对同一个人物、事件、思潮的结论不能有太大幅度的“摆”,这个“摆”一定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否则思想史研究就是不可思议、不能容忍甚至是不严肃的搞笑噱头剧。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一再强调:“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但他的话外音还需要我们的学术思考有一种理性的清醒:思想史不能总是浮于历史表象的思考。思想意味着受难,思想者就是被钉在思想史十字架下的受难者。当思想史的化石需要思想史家用学术解剖刀挥斥方遒时,当思想史家面对悬崖峭壁无所适从时,是纵身一跃化作一道美丽瀑布,还是犹豫踯躅、蜷缩四肢、收缩视野而面壁或说回避,这是思想史研究面临的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在强调担当的今天,时代呼唤视野在放大、触角在伸展、思考在深处的思想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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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需要冷眼

学问也是问学。思想史的学问既需要一双慧眼,更需要一双冷眼。在学术界热点迭出的当下,我们更需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冷思考。

当历史学家都在为寻找规律而寻找规律,而奔热点。在打捞大叙事谱系的时候,我会在灯下闭目养神:历史的规律是前有的还是后人设定或说“计划”的奇思妙想呢?很多时候,我还会想:历史的发展不是历史人物的一厢情愿,也不是后人和前人互动后的多厢情愿,而是它本身的自然天成。更多时候,历史的惊涛骇浪和力挽狂澜等大事件可能不是“面”上的“交集”,而是“点”的“交易”。历史发展的序列由无数个点组成,我们是不是由点及面才更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呢?

“点”的研究往往是冷研究,需要冷板凳,更需要冷眼。历史和历史研究可能达不到让我们明白一切事理的程度,但至少却可以让我们懂得一点:思想史和思想史研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历史没有规律可言,它可以随意成型。历史的过程无论是对历史人物还是对历史事件,必然性不是其根本性。苛求历史人物,人为制造不是规律的规律,在看似热闹的伪问题泡沫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历史研究缺乏对人物和事件的客观理解。这里不是无知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无偏见的问题。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历史可以随意成型,而历史学家的职业诉求就是由表及里、按图索骥,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然历史学家何以任重道远?瞻前顾后,在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共性上我们热情有余,而对其偶然性、个性则重视不足。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在很多时候,历史研究所期待的 “经验”或说“规律”都在这个个性化历史的小写上。

当下,在思想史研究前浪与后浪齐飞、海外与海内一色的热潮不断中,我们的研究该是打坐反思、熟虑固化的时候了。这当然需要知识分子的守成。守成的意义在于守住底线、坚守基准,在自我的精神信念中升华认定的意义。坚守这一意义,就是“择一而处”(李大钊语),波来不随、流来不逐、风来不飘,以应有之义的信仰和担当感动中国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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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需要自我化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如是说:“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有偏见要比宣称自己如何客观公正、唯一正确乃至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要好得多。换句话说,有主见的偏见在所难免,而无偏见的主见一“见”难求。这是我所理解的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核心所在。思想史是什么?是心灵史,也是当代史。《历史是什么?》给出的理念至少让我们在自信的前提下有了自我化、个性化的依据:“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书屋》2010年第10期)言下之意,“工夫在诗外”:“精确”之后的“偏见”恰恰不是什么“成见”,而是“己见”“主见”。

中国近代史学的热点和前沿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像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和发展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兴奋点和中心点一样。作为中国近代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史和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以我个人对思想史的观察,热点与对热点问题的阐释和回答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作为后学的“研究”,但对同一个人物、事件、思潮的结论不能有太大幅度的“摆”,这个“摆”一定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类核心价值的。这是基准,否则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就是不可思议、不能容忍甚至是不严肃的搞笑噱头剧。如果我们撇开学术史中的长时段,仅对近几十年的短时段思想史研究作一学术回顾的话,就会发现,近代思想史的元命题是一个不断持续发热的过程问题。尽管有些问题至今已经热到属于“炒剩饭”的程度,但我们的研究者还是乐此不疲。原因在于看似已经炒过多遍,但还是有很多没有穷尽的烹调做法。从思想史课题史的视角看,他们不是为“炒剩饭”而“炒剩饭”,这些问题总能常说常新。但问题往往还在这里:课题可以被炒热,但总不能被炒熟。有时候,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表层的焦糊,但里面却是夹生的原始冰封。不言而喻,我们已经习惯于含笑剥洋葱,而不是含泪。东西文化之争、中体西用之争、激进与保守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启蒙与救亡之争,这一些命题可谓是大叙事、大问题,而且需要大思路。何去何从?究竟是回归还是超越?是你死我活还是并立竞进?是循环往复还是下不为例?这需要思想史家深层、深沉、深入地思考,也不是一两个创新的名词、三四个时髦的概念、七八次热情的论争就能解决问题的。君特·格拉斯的“忧思之光”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意思:“启蒙,反思过的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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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需要信仰和担当

当然,与学界同仁共勉在思想史研究热潮中进行冷思考,追求自我化,并非要放弃学术担当。恰恰相反,思想史研究者不是麻木不仁的历史客体旁观者,冷静的思考者本来就应该是历史世界尤其是思想史宇宙的热情拥抱者、参与者、互动者。

法国年鉴派大师布洛赫曾经对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与同行参观时力主参观市政大厅赞不绝口。理由很简单:“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我的眼睛只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为历史学辩护》)在布洛赫看来,杰出的历史学家需要具备这一基本底色。如果一意搬运、复制、克隆“过去”,那只能是搬运工、复印员的工作。历史学家如果缺乏对“过去”的温情理解和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拥抱,那他俨然就是故纸堆里的“书呆子”,和“出土文物”没有什么两样。思想史从来不是单单地再现“过去”。这就要求思想史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前瞻的目光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唯其如此,思想史家才会摆脱古里古怪的面相,脱去古董收藏家的外套,挣脱僵化死板的身份。

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走马灯似的动荡历史是那样让人们捉摸不定,但其并不因为岁月的沧桑和坎坷而零碎散落。它虽然被历史尘封,仍俨然如一尊威严的雕像在述说着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尊严。沧桑是历史的主色调,思想则是该色调的调色板。根据我多年来的研究体会,思想史学者除却“沧桑着你的沧桑”外还需再历沧桑,一个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研究不同的支点就是:将现实的感知撒入历史的海洋并由此打捞出个人的心灵感悟。进一步说,思想史家都属于人文学者。人文研究的使命是什么?上文我曾提出“坚守”两个字。坚守是什么?无非是坚持与守望。这是人文学者的本职工作或说职业操守。学者是以追求真理和道义为使命的职业操盘手,既然如此,他的自处都要以其认定的选择而做“从一而终”的选择:不但是“妙手著文章”的高手,还要是“铁肩担道义”的行者。坚守是人文学者的本职,也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学术理路和深层信仰。

学术,需要一种为之守望的精神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为寻求光明、为担当道义、为践行真理而值得毕生付出代价的努力。学术观点有跷跷板似的此起彼伏,思想诉求如同骑墙者,恰如陈独秀批评学术和教育时说的,学说成了“装饰品”:如扶醉人,扶得东倒又西歪。精神信仰是学术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主心骨,我们知道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的来龙去脉,就能明白这一点。古希腊苏格拉底以一己之死履行“民主”之旨,为道义担当而死,为践行真理而亡,所以也才有柏拉图在巨人肩膀上的进步。民主不只是数量上的多数正义,而且需要品质上的提升。具体说来,就是人文品格的附体和人文精神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