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uo Shijie (罗士杰) on what kind of historian he wants to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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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怎样的历史学家?

罗士杰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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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士杰,台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为:晚清到民国史(未来将延伸至1949年迄今)、民间宗教与地方政治、19世纪至20世纪地方社会研究。

我出生于台中新社乡下,从小就很喜欢听外公讲故事。外公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农夫,没受过太多教育,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是年轻时当过快两年的日本兵。跟住在山里的祖父母家相比,外公家显得特别干净,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清晰记得,不光是地上一尘不染,连割稻子用的镰刀和其他农具,外公、外婆都可以整整齐齐地按照大小依序地挂在墙上。那时我心想:一样是祖父母辈,生活习惯怎么会差这么多?

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Rechard Davis(戴仁柱)老师(中)合影

除了从军经历,外公最喜欢跟我说家乡的掌故(这些故事后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小时候,我会去村里的庙玩耍,常听那边闲坐的老人说故事。他们通常就是闲聊,话话彼此家常,最喜欢聊地方上的事,比方说村长怎样、乡长又如何等。那时我念小学了吧!读了课本所谓的“知识”,开始觉得那群看我长大的老人说的内容还真刺耳,有时会忍不住跟他们辩论。一开始这群老人还有兴趣跟我“斗嘴鼓”,但当我讲不赢他们,开始把课本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露出“唉!但愿上帝原谅你的无知”的眼神。这样的疑惑陪伴了我一段时间,我常在想:那些我认识的长辈都是“古意人”,学校课本和老师教的内容,也应该都是真的吧!那到底哪边的说法才是可以参考的呢?

读国二的时候,大概在1987-1988年左右,台湾社会开始讨论二二八事件,但是讲得很含糊。我记得报上写著:时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回答立法委员质询,表示这是一起光复初期的“缉烟血案”,政府也感到非常遗憾云云。后来我去问外公跟他的朋友们,当然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间说法”,我的困惑因此更深了!

当时学校有所谓的说话课,实际上都被导师拿来上国文或数学。有一次,因为县里有督学要来视察,真的得上说话课。中学成绩顶多算中等的我,很喜欢发表意见,导师就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讲话,那说话课给你机会讲好了。“什么都可以说吗?”我问道。“随便啦!”老师答。得到这样一个“说话”的好机会,我自然很兴奋,开始张罗著要讲什么内容。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联合报》以全版刊登监察委员杨亮功写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我一看,大喜过望,就准备说这个题目,然后半懂不懂、生吞活剥地读了那篇官样文章。我永远记得,我在台上练习“说话”,坐在教室后面的师长露出的尴尬眼神。我想那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已经被挑起了!

与指导教授Michael Szonyi(宋怡明)(左)、Peter Bol(包弼德)(右)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合影

1990年代初,正好是台湾迈向“后戒严“的重要时代:强人已死,以往长期令人畏惧的“党国体系”开始鬆动。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和同辈的朋友,因为缺乏“党国恐怖”(terror)的直接生活经验,对当时发生的改变,其实没有大快人心的淋漓,而是有更多摸索与挑战不可知底线的快感。对我来说,如何理解与脉络化这些周遭的改变及未来的发展,成为我很有兴趣的问题。

后来如愿进了历史系读书,没多久我就发现课堂学到的知识,似乎没办法解决我对那个时代的疑惑。因为中正大学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休闲娱乐不多,加上梁志辉学长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也非常幸运有机会在南台湾跑田野。悠游在台湾南部的乡间,隐隐约约感到学问(scholarship)的崇高伟大,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如何学习学问,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更坚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跟耐心。

到清华大学读研究所后,真像进了一座令人眼花撩乱的宝山!拜清华的自由学风所赐,虽说我是历史所的学生,但有将近一半的毕业学分是在人类所修习。新竹三年,最重要的学习经验:除了知道汉学如何研究得来,而且有机会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样的学问。准备写硕士论文阶段,我打定主意要做和自己生活经验相关的论文,就以小时候常听家中长辈说到的罗冠英故事,开启我对台湾19世纪中地方菁英与地方社会的讨论,并且非常愉快地把论文写完。我很清楚记得,论文口试委员许雪姬老师当场评论道:这一篇论文的作者有很明显同情弱者的倾向。听到那句话,我就像是被打到一样,也找到了自己日后讨论与理解历史的方向感。

研究所毕业后,在陆军的装甲旅学习了两年制度与人性。2003年我负笈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的是,指导教授Richard Davis(戴仁柱)老师所说的,他对我有两个期望:第一他不希望我的博士论文是硕士论文的延伸,毕竟博士是作为学者的训练,若是延续之前的兴趣或熟悉的区域,等于浪费了这段宝贵的「学习」时光。再者,系上规定博士生必须有三个不同的考试领域,他希望我在资格考前,多读一些之前不熟悉的东西,因为这是成为学者前,最后一次学习新东西的机会,要多加珍惜。多年后,指导老师的耳提面命,如今仍言犹在耳。

任教美国康乃狄克大学历史系期间,与修课学生合影

很幸运的是,2005年秋天,去哈佛大学上Philip Kuhn(孔菲力)教授关于清代档案的课。那门课规定,每个修课学生都要从清代文献中找一个题目,在期末发表课堂报告。我选的题目是同治年间的温州金钱会事件。课后,孔老师问我是否已经看过新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我一听喜不自胜,连忙衝去图书馆把那套书搬回家慢慢研读。后来论文指导教授Michael Szonyi(宋怡明)老师于2006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任教,宋老师当年收了一位老家在温州瑞安的学弟,也因为有这一位学弟的帮忙,我得以在陌生的温州渐次开展田野工作。有了这些机缘,让我决定用温州的地方文献来写博士论文。

选择一个对我而言是新的研究区域后,当然要考虑问题意识,乃至于终极关怀。准备资格考时,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布朗大学的英国社会史专家Timothy Harris与现代日本史专家Kerry Smith做副修(minor)。如戴仁柱老师所预测的,我花在两个副修的时间比主修多,且收效可能比主修更大。英国史老师主要专注的问题是前现代英国的大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而日本史老师的博士论文则是以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为题。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想要尝试。如同英国史老师说的:所谓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去发明更多的范畴(categories),而是应该理解与讨论推动历史变化的动力(dynamic)为何。已经开始阅读文献的我,选择理解文献与建立分析脉络的问题是:到底一般人(ordinary people)如何组织自己去跟更大的历史过程互动?透过文献与个人生活经验的结合,我想答案应该要从考察地方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找起。

拜哈佛为学术中心之赐,我有机会受教于华南学派的许多老师与朋友,缘分起于2006年春天在哈佛举办的历史人类学论坛。同年夏天,我先参加Peter Bol(包弼德)教授与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所组织的温州泰顺考察团,之后转往福建省莆田市,与影响我至深的郑振满教授跑村子。接著去山西参加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最后再回温州进行实地考察。这趟全程47天、15个城市的“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研究,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莆田每天跑完田野,大伙在郑老师家楼上的大天台“抬槓”的日子。

与郑振满老师(左)作田野调查

当时我倾向用宗教动员(religious mobilization)的方式切入地方社会,但是包括郑老师、丁荷生(Kenneth Dean)老师,连之后我去福州大学拜访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都认为这样的角度无法解决我想讨论的关于地方政治的问题。而总想用学者概念来解释田野现象的我,为此十分困惑!郑老师为了提点我,在山西时,往往指著庙裡随处可见的提名捐献碑,咬喝我道:“嘿!你还不快过来看呀!这可不就是你要找的宗教动员吗?”也多亏老师不厌其烦地“当头棒喝”,才让我想清楚一个道理:身为历史工作者,我想理解的其实是地方人群的日常生活经验逻辑,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学会如何在历史现场读懂地方文献。结合了文献与田野调查结果,再找出地方的说法来澄清地方脉络与官方说法的竞合关系(contestation),然后以此为基础,思考每一个时代不同人群所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从而希望突破长期受到民族国家与现代化所遮蔽的大历史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在往后的岁月,我想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坚持与努力。

作者:罗士杰来源:摘自“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