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 Jianming (李剑鸣) on how to differentiate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New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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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辨析

李剑鸣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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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罗•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作者在文中澄清了作为研究方法的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本文出自《隔岸观景》。
说到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关系,我们自然要有一点历史的眼光,要从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知道,新文化史的名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它的学术身份确立以后,人们开始追溯它的形成历程,发现从6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史家在做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于是这些学者被奉为新文化史的先驱。可是,他们当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呢?彼得•伯克谈到,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罗•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例如,《蒙塔尤》刚问世时,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把它看作社会史著作,并没有给它贴上文化史的标签。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史的强势感到不满,反对把各种问题都归入社会的范畴。在他(她)们看来,社会史所自诩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它的那些致命的弱点,因为社会认同(身份)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述”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史在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时,确实带有反社会史的冲动。同时,社会史家对于新文化史的挑战也难以接受,两派学者之间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不过,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意味着对社会史的反叛的话,那么受到冲击的并不是整个社会史,而只是社会史中的某些方面。不仅社会史有新旧之分,而且在新社会史内部也存在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的社会史家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有的则致力于描述和解释;有的关注社会结构,有的重视日常经验。伯克在讨论微观史学兴起时说,这种微观史学是“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史的反拨”,这种社会史“以经济史为榜样,采用计量方法,着重描述总的趋势,对有关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认识”。这种说法比较切合史学史的实际。再者,新文化史至今也没有取得新社会史当年的那种强势,当它渐成气候之际,本身的局限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一些文化史家不得不考虑“文化转向”之外的问题,重新取法于社会学和社会史,倡导把文化方式和社会方式结合起来。有些学者干脆把文化史和社会史合并,称作“社会文化史”。林•亨特也有类似的观察。她在21世纪初反思自己早年的研究时发现,在法国革命史领域,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凸现出来了,因此,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平衡。
  就学理而言,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也是异同互见的,这也反映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都关注社会中下层,关注日常生活,关注行为和习惯,都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滋养。但是,两者的不同或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认为文化与社会虽然相互关联,但也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社会实际的投影,不是反映或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反,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塑造作用。这与格尔茨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如出一辙的。文化史家不再倚重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以叙述和阐释为主要方法。新文化史所关注的普通人,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以统计数字出现的群体。也就是说,它致力于恢复具体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体现了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在题材方面,它从“硬问题”转向了“软问题”,突破了19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题材概念。在新文化史家那里,并不是只有见诸文字的事件、制度和思想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些借助语言、图像、姿势和实物等符号表现的人的内在经验,如记忆、情绪、感知和梦境,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的题材。可以说,新文化史开辟了对过去世界的全面而立体的研究。另外,正如耶尔恩•吕森所说,新文化史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取向。它呼应“去中心化”的主张,反对“宏大叙事”,否认历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不主张简单地使用“文化传统”的概念,也不做全景式写作,侧重具体而细微的研究。新文化史家经常使用“想象”、“发明”和“建构”一类的词汇,注重文化的建构与重构,也体现了“去自然化”的倾向。
  显然,新文化史明确反对“社会经验”的优先地位,不同意把文化视作“社会实际”的反映,就这一点而言,它的确是反社会史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新文化史视为新社会史的对立面。事实上,新文化史在孕育时受到过社会史的滋养,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从社会史获得了许多的灵感。文化史家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把研究视角从精致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的社会塑造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史家则从文化史家对意义的关注得到启发,不再把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视为脱离人的内在经验的外在之物。经过改造和蜕变的社会史,仍然呈现兴旺的景象。可见,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有互补性,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文化史是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结果,更不能说新文化史取代了新社会史。在目前的欧美史学中,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交叉重叠的地方很多。
  同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理论的支持。如果说新社会史是历史学向社会学开放的产物,那么新文化史就是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宠儿。伯克列举了对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位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诺贝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厄。实际上,这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理论资源,也就是文学批评、文明理论、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社会学)。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学理论对新文化史的帮助最大,它不仅提供了理论和概念工具,而且展示了某种研究的样式。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乃是新文化史的“教父”,他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描述乃是文化史家灵感的源泉。格尔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罗伯特•达恩顿,干脆把新文化史称作“历史的人类学模式”。不过,罗杰•夏迪埃并不赞同达恩顿的说法,也反对简单采用格尔茨的文化定义。他觉得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处理的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依靠的是前人制造的文本,后者则可对某种文化现象作直接观察。他还对“心态史”的概念表示非议,把“表象”(representation)和“实践(practice)”作为文化史的核心概念。夏迪埃和达恩顿的分歧表明,新文化史在理论取向上并不是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