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the KMT’s guerilla war behind enemy lin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Posted on Updated on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

杨奎松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15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编者按
  “为什么同样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会弄到如此落魄的地步,而中共却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杨奎松先生在文中分析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原因。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三卷)。
                                                                                         杨奎松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曾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或投降于日军,或为中共军队所消灭,或被迫退出。总之,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国民党在敌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两三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份。正是由于中共在敌后游击战中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战前被迫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旗号,屈从于国民党一党政府之下的中共,几年后即一跃而成为敢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政治力量,到战争结束之际,更是形成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之势。此后不出三年,即一举用武力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两相对照,抗战期间中共游击战之成功,国民党游击战之失败,显而易见。

  为什么同样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会弄到如此落魄的地步,而中共却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国民党人始终习惯于把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壮大,归结为一种阴谋,断言中共在敌后所以能够壮大,纯因“游而不击”所致。但十分明显的是,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许多即使游而不击也不能生存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除了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拥护和支持,至为关键。
  由于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在开始为各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中,除了特别提到八路军应派便衣队前往敌占区袭击敌后方以外,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过于迅速,也还是有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武装留在了敌后。如河北省保安队即留在了冀南,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部则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将近30个师实际上都转入山区活动,从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还专门划出了七个游击区。山东则有以孙桐萱为司令的第三军团留在鲁西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留在鲁南,有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等组织的抗日武装留在了鲁西北,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留在了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鲁中地区。另外,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等,也都留在了江苏敌后。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在敌后的兵力总共有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中共这时在敌后的武装数量。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
  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策略,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大批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1940年春开始发动枣宜战役时,第五战区亦明令各游击部队参加作战,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将各游击部队与正面作战的部队一并调遣指挥。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蒋介石即明确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6个师、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时任苏鲁战区司令。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客观情势,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导致所受压力巨大,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军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兼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等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痼疾。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时,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老乡是这样说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八路军,村长也爱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抢得去遛马。今天老百姓看到军队来了,问‘什么军队?’‘八路军’。大家都抢着去听差。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借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河北民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金宪章(新编第二师师长)、薛文教(山西八分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石友三(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朱怀冰(豫北自卫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七军军长)、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齐子修(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秦启荣(别动总队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为争夺山西新军的控制权与晋军大打出手,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中共在争夺华北敌后控制权的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其对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始抱以强烈的愿望。华中敌后,包括从武汉到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周边的几个较为富庶的省份,日军这时占领着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桂系军队占据着大别山、淮南地区,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的两个集团军部署在皖赣边和皖南、苏南地区,江苏中部和北部则是国民党地方势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及李明扬和“忠义救国军”的地盘。由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兵力不过1万人,只占据着苏南、皖南和皖中的几小块地区。到1939年4月,成立半年多时间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个连300余人,就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李先念、陈少敏部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注意到新四军的迅速扩展,为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新四军军部,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随后,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从苏南开赴江北,开辟了扬中、大桥、泰州地区;六团东进,开辟了苏州、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第二支队四团则由太湖一带越过长江,开辟了仪征、六合、天长地区;第四、五两支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分别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和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还派出了苏鲁豫支队南下灵璧一带,一部进入皖东北,主力西移津浦路西。彭雪枫部亦在津浦路西、淮河以北的淮上地区开展活动。山东陇海南进支队也奉命进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建立了皖东北根据地。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0年2月10日发出了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
  中共敌后武装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华北敌后取得的优势地位和渐向华中敌后推进的态势,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出于对异己势力的恐惧,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和地方势力借抗战之机扩大武装高度警觉。还在1939年5月,军委会就颁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以后又陆续制定了补给、训练、奖励、纪律等多项命令和办法,力图通过统一名称编制、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等办法,将敌后游击队的管理切实纳入其军令政令之下。到1940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何应钦更明确强调禁止各部队擅自扩充和任何收缴落伍官兵及地方团队的枪支。1941年,军委会在以提高敌后游击效能的名义下令整理各战区内的游击部队,明令裁减1/4,裁掉了14万人,两年后再裁掉16万人,1944年又裁掉8万人。
  对中共武装,国民党方面则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这一年的7月16日,国民党方面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明令颁布《中央提示案》,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只能编为3军6师(两旅4团制)另加5个补充团,不准另有支队;新四军只能编为两师(同前)。其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一切游击队须一律限其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以任何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其活动地区,只限于陕甘宁边区18个县和冀察两省及鲁北和晋北一部地区。随后,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和副总长的名义于10月19日公开发出通电,限令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须全部悉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一方面,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发展,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一方面,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只同意将处于皖南国民党区域内的新四军军部北移过江,双方为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终于导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总共9000余人,在转移过程中受到奉命围赶新四军北上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围攻,除1000余人逃出外,包括军长叶挺在内,全部战死或被俘。国共之间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自此告一段落。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相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其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法都与国民党军有所不同。而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在战法上,二是在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化,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不仅难于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
本文出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删节,原文载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一卷)。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三卷)
第一卷 战略•战役
第二卷 社会•文化•地区
第三卷 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