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Song Guangbo (宋广波) on Xia Nai’s (夏鼐) role in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Hu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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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

宋广波

                                                              夏鼐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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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绝傅斯年请其押运古物赴台的要求后,离南京返温州故家——他对现政权已没有丝毫信心。与夏鼐相反,胡适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受蒋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开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蒋介石的时期。从此,胡适与夏鼐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1949年以后,在大陆已变成批判对象的胡适,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泽东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又亲自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次运动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机构来具体实施。正是这场运动,使夏鼐与胡适又有了一点瓜葛。

  作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夏鼐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运动的。而且,照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生态,他还必须要“积极参加”。《夏鼐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参加运动的一些材料:
  1954年12月1日: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
  12月25日:赴干部学校听潘梓年同志作胡适思想批判报告。
  1955年1月7日:下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讨论会,艾思奇报告,发言者有贺麟、胡绳、王子野等同志。
  1月19日:上午阅侯外庐所写《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1月20日:院中开胡适批判会,请黄仲良先生出席……阅冯友兰批判胡适哲学史对孔、老的评价问题。
  3月5日:下午赴院参加史学界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
  3月26日:下午参加批判胡适思想史学部分讨论会,由翦伯赞同志主持,发言者颇踊跃。
  4月2日:下午赴北京饭店,听艾思奇同志报告“批判胡适思想”。
  4月15日:阅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侯外庐、胡华等)。
  5月1日:为《历史研究》校阅吕振羽同志《批判胡适派的历史观》一文。
  5月3日:下午参加社会学部招待苏联专家阿斯塔莉叶夫座谈会,由潘梓年报告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应该承认,这些记载对梳理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肯定有参考价值。
  当时,夏鼐不但要参加批判会,还要写批判文章。据《夏鼐日记》可知,他于1955年3月6日至9日完成了批判文章《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这篇文章开首就说:“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既然外行,又如何影响考古学呢?作者认为:“胡适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作为历史科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恶劣影响。”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右派,以考古在内的几个史学刊物为阵地,“因此胡适派思想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总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作者在文中所举的例子,也采自史语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这表明,文章批判的是考古领域中的胡适派思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胡适本人。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胡适提倡的整理材料的方法,并举出“殷墟文化曾是由洪水冲击而来”等例子。作为造诣高深的考古学家,作者在这两部分中所举的例子都是击中要害,无懈可击的。但是,所言这些事例和胡适思想的联系,似乎有点牵强。
  第二部分,作者批判了考古领域中片段搜集材料、孤立看问题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是中了胡适的毒:“胡适以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事实。”此外,作者从胡适做研究靠别人提供材料(顾颉刚供给其《红楼梦》的材料,罗尔纲供给其《醒世姻缘传》的材料)入手,强调考古工作者要亲自动手找材料。应该承认,作者之立论,至今亦未过时。不过,所举胡适的例子却不合事实。即拿其研究《红楼梦》来说,他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把从不被重视的材料,都变成有用的材料,活的材料,这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曹雪芹的家世材料,都放在那里,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他让顾颉刚帮助搜集材料,但这些材料在顾颉刚手里仍是一堆死材料,经胡适研究后,就能理出脉络来,得出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系统判断。所以,作者所举例子不恰切。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用胡适派的方法整理材料,不能得出正确结论。批判了“胡适的庸俗进化论”。
  第四部分,批胡适派统治下的考古学学风:学术脱离政治;支离破碎的钻牛角尖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风;“为考古而考古”;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宗派林立、学阀霸道。从现在来看,学术是应该远离政治的,而且越远越好。“为考古而考古”的提法,也无可指摘。在史语所,确实有大量的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但并没有“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只举傅斯年、董作宾将材料提供给郭沫若一例即可说明问题。
  第五部分表态: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
  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发现作者对考古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所作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与胡适联系起来,又极为牵强。这是运动的产物,没有运动,肯定不会产生这样的文章。
  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些批判文章非常关注,就是对这篇文章,胡适也用红笔做了很多勾画。胡适勾画的,主要是胡适认为能给他提供学术信息的部分,而不是对他大不敬的话语。确实,胡适从不责怪、怨恨批判他的人,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些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管对批判者,还是对胡适本人的态度,我们都还缺乏一种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结合历史的情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单单从字面上的表述,就得出“某某人忘恩负义”,靠批胡适换取进身之阶之类的结论,那肯定是肤浅的。
  经过1954~1955年的批判运动后,胡适在大陆上已被彻底批倒批臭。不过,这之后,胡适的名字仍偶尔出现在《夏鼐日记》里。比如,胡逝世后,夏在1962年2月27日记道:“阅《参考消息》,知胡适已于24日在台湾逝世。”1964年8月4日在游呼和浩特的抗日烈士公园时,又记道:“乃出来散步,海拉尔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公园,乃1933年华北军第59师傅作义部下在怀来一带抗日阵亡将士203人之墓,有一纪念碑,胡适撰文,钱玄同书。此公园现已开辟为农田,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间而已。”
  “文革”以后,胡适的名字又较多地出现在《夏鼐日记》中。1982年元旦,夏鼐阅读了《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胡适与中研院关系的文章。后来又读了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唐德刚《胡适杂忆》,大陆出的《胡适往来书信选》等书。他在读这些书时常有画龙点睛的评论,比如他评《胡适杂忆》:“乃胡适评传性质,作者虽以受历史训练者自居,但所论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畅活泼。”读到《胡适往来书信选》之1945~1948年部分,又不由自主想起乃师陈寅恪的诗:“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最有趣的是他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套10巨册、300多万字的大书,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读的时候,还就有关部分与其日记对勘,写“补注”。从“补注”的文字看,他一定是怀着兴奋和感慨的心情读这套书的。
  此外,无意中的小事,也常常能使他想起胡适。比如,他偕家人游长城时,就想起胡适说的:“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这些,都无关宏旨,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他在新时期强调要充分注意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和客观发展规律,反对学术机关行政化、企业化,反对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他还深切赞同严济慈先生的主张:渴望有蔡元培那样的人来主持学术和教育机构。这恰是与胡适有相通之处的。
本文出自《胡适与夏鼐》,有删节,原文载《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作者宋广波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