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Ni Shiguang (倪世光) asking whether the notion of “feudalism” is mis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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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概念是“误植”吗?

倪世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8日第8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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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eudalism一词被翻译为“封建”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百余年间,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近些年来,冯天瑜先生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中国人在清末民初采用了日本人做法,把feudalism译为“封建”,并通过五四运动、中国社会史论战等过程,把“封建”概念“名实不符”地“误植”在了秦至清朝的历史上。冯天瑜先生之所以批判这样的冠名,主要是基于古今中外的“封建”概念是“通约”的,即中国古义之“封建”与西方feudalism的含义基本相同,用feudalism概括秦至清的历史也就差不多等于把中国古义的“封建”冠在这段历史上。这样的理解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呢?

  “封建”与feudalism从根本上相同吗?

  “封建”与feudalis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自的原始内涵存在明显差异,只是由于当年的翻译者觉得这两个词义有某种相似性,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冯先生详细考察了中文“封建”含义的来龙去脉,而对feudalism的考察则明显不足。feudalism从中世纪拉丁文feudum(采邑)演变而来,在12世纪以前,feudum一词的含义非常庞杂,它既可指以服兵役为代价获得的一片土地,也可以指一座桥梁、一段交通要道、一个渡口、一座矿山、一个市场、一个出租房屋,以及城堡、要塞,甚至某座教堂等。它还可指代某项权力或职位。此外,以服役为条件每年获得的货币也可以用这个词表示。由此看来,作为feudalism的词根,feudum的含义被翻译为“采邑”,就存在着东西方词义的明显差异问题;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并不等于它们的含义相同。

  经过12—13世纪对采邑法的编辑和整理,以及16世纪对采邑法的深入研究和推广,feudum概念具有了广泛影响力。到18世纪末,feudalism一词被创造出来,并用来指代与过去特别是与中世纪有关的现象。此词出现后,含义不断被补充,逐渐演变成一个内涵非常庞杂的概念,似乎很多权威学者都可对其做重新的解释。

  归纳起来,feudalism一词大体有四种解释: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feudalism,其所指的是“旧制度”中的许多现象,包括专制君主制度、贵族制度以及一切腐朽落后的现象等。二是立足于采邑和附庸制对feudalism所做的“狭义”解释。三是与采邑和附庸制有关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广义”解释。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feudalism的解释。在这四种不同解释中,又各自存在许多细微或明显的区别。所以,较之中文古义的“封建”,feudalism概念无论是形成过程,还是含义的明确度、稳定性、多样化都明显不同。

  冯先生差不多是选择了最接近中文“封建”古义的feudalism“狭义”解释,作为他的论证基础。在此暂不论feudalism的“狭义”与中文“封建”古义的区别,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冯先生没有对中文古义的“封建”与feudalism做真正区别,结果把所有持秦至清封建说的学者们也都当成了feudalism“狭义”观点的持有者,甚至也把马克思主义的feudalism与“狭义”的解释混在一起。

 马恩观点与“狭义”feudalism一致吗?

  冯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马、恩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与西欧北美史学界的封建社会研究大体一致。”这种认识令人疑惑,因为西方学界普遍承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西方其他学派有明显区别。苏珊·雷诺兹在批判“狭义”feudalism的同时,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对比,并部分地承认马克思主义feudalism观点的长处。尽管“狭义”与“广义”的feudalism理论在西方学界占主流地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比,无论在认识的起点还是理路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

  首先,从feudalism的“狭义”代表人物之一F. L. 冈绍夫的观点看,定义的基点和起点是采邑和附庸制,这两方面在加洛林时代的结合标志着feudalism的形成,他的Feudalism一书也主要围绕这两点展开。而马、恩定义的基点和起点是“物质生产”,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在此经济基础上,才能从事国家政治、法律、艺术以至宗教等方面的活动。在这样的理路中,“采邑”和“附庸”方面的内容尽管也被包含其中,但已退居次要位置,首先应该解释生产力、生产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考虑采邑分封及领主与附庸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两方面内容受“物质生产”前提的限定和制约。

  其次,尽管采邑的主要形式是土地,但在“狭义”、“广义”的feudalism概念中,它主要指服骑兵兵役的报酬,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中所指的土地性质不同。土地通常是指与生产劳动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它的范围要超过作为采邑分封的土地,还应包括中世纪自由农民的份地、一些领主的自主地等。

  再次,在采邑基础上形成的主从关系与马、恩基于生产资料之上的人际关系是两回事。采邑的封、受大体在同样具有骑士身份的领主与附庸间进行,基于采邑之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以贵族、骑士为主的等级关系,采邑持有者大多以服兵役作为对领主的回报。而基于生产资料之上建立的人际关系,则主要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有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对立关系,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通常以缴纳地租等方式作为对领主的回报。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视野中的feudalism与“狭义”概念feudalism有本质区别。

“误植”从何谈起?

  把马、恩的观点与“狭义”feudalism做区分,也能看到双方考察历史的角度、范围和目的的不同。“狭义”概念着眼于采邑、附庸现象来考察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状况,由此得出的feudalism概念当然主要是对西欧的历史特征而言。而马、恩的理论则是从历史哲学出发,把物质生产状况作为考察某段历史特征的根本,解释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期社会人际关系、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现象的必然关联。同时,也正如恩格斯所总结以及后来许多人所坚信的那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带有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

  如果承认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明白“封建”古义,也多半熟识西文feudalism的含义,只是另有缘由做了“误植”,是不是反而低估了这些前辈学者的学术品格?从留下的大量相关著作可清晰看到,许多前辈学者是在注重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开展秦至清朝历史研究的,其研究的理路并非是用“狭义”feudalism的观点,更不是用中文古义的“封建”概念。如果弄清并理顺上述概念间的区别,前辈学者们的“误植”当从何谈起?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