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 Peijian (黄锫坚) on how history turns into literature discussing Huang Renyu and Jonathan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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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何成为小说:从黄仁宇到史景迁

 黄锫坚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201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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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翻译笑话似乎已成为经典。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提到《孟子》中的一句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中译者居然将之译成: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按此成例,孔子恐怕只得译成“孔修斯” (Confucius)了。孟子经由西洋重返中国,这个过程有点像猜谜。谜底揭晓,人们捧腹大笑。不过,这个笑话其实凸现了历史文献抵达今日读者所经历的辗转旅途。试想书市诸多海外汉学名著,从费正清、史景迁到孔飞力的作品,不都经历这样的翻译之旅吗?汉语并非他们的母语,这些迷上中国历史的洋学者,钻进浩瀚的文言典籍、奏章县志,挖掘琐碎的史料,编织成扣人心弦的故事。他们的英文作品,通过中国译者之手,再转变成现代汉语,呈现在我们眼前。正如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言,“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文言阅读能力早已退化的读者,不仅需通过两重翻译,才能知晓孔孟名言的含义;而且,我们似乎也只有经由海外汉学这一棱镜,才能理解我们的古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对我而言,最早的历史向导,应该是黄仁宇。这位置身大洋彼岸,但心系中国的历史学家,让人颇感亲切。他曾解释,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不是从书本、从个人聪明才智领悟得来的。他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早年从军,参与抗战,中年之后,在美打工、教学。这样一来,他的研究眼界自有其开阔之处,对中国命运之关切,也从字里行间时时溢出。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历史到底有何实用意义呢?面对美国学生,黄仁宇也曾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他认为,《二十四史》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而《资治通鉴》之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所以,黄仁宇多次提及,他写历史,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而过去的史书则多半采取“应当如是”的道德角度。

黄仁宇的历史书写,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如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统概括,即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在科学史领域,问题化形为“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黄仁宇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具体而言,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成 “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而基本的组织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

半个世纪前,中国史学界有一个盛极一时的话题,即明朝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争论无疑也波及黄仁宇的思维,他所撰写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曾对此作出响应。仔细列举和辨析“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诸多含义后,他打了个比方,“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所以,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他的回答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接下来的回答更精妙: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笼罩下,那些所谓的英雄和领袖,无须用贤愚得失来考察,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更改历史发展的程序。在《万历十五年》中,出场的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等等,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黄仁宇说,“这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目的性过强的历史观辐射之下,这形形色色的个体,不仅是制度的牺牲品,也成为观念的工具,丧失了鲜活的个性。黄仁宇曾以李尉昂为笔名,发表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即便在小说中,他也没有摆脱人物服务于理念的功利性。所以,一位评论者如是评价:

在这种史观影响下,李尉昂小说中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相反地,读者经常被引导去看主角所处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过于抢眼的舞台背景给掩盖住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中国为什么失败,中国该怎样现代化,这样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黄仁宇的历史叙述中,无形中成了他的精神包袱。当史景迁、孔飞力等人进入我们视野时,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出现了。牵引着我们进入历史隧道的,不再是对问题的苦苦求索,而是窥探古代世界的好奇心。

卜正民很好的描述了这种差别:

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

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没有的奢侈品。
《万历十五年》截取历史年轮之一个断片,以此映照整个枝干的来龙去脉。这一作法被很多人仿效,尤其在国内,出现了《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转折年代 ——1947》等多部作品。孔飞力的《叫魂》似乎也类似,事件发生于1768年。不过,孔的讲述更像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在这场大恐慌中,一种名为 “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四个月的清剿似乎找到了谣言的源头,但又与乾隆想象的重大阴谋相差甚远。这个捕风捉影的案子,只是百姓间的妒忌与陷害,根本无涉政治意图。最终结果,是很多异乡乞丐和僧道受到了迫害。


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个年代关于灵魂和躯体的观念。在当时人的信念中,灵魂和肉身可以分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了自己的灵魂,就会生病或者死去,而术士能够通过与人身体有关的任何物件来实施偷魂,包括头发、衣服,甚至人的名字。从今日的汉语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残存的气息,如失魂落魄、勾魂、鬼魂、招魂。仔细辨析,其实都很有来历。当我们尝试着以古人的想象来面对世界,那将是一种别致的体验。

借着神奇的叫魂案,孔飞力呈现出乾隆年间的多重社会现实,如人口流动、人心向背、判案程序等等。他的眼睛盯着如下问题:官僚体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200多年后的非典恐慌,将这些问题又一次抛到勤于思索的人们头上。

如果说孔飞力的故事仍然是通过事件来说明社会问题。那么,到了史景迁那里,人成为真正的主角。他的历史叙述,也就进一步从历史走进了文学的范畴。《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讲述了从康有为、鲁迅到丁玲等一系列作家的心灵求索,揭示了个人与社会时而贴近、时而远离的关系,展现出心灵在冷酷社会现实中的痛苦和挣扎。将人而非社会置于舞台中央,这个特点从史景迁作品的名称就可看出:《“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皇帝与秀才》、《曹寅与康熙》……

米兰·昆德拉曾多次强调小说不同于历史、哲学、大众媒体的特质。他区分过两类小说:一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一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一种小说化的历史记录。按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设想,将历史和小说分别置于一条线的两段。越靠近小说一端,人的存在越凸现为问题。越靠近历史一端,社会和理念越成为主角。将诸多海外历史学家放在这条线上,史景迁的作品,无疑更靠近小说这一侧。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的角色,则不可免地经历昆德拉所说的“化约的漩涡” (whirlpool of reduction),成了那些历史上非事件性因素的棋子,失落了他们独立的生命力。

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基于这个理由,在我看来,为小说写书评,不但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优秀作品,更是暴殄天物。所以,关于史景迁的作品,最好的评论方式,还是少说为妙。读者只需跟随这位“故事大王”,走进历史现场,与主角一起作出人生的选择,梦着他们的梦,痛着他们的痛。

作者:黄锫坚
来源:豆瓣网“黄仁宇”小组,原文发布于2005年5月25日,本次转载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