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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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的挑战

 

来源:新史学微信公众号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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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

德国概念史做得最好。在德国,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有区别,但常常作为同义词。而在整个西方,历史语义学是一个屋顶,包含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关键词研究。历史语义学或概念史是怎么产生的?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等近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到晚近学者的非难,他们诟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构建。概念史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把历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变迁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因此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专注于重大的概念亦即基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发展史。在他看来,基本概念极其丰富地储存着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收藏着大量经验。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的基本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

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运用”在科塞雷克概念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在欧洲,比较分析18、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民主”、“自由”、“平等”……马礼逊《英汉字典》(1822)中说“民主”是“既不可无人统帅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说“民主”是“众人的国统,中人的治理,多管,小民弄权。”民主怎么是这种解释?但你只要翻开历史,知道整个欧洲经历了法国大革命那么血腥的场景,理解了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的臭名昭著,就明白“民主”这个概念在当时的含义了。我们搞概念史不管对和错,而是讲是什么,为什么。辞书里的词条与那个时期历史的认知有关。

南京大学孙江教授:

1879年7月14日,路易十四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今日无事。当天晚上巴士底狱发生了民众暴动。这个标志性的日子成为我们对法国大革命肯定的部分。但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正面形象。我们学历史时,学到了法国大革命的三字诀——自由、平等、博爱。但“博爱”这个词的翻译是一个大误区。法国大革命是非常血腥的,怎么会有博爱呢?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是人类之爱。既然有人类之爱,怎么可能有血腥的场面?这个翻译的错误从哪儿来的?在英文里,Friendly是友爱、兄弟之爱,拉丁文里有一个词根,是“兄弟”。兄弟是什么?借用一位伟人的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自己在读历史时,如果不把基本的脉络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梳理清楚,就谈不出来了,所说的都是能者的一个游戏。

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辩护》中说过一句话:“历史学家经常容易犯一种错误,认为社会风俗变了以后,词汇也会跟着变。但实际上,风俗变了,词汇没有变。”这句话放在一百年前可能是对的,放在今天就不对了。概念史是个变数。研究概念史一定要懂历史,就是科塞雷克强调的,概念史和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而社会史关注文本背后的情境,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住一个概念在一个情境下相对准确的含义。比如研究近三百年的东西方思想史,就涉及到三方面: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在这样一个全球视野下的概念史研究,必须摆脱二元对立史。

人民大学清史所曹新宇教授:

一切历史都是概念史。概念史为什么变得这么重要?这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系,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很多概念形成了。很多人,包括黑格尔,把拿破仑当做历史的体现。很多哲学家在这个时代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个思考到今天都很有用。黑格尔说过一句很直观的话:“我们的思考活动离不开我们的范畴”。听起来平淡无奇,但里面有很重要的历史学初学入门的东西。离不开自己的范畴,意味着不管研究什么历史,如何深奥的概念史,我们脑海中马上浮现的是自己的理解,这是思维对我们的奖赏,没有办法拒绝。上世纪60年代,萨特注意到一个现象:历史能给我们揭示出的真理和真实历史之间出现相当大的鸿沟和紧张,我们不关心真实的历史,却找到了历史的真理,这个影响太大了。我想这对学历史的人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