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ei Yi (雷颐)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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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抽象的公式

雷颐

2015-09-07

来源:《环球人物》2015年第23期

作者: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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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公式与说教,难以令人信服。从王朝的兴衰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历史都充满了丰富的细节,通过细节才能让人有真切的感受。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取静集》《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孤寂百年》等。

 

 “人们习惯将一个地方缺乏权威、秩序严重混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其实,造成这种秩序严重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无政府’,而在于‘无社会’。”

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他的随笔《最怕“无社会”》中这样写道。他现在已近花甲之年,交谈之中,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特点显露无遗:“换了以前,你来采访我,先得由你们杂志社联系我们研究所,所里认为我这个人没问题,才可以接受采访。我也不能给你们自由投稿,写完一篇文章,得经过党委、人事处层层盖章才行。”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值得肯定的成果之一,就是慢慢脱去“单位”“政治”的束缚,“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得以恢复和发展,“现在的各种讲座、读书会很多,不仅是新华书店,各家独立书店都可以组织,以前几个文学爱好者私下搞个交流会,都是不允许的。”

在公众媒体平台上,他观点鲜明、语言辛辣,写起杂文随笔颇有些横眉冷对的感觉。但面对面时,他待人亲切而客气。他不遮掩,不矫饰,喜欢讲故事,不爱谈概念。那些久远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讲述之下,个个鲜活立体起来。

 探究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最近,雷颐出版了新著《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这本书描绘了容闳、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闻一多等12位知识分子的命运,通过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选择,串联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通过知识分子们对家国前途的探索,展现他们复杂而微妙的心灵史。

《环球人物》:书中写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是容闳,为什么您称他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雷颐: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一个崇尚科举的国度推动留学,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包括“科教兴国”。他在美国看到了现代学校、现代工厂、现代银行、信贷金融体制,主张把这些先进的制度引入中国。他的经历很丰富,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他都参加了。他加入这些政治集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身却并不依附于这些力量。

比如洋务运动中,他一手创建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后来发现这个官营体制中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严重,就改投了维新派。如果他坚持走下去,就能成为核心要员,有很多既得利益。但为了实现理想,他宁可放弃。在他身上,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性和超越性。

《环球人物》:但您也强调容闳只是偶然,直到维新时期才产生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雷颐:洋务派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属于传统的士大夫,又有一些新思想,我觉得他们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人物。到了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中国传统的国家观——把国作为“家”的放大,在伦理上把人束缚住。他们提出国家是由人民大众通过契约产生的,人民拥有权力。梁启超还批判儒家,因为儒家思想泯灭个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服从的奴隶,所以要改造国民性。

《环球人物》:所以五四知识分子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潮?

雷颐:对。我们谈论五四运动,主要谈的是它的纲领,“民主”与“科学”。这个纲领实际上脱胎于1912年宋教仁提出的一个口号。宋教仁和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突然一下子共和,皇权专制下的子民成为共和国公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他提出要“以人道主义去皇权专制之毒,以科学精神去迷信之毒”,这实际上和五四的口号很像了。所以我认为,五四时候提出的观点,没有一个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只是把原先在文人圈里传播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思潮。

《环球人物》:新书为什么叫《孤寂百年》?书中12位主人公有什么共同点?

雷颐:这12个知识分子,都不是“纯学者”,他们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但从政的道路并不顺利,都不同程度地厌恶政治。比如梁启超,一直参与政治,虽然有所贡献,但到后来多次被政客所利用。对政治极度失望之后,他才去清华国学院沉浸于国学研究。胡适一开始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但抗战爆发,蒋介石看中了他在美国的影响力,让他当中国驻美大使。国家有难,他义不容辞,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立马辞去职务,研究《水经注》去了。还有闻一多,以诗人的性格介入政治,最终悲剧收场。这些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很纠结,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环球人物》:您怎样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个人如何选择?

雷颐: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一个有一定学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有专业性、有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的文化人。比如你是一名医生,除了专业上很出色,还关心社会的医疗体制等问题,这时才有了知识分子的特质。

至于我的选择,就是在书斋里头看社会,了解社会并评议社会,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的学问更加深刻,对很多历史问题也会理解得更加透彻。

对工、农、兵都有深切体会

雷颐对历史的书写是体验式的。他对记者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很多都是从自身经验获得的,从“每一个毛孔都要被管制”的年代走过来,他们见证着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并通过理性的思考,对个体命运与国家历史进行着切身的反思。

雷颐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南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员工,全家追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长沙搬家到武汉,又从武汉搬到郑州。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学业遭到中断。“文革”中复课升了中学,但也不学文化课,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后来他又下乡在农村待了4年,亲眼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苦,城乡差别的巨大。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那段经历打破了他以往对农村的想象,让他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和电影、书本中描述的那样。

下乡4年后他又当了3年兵,在福州军区当空军地勤,修歼6战斗机。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文革”中一直热衷于读书的雷颐蠢蠢欲动,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他还专门跑去自己的出生地武汉,进武汉大学转了一圈,觉得整个大学简直像公园一样,读书生活太美好。

1978年对于雷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他的命运也发生急剧转折:前3个月,他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中间5个月,他复员当了工人;在当工人期间,他积极备考,最后4个月,他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学系,如愿成为一名大学生。

他还记得参加英语考试前,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他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请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当时最时髦的流行语翻译成英语,使劲背了下来。拿到试卷后,一句话都看不懂,这两句也没用上,好在还有不少选择题,乱选一气,最终拿到了14分。幸亏在那个年代,英语考试并不计入成绩。

如今回头看,雷颐很珍视年轻时的那段动荡经历:“工、农、兵这三种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角色,我都深有体会。”这让他在学习和研究历史时,多了一份个人体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人自由等种种弊端,我的感悟很深。农民、工人本来只是一种职业,但1953年国家为了搞计划经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身份的鸿沟。主流的历史叙述只说明这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作为历史学者,更应追究一条政策、一个宣言之后,人民生活带来的切身变化。”

研究历史要知人论世

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之后,雷颐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笔头甚勤、著作颇丰。一方面,译介优秀的近现代史相关著述;另一方面,也写作出版了自己的多本学术专著。他还为多家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撰稿。

“我一直觉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实是紧密相连的。”雷颐的写作题材广泛,历史、文化、思想、文艺、时事批评都有所涉及,尤其擅长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冷峻的观察、理性的分析,都彰显出一位并不拘泥于书斋的学者的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使得他对现实的评论多了几分底气。

“研究历史要知人论世,警惕‘唯文本’的倾向。”这是雷颐经常强调的,他所谓的“文本”,指的是一些纲领性的文件、历史人物公开的主张和言论等,这些看起来板上钉钉的“记忆规范”,在雷颐看来却是不可靠的,它们往往并不能代表历史人物的主观好恶和真实处境。

他自己在研究和写作时,喜欢穷尽资料,触角伸向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比如他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就显示出独特的观照历史的角度。研究李鸿章的著述汗牛充栋,雷颐的这本专著,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洋务”三个方面考查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为解读这个近代史的核心人物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本书一版再版,为很多历史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所喜爱。

中国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是注重为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写史,平民大众的历史很少受到关注。而雷颐十分强调为普通人物书写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的小人物命运沉浮》一书,从点滴细节对各色小人物的命运进行探究、分析,被读者评价为“呈现出了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更是一种天下担当”。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公式与说教,难以令人信服。从王朝的兴衰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历史都充满了丰富的细节,通过细节才能让人有真切的感受。” 在雷颐看来,把有血有肉的历史说给大众听,是历史学者的一种使命,“以历史为镜,才能打破黑暗与迷途,借此烛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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