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22nd ICHS in the Chinese media: on the net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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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互联网革命

记者 任沁沁 刘宝森 娄辰

来源: 新华网2015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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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任沁沁 刘宝森 娄辰)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源是中华文明的留存。它们曾经刻在兽骨、竹简上,后来是刻板、活字印成的纸书,如今是电脑页面,数字化的书。

中国人保存、记录历史的方式,也代表了人类进步的一种轨迹。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诸多方面的变革,也促使人类关注和思考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正在山东举行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史学家们认为,历史的数字化不仅包括著作的数字化,新技术已经对历史学发生巨大影响。

在《中国历史评论》主编王育济看来,数字技术对历史学最大、最直观的影响是研究效率的大大提升。

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电子化储存,各类历史文献数据库的网络检索,来自搜索引擎的网页集合,都使得史学研究者们不再需要青灯孤影、埋首故纸。

“仅仅凭借一两个关键字就可以快速准确地寻找到所需要的史料。”王育济认为,大数据时代资料来源的广泛化和精确化,使史学研究变得更为全面和准确;数字技术也加速了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转化。

互联网革命正在改变全球历史的研究,数字化技术为国际研究者们提供了无缝对接的平台,也让东西方史学研究能借鉴彼此的成果。

“这是一场文化的革命。”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学者诺瓦雷说,历史得以以一种更“平民化、易接触”的角色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使用者,都能在网上创造自己的历史,也能在网上了解专业的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

“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在互联网上以“众筹”的方式分享照片等,凝聚公众对历史的记忆。法国还有一个网站,有很多二战时期的照片,都是由民众提供的。“我们要感谢网络2.0的技术允许每一个人实现信息的共享。”诺瓦雷说。

数字化确实缩短了时空,让地球变得很小。留尼汪岛大学教授伊凡说,历史学家在屏幕上能看到更广阔的空间,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数字时代的屏幕成为研究和写作的工具,所有的历史数据或文献都可以在屏幕上呈现、传播。”

他还展示了一个网站,用法语、英语、马达加斯加语、葡萄牙语共同介绍印度洋历史信息,数字化的呈现让印度洋的历史和知识变得一目了然。

“这个虚拟世界还整合了一切对印度洋话题感兴趣的研究者,帮助大家缩短地理上的距离,透过网站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伊凡说。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汤姆·都柏林的思考更进一步,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平台,能实现多种语言文件的翻译,把一些史学家关注的最新问题纳入研究中以拓展全球视野。

“历史学家已经不是历史研究领域唯一的群体,现在书写历史的作者范围已经极大地拓展到了普通大众。”他说。

不过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双刃剑。互联网助推一批非职业历史学家异军突起,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王育济举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在网络连载之后一举成名,进一步推出的纸质图书成为近30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无数个“当年明月”凭借着数字技术的便利,正在发挥着比“职业历史学家”更大的影响力。

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塔拉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电影、文件和互联网上的论坛可能比我们的论文、书籍和其他出版物更能影响历史的形象。经常有人分不清职业和非职业史学家。”

“非职业历史学家虽然普及了历史,但提供的知识有很大片面性,学术含金量不高。”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王学典说,这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一个可行的途径,是逐步让非规范性的规范起来。”

王育济认为,学者的儒雅与书卷气,历史学家的沉静与深刻,很大程度上是一页一页故纸“磨”出来的,互联网浪潮中,更应该重视史学家基本素质的培育。

如同任何文化转型一样,“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挑战。除了上述问题,参会学者阿拉·科瓦洛娃认为,网络也带来了冲击,比如著作权被侵犯的可能性增大。“人们看到是从台前到台后的剽窃,著者的权利并未得到尊重”。

王育济说,且不说“以检索代替研究”“以粘贴伪装学问”的乱象,即便是数码技术为正规学术研究所带来的“高效率”,也包含着技术对研究者的异化。

“我们一直在努力发现、寻找如何保护网上出版物的权利。”阿拉·科瓦洛娃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法律框架,不管是视频还是音频,不论是学术性还是非学术著述者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

不管如何,玛丽亚塔·希塔拉表态,全球历史学家将试图与最新趋势齐头并进,提供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参与采写:王海鹰 韩筱婧 孙晓辉 王子辰 席敏 滕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