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how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furthered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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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使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

杨奎松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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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把中国当成未开化的落后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国人从1931年以后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组织起来了。也正是在应对现代侵略战争的这种组织力日渐形成的过程中,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一步步开始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五台山位于晋北,平型关之役后,五台山随之失陷,八路军一部留于山中从事游击战。右上:八路军训练;右中:夺自敌人的战利品;右下:检讨作战;左上:协助农民收获;左中:军队政治工作;左下:女作家丁玲在前线。

先要说明,我算不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专家,参与这套《抗日战争战时报告》的编定并为序,实乃盛邀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其次要说明,我同意参与编辑并为序,只是想要对上海图书馆各同仁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机,将馆藏战时抗战旧书编辑出版的作法表示支持。

记得将近三十年前我开始接触抗战史之际,因为民国旧书不像旧刊,可以借助于《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必须要一家一家图书馆自己去找。结果,花了不少时间在跑路、查书、提书和摘录,工作效率极低,跑的图书馆有限不说,即使能进去查目的图书馆,因为根本不可能根据目录卡片一本本调出来看,最终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最该看的东西。

最近一二十年来,整理出版民国旧书,包括编辑刊布民国旧书目录者越来越多了。在出版方面,规模最大的整理出版要算是上海书店出版的那套《民国丛书》和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丛刊》了。前者收录出版了1126种旧书,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影印出版了约4500种旧书。如此规模的旧书再版,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事民国史研究,包括从事近现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问题研究的学者,帮助之大,一望而知。但是,由于两套丛书的编者主要着眼的还是抢救和保存“基础文献史料”或曰“第一手文本史料”,因此对大量涉及1931—1945年间中日冲突及其抗日战争问题等出版物的收录,还十分有限。

近十年来,网络上各家编辑的民国旧书目录亦逐渐丰富起来,并且还开始出版有专门为抗战史研究者编辑的历史文献联合目录。不过,泛泛地整理发布民国旧书目录,同样难以帮助到抗战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因为在浩如烟海的旧书目录中,要想找到有用的书目如同过去在图书馆查找卡片目录一样,仍旧是一件费时费力,却未必能有可靠收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即使找到有用的书目,读者想要读到它们,也还是需要千里迢迢跑去藏有它们的各有关图书馆去调阅和摘录,这不仅可能性很小,而且还是达不到把它们变成方便利用的手边资料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看好上海图书馆的同仁们今天所做的这项工作。在我看来,对于研究1931—1945年期间中日关系以及抗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情。

 

首批由陕北动员之八路军在太原车站上

据改革开放后北京图书馆编定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年至1949年9月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至少有12.4万种之多,其中仅政治、经济、文学、军事类图书,即占到半数以上。这中间,1931—1945年十四年间与中日关系和抗战问题相关的出版物,最保守的估计,恐怕也在千种以上。如此大量的旧书,是否都值得再版呢?

最近二三十年来,海内外开放了数量庞大的官方档案和个人书信、日记、笔记材料。就中文档案史料开放的情况看,许多都涉及1931—1945年这一时段。因此,当今的研究者研究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问题,更多使用的早已不是图书馆保存的旧书刊,而是这些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史料了。民国年间这些出版物与大量第一手的档案史料相比,其史料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


八路军于晋察冀三省在1940年8月下旬,发动一百团兵力之对敌总破击战,图为拂晓出击。

但是,任何资料都有其自身的价值。特别是对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包括新闻、教育、文学、卫生及身体史等不同问题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反映当时状况和时人观感的文字,甚至可能远比那些形成甚至作用于幕后的官方档案,更有利用和研究的价值。就是从阅读、考察和研究的角度,许多记录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十四年间政府、党派、知识文化界及军队和民间人心变动、意见分歧的文字,哪怕是那些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性的文字,同样对我们真切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在这套资料书中收录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政治文化各界的部分代表人物政治主张的辑录。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这些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人或政治人,对这场事变及其中日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看法主张一开始就大相径庭。有相信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的,有认定这是日本夺取满蒙的具体步骤的;有主张谈判交涉的,有主张绝交对抗的,有期待国联干涉的,有倡言长期准备的,有呼吁马上开战的;有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有强调外战可息内战的;有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全民动员,用经济制裁打败日本的,有公开宣传推翻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才是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的。并且还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对我,我无能力去跟他战,亦不必跟他战。“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主张学印度的甘地,“设法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去发展”。

知识分子最讲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纠结于战争的利弊得失。这种纠结不是怕死人,更不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而是害怕战败亡国,真的沦为“亡国奴”,再无翻身之日。因为当时条件下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明摆在那里的,即使强硬地主张开打的人也并非不清楚,靠中国当时的军队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百团大战战利品之一部

梁漱溟、胡适等都发表过类似的观感,即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不过是最近百年上下欧洲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过程在东亚的延续。日本既然走上了工业文明之路,就很难不步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侵略之后尘;中国既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也就很难不成为日本扩张殖民的对象。称“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

直至战争全面打响,再无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蒋廷黻也还是明白地告诉国人称:今日“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必遭惨败”。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入侵越是加深,爱国的知识人、文化人,包括众多政治家,难免越会意见分歧,什么主意都可能会提出来。哪怕原本持同一观点的人们,思想主张也一样会因形势危急而分化。像自由主义刊物《独立评论》的同仁们1933—1935年围绕着该不该求诸独裁制度来救国而展开的那场争论,以及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经决心抗战之际,胡适、陶希圣等人不仅加入到主和的“低调俱乐部”里去,而且还几度上书写信,甚至当面请求蒋介石同意对日让步,以换得一时的妥协等情况,都清楚地说明当时国人对和战选择意见异常分歧的情况。

攻击前游击区内长官训话

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理性地考虑和战的利弊得失问题。在这套书中,相当大量的内容是对军人、军队及其抗战准备和作战情况的报道、书写。从日本入侵到战败整整十四年中,许多军人,通过记者、文人的报道和描写,给亿万国人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他们的思想是简单的和直线的,他们只知道遵从命令,尽职尽责地达成卫国的责任。正是由于当时还有相当多的军人具有着这种对自身职任的毫不动摇的坚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拼死一搏的壮举,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战的宣传鼓动,增强了许多忧心国运的普通人与日本一战的决心。这种情况,以及文化舆论界发出的这种声音,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政府和民间中人,包括众多理性知识分子在和战问题上曾经有过的犹移态度。

这里不妨抄录一段1933年2月28日中央军第二师受命开赴长城前线官兵誓师会上黄杰师长的讲辞,即可一观当年那些抗日将领不惜牺牲的精神状态。他的讲演充满了鼓动性。他宣布说:“我们是国家的军人,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国卫民。今天国土被侵占,同胞被屠杀,是国家的耻辱,更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因为我们军人没有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本师已奉到委员长的命令,即将离开潼关,北上参加对日军作战。这是我们全师弟兄报国的最好机会,希望大家要认清倭寇的企图。此次发动侵略,不但要亡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消灭我中华民族。因此,我们必须击败日本人,否则,不但国家不能保全,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子孙都将永沦为日本人的奴隶,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鲜亡国后,日本人在朝鲜的横行霸道,朝鲜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国的朝鲜人流离失所的痛苦情景,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吗?你们愿意你们祖先的坟墓被敌骑兵践踏吗?愿意你们的子孙永远做日本人的奴隶吗?”

可以肯定,直至抗战结束,中国在国力、军力,乃至作战力上,都比不过日本。除去“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主动避战的情形不谈,从江桥抗战开始,自东北至河北,至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军队整体上都是失败的。就整个国家的组织力而言,就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当时确实还称不上是一个成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一直把中国当成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不以为战争对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国人从1931年以后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组织起来了。也正是在应对现代侵略战争的这种组织力日渐形成的过程中,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一步步开始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七七”事变后,中国能够通过动员全国之力与日本一战,能够通过把这场异常残酷和规模宏大的全国范围的战争旷日持久地坚持下来,也就必然会迎来日本战败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那一天。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是出乎时人的想象之外的。

八路军占领正太路大铁桥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我之所以注意到中国从一个没有严格的主权、边界观念和国际关系视野的古代国家,或日本人当年所说的未开化民族,迅速转向日渐具有组织力的一体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抗日战争有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已故的刘大年先生的启发。

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参与抗战史的集体写作,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不久。由于80年代改革开放,再加上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宣传需要,中国大陆形成了一波“民国热”,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逐步被学者和大众所了解,因而极大地冲击了大陆正统教育中对于抗日战争史的说法。注意到这种情况,“文革”前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革开放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的刘大年先生,显然认为需要出来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既不赞成回到“文革”和“文革”以前只讲政治,不讲事实的做法上去,也不同意只从打仗大小、牺牲多少的角度来讲抗日,尤其不同意只从一党一派的角度来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因此,他委托时任近代史所所长的张海鹏先生出面组织了所里和军科的七八个研究人员,一同来编写一部他认为比较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中国抗战史。

大年先生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并且是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即使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历史研究必须反映历史真实,多数也离不开政治的考量。记得我在参加这个写作组不久,对大陆传统史书中所讲的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问题进行了一些考订。初步考订即发现,无论是作战性质、作战对象、作战规模、作战经过,包括歼敌缴获与己方损失的数字,都和传统说法有出入。大年先生听说了我的看法后,非常重视,马上把我找到他在木樨地的家里去,很仔细地询问了我资料的情况和主要的论证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年先生对于要不要把这样的考订写到书中去很慎重,也很犹豫。他之后专门打电话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和他们交流了这一情况,然后告诉我说:你的这个研究可以继续去做,但我们这本书还是要按以往的写法来写。

由于当时资料和研究的局限性都还很大,大年先生主持编定的这部抗战史,没有能做出实质上的突破。包括对抗日战争上下时限的界定,也受大陆正统观点的束缚,最后仍旧以“八年”为限。因此,他当年给写作组提出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没有能够实现。不过,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对中国抗战史意义的思考,还是颇有见地的。

大年先生对这场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地位、作用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当年提议的主书名上,即“中国复兴的枢纽”。他的意思很清楚,正是这场抗日战争,把百年来落后挨打、四分五裂的中国,一步步引上了民族独立、统一和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这场战争作用和意义的观察,从习惯上所说的“八年”拉开到“十四年”,即从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当不难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渐进的,却又是异常明显的变化过程。

游击队攻入县城,提来伪县长(有△者)。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不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认自20世纪初以来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及其延续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国人观念意识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远离城市现代气息的农村人口来说,如果不是1931年日本开始大举侵入中国,直至占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胁甚至侵害到他们的利益,或许再过二三十年,大多数国人的家国观念怕仍旧是传统式的,而少现代的意识。像巴金笔下的觉慧,老舍笔下的李景纯、祁瑞全那样,心系民族国家命运的知识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只是极少数。“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要说形成举国一致的抗日诉求,就是想要形成一个能够得到建立在家族、地域、军事基础上的无数大大小小利益集团认同的中央政府,都还做不到。

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周锡瑞教授前几年写了一本讲家族史的书,中文版名为《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他就特别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的书很具体地考察了中国一个旧式官僚家族几代人因时代变迁发生的聚散离合经过。他发现,该家族的前四代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种种内忧外患的历次重大变故,家族的凝聚力始终未受破坏。清末民初,他们由内地安庆迁至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性的重要城市之一天津之后,即使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家族内部也没有发生巴金在《家》《春》《秋》所描写的成都高家那种冲突与分化。用周的话来说,直到日本入侵,要么大家一块逃,要么一块抵抗,叶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应对外面的变局。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日本侵略军不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一步步逼近了华北平津,最后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叶家第五代的孩子们因此再也无法按照过去的传统方式行事了。他们不仅无法在家国观念上取得一致,就是在如何救亡的问题也开始意见分歧。大家庭被战乱打散了,弟兄们政治上各奔东西,终于以个人为单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发展道路。

在山西打游击的民兵

“燎原之火,生於荧荧;怀山之水,漏於涓涓。”20世纪所有落后民族的独立、建国乃至发展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而且还是在20世纪欧美政治发展提供的多种道路选择和观念冲突中曲折前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叶家第五代兄弟与父辈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包括他们兄弟几个不同道路的抉择,本身就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艰难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缩影。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举入侵,也并不意味着国人从此就都会幡然觉悟,“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中国社会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战争的酝酿、发动与坚持,特别是面对如何抗战和将来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在“九一八”,甚至于“七七”以后,也都还是一个积沙成塔,反反复复、曲折且艰难的选择过程。但第二,也是最明显的,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正在被迅速打破,一个日渐多元的矛盾冲突剧烈的新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

们这套战时民国旧书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现象,却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急剧变化的过渡时代。这套资料中的一些内容,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识来看,甚至是不准确的,各种资料互相之间甚至存在矛盾冲突,有的资料更是明显地具有政治偏见或虚假宣传的色彩。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这也是那样一个转折的或过渡的时代所具有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未必都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没有时间推敲与核实事实的缘故。

如此复杂的矛盾变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周锡瑞所指出的,根本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由于日本入侵的步步深入,对叶家兄弟影响更大的已经不再是父辈和家庭,而是现代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同学、朋友、同事及其社会团体。尤其战争打响后,个人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越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就越容易意识到国家社会对自己的不可或缺性,越容易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主动性的“政治人”。政治一旦介入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来,不仅家族血亲地缘的影响作用会退居其次,而且不同政治倾向与政治选择之间的矛盾纠葛,既会因意识形态对立而对立,也会因政治利益冲突而冲突。当然,就记录历史真实的角度,我们反而需要把它们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出来。故只要可能,我们不打算刻意去遮蔽这方面的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抗战旧书,除国家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外,在全国应该算得上是相当丰富的了。但是,和全国范围内各个图书馆,连同海外一些图书馆保存的抗战旧书的总量相比,上图这方面的藏书还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这一次影印出版的,还只是第一批。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将这段时期涉及对日战争的相关出版物集中地提供给学界利用,上海图书馆的同仁们还准备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对此,至少我是抱以相当期待的。

注:《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上海图书馆藏文献),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本文所配历史照片均选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