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how to commemorate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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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纪念抗战

马勇

 来源:凤凰网马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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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年了。今年,中国政府将对抗战给予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隆重纪念,那么从历史主义观点看,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纪念抗战呢?

回想1931年9月18日,中日两国在东北发生军事冲突,日军乘机侵占沈阳,进而占领东三省。翌年,东北全境沦陷,日本扶植前清废帝溥仪进行“复国主义”运动,成立满洲国,中日第二次战争由此开始。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渐渐成为中国政治主旋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以最大耐心坚守“攘外必先安内”原则,此后六年,尽管中日局部冲突不断,中国政府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积极准备,为中国赢得了最为宝贵的几年时光。中国经济、国防,均有很大提升,沿江沿海地区教育文化机关、大型工业设施、可移动的文化宝藏,中国政府均有相应安排。这为后来全面抵抗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日本有效控制东北后并没有停止对关内渗透,没有停止激怒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挑衅活动,特别是所谓满洲国宣布其领土包括热河省后,长城内外成了日军蚕食、侵占对象。1933年,日本以热河省官员表示“归附”满洲国为由,与所谓满洲国军队联合进军热河,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山海关、长城各口沦为日军攻占对象。长城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再不起而抵抗,神州将很快沦为日本殖民地。长城抗战为中日全面战争的预演,中国将士的顽强斗志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中国方面的准备说,由长城抗战演化成全面战争,显然还不具备充足条件,军事力量不要说了,即便在政治上,此时的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此时虽说还没有办法与国民党比,但没有中共合作,蒋介石、国民党也没有办法组织全民族抵抗,即便发动,也是一个不完全的战争,而且肯定潜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妥协条件,在塘沽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意将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简单地说,中国政府默认放弃热河及华北部分主权,实际上默认满洲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就中国全局而言,《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协定,但其一方面激活了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为两年后一二九运动、三年后西安事变、四年后卢沟桥事变积蓄了动能,另一方面为切实进行战争准备发布了一个实际上的动员令。此后的中国,大致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读蒋梦麟《西潮》很容易感觉那时在华北地区继续坚守的知识人,通过长城抗战,都比较清楚中日决战不会很远了。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有一个政策宣示,强调和平没有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显然,朝野各界对日渐趋强硬,中日全面冲突,以战争决胜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等待一个契机。

二十天后,在北平爆发了蒋梦麟所说的七年来唯一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个被命名为“一二九运动”的政治事件,极大促动了中国人的觉醒,中国社会各界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情绪渐趋上风。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撤回关内五六年的东北军不堪继续忍受“不抵抗”而丢失东北的历史指责,他们宁愿血染沙场,也不愿继续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亲临前线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领导抗日。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希望,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拥戴蒋介石为抗日最高领袖。这是一个历史性巨变,表明中国人已走出先前十年自相残杀的历史,兄弟睨于墙共御外侮,中华民族全面抵抗只等待一个命令。

半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这是抗日自卫战争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东方及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十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变的推演,关系中国国家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事变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的关键,全系日本军队的行动。蒋介石郑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中国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国家战略,迅速赢得中共及桂系、四川、云南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根据后来的研究,蒋介石庐山谈话以强硬姿态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但这个谈话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准确解读,日本不仅没有和平解决华北危机的诚意,反而持续向平津增兵。26日,华北驻屯军向中国守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二十九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词拒绝,并向全国发出自卫通电。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调二十万军队至平津。28日,日军按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

但也必须承认,持续一年多正面战场对杀,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片国土沦陷,战前十年编练的正规军至武汉会战,其主力受到毁灭性打击,沦陷区数亿人民成为日军俘虏、人质,继续凭借中国自身力量已没有办法与日军对杀,中日战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能做的就是不投降,不妥协,静待世界格局变化。

应该说,蒋介石抗战时期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坚韧,在于不妥协,不投降。中国终于等来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一个组成部分,战略反攻渐渐取代了战略僵持。从这个历史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进入近代,中国的发展受制于国际环境,中国要想实现自己的国家梦想,不可能离开世界主流。今天纪念抗战、二战,我们不应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不应忘记国际正义。

第二,在世界大背景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胜”,日本“惨败”,两国人民均付出惨痛代价。今天纪念这场战争,两国政治家、知识人都应深思,怎样为两国,为东亚,为世界提供一个和平环境、美好未来。

第三,回望战争初始阶段,还应反思战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我们今天可以对这个方略提出无数批评,但应承认,如果那时中国人举国一致,全民同心,不仅可以有效遏制日本野心,防患于未然,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且,中国可以进退自如,不是跟随日本的节奏,而是与世界趋势同步。假如中日全面冲突推迟至太平洋战争,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退而求其次,即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步,1939年9月爆发,战争进程、结局会怎样呢?

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历史可以反思。反思历史,记住教训,是我们今天隆重纪念抗战的意义。至于目标,我想可以如此解析:

第一,通过抗战纪念,复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地位。其实,战后秩序安排已有中国参与,只是后来中国内部政权更迭,后政权只继承了前政权战胜国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另外一些方面,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意与那时的盟国取一致立场。今天的世界与战争结束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不仅盟国大多数继续结盟、抱团应对世界新问题,即便那时一些敌对国家,也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协调,化敌为友,成为朋友。中国的胜利既得益于盟国支援,中国没有必要自外于世界,自言自语。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在关键时刻选对了朋友,站对了立场,赢得了胜利。这不该是偶然。

第二,中国不仅应该通过纪念抗战,纪念二战,拉近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共同应对人类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困难,而且对于亚洲来说,中国应接续战后以来官方立场,妥善处理中日关系。过往百年,中日之间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恨,不过实事求是说,中日百年来的仇恨相对于千年交往,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珍惜。而且,如果仅从仇恨层面说,中苏、中俄也不少,然而过去二十多年,中苏、中俄领导人登高望远,高瞻远瞩,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国与俄国及原苏联体制独立出来的诸国友好相处,非常值得重造一个亚洲版。

第三,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国共两党都为这场战争做出过各自贡献。最重要的是,两党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与日本妥协,这是东方战场胜利的关键。胜利七十年了,两党参与那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了;全世界的领导人均成长于战后,对于那场战争并没有直接的体验,但都应清楚,中国能够胜利,是因为两个主要政党合作,而不是斗争,不是拆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都渡过了,分享胜利不该比共度时艰更难。通过纪念抗战胜利,两党(其实应该说全民族)应设法揭开后来内战留下的心结,进而寻找消解内战遗留问题的途径。

纪念过去,不是单纯怀旧,而是继承先烈遗愿,推动民族、国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