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Tian Liang (田亮) on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historiography made to 2nd Sino-Japanese war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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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代剑 以学术报国

史学对抗战的独特贡献

田亮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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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史学界同社会各界一样积极行动起来,以笔代剑、以学术报国,用史学著述为抗战大业服务。抗战时期,无论哪个史学流派,只要是爱国的,都在抗战的大旗下汇集,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时期的史学有着颇为独特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和史学成就。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的热点

  阐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涌现出大量民族英雄。此外,在历代政权更替的战争中,也涌现出无数忠臣义士。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极其崇尚气节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国家遭遇外患时会大放异彩,发挥其无可替代的文化导向功能。抗战时期,借助史学家的如椽大笔,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得到深入阐发。首先,表现为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传记大量出现,历代节烈之士事迹广为传播。张骞、班超、苏武、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民族英雄被热情讴歌,而张邦昌、刘豫、秦桧、贾似道等在历史上主张妥协投降政策的历史人物则遭到无情鞭挞。历史人物评价和史学评论几乎将是否坚守节操奉为唯一标准,从而将传统史学的劝诫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次,体现在国史的编著上。“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一国历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在以史学经世思想指导下,史学家们在抗战时期都极为重视通史的研究和著述,出现了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一大批通史著作。

  掀起边疆史地研究新高潮。中国近代以来几度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都发生在民族危机比较严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西南也有帝国主义觊觎。一批忧国的史学家率先觉察到边疆危机的严重性,起而倡导边疆史地的再研究。他们成立学会、创办刊物、出版书籍,掀起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高潮。除了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还有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等及其主办的《中国边疆》《边政公论》《新亚细亚》等刊物。这些学会及其刊物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高度关注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日本问题研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使我国不断丧权失地。抗战时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国耻史”不断涌现,以激励国人以亡国之痛为鉴,以期有思振作。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研究也受到高度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共出版有关日本侵略中国史专著达13部、国耻史5部、日本历史著译数部,相关论文则更多。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团体,如上海日本研究社、南京日本研究会等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杂志,如《日本》《日本评论》。

  反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为了达到侵略并奴役中国的目的,不仅在军事上进攻、经济上掠夺,还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肆意歪曲中国历史和文化,抛出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华民族“西来”“东来”说等谬论,千方百计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磨灭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比如,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泽修二先后炮制了《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部书,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停滞性”,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称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对此,中国史学家们愤而撰文予以反击。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的《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的《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文章,组成了反击秋泽修二侵略理论的“迫击炮”。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有力地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

抗战时期史学的特质与贡献

  史学和时代从来是交相影响、双向互动的。史学家的爱国主义出于情感,同时又能上升到理性思考的高度,从而集中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在爱国主义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扬。无论是以实现全人类解放、将民族解放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抵御外来文化侵略、主张保存“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还是以求真为治史唯一旨趣的实证主义史学,无不以抗战救国为己任,开展反侵略的史学研究和著述。

  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从治史宗旨上看,经世致用成了史学家们普遍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抗战时期,各流派史学家几乎都怀着报国赴难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良知,试图为民族抗战从史学角度贡献自己的力量。素以考据著称的陈垣,抗战时期的治史旨趣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生死关头以民族抗战事业为重的思想境界。傅斯年原本最重史学的客观性,反对抱着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历史。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理论写成《东北史纲》,对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证明了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郡县。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将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转向边疆史和民族史,疾呼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学必求致用”,学术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唤醒了国民的民族精神、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反抗异族侵略的不屈意志等,通过史学家的深入研究生动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使中华儿女深切地感受到生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史学家笔下世界亡国之惨状,中国近代以来积弱积贫、屡遭列强欺凌的沉痛历史,又不断激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侵略理论的批判,对汉奸投降理论的驳斥,对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这个历史规律的揭示,使国人对抗日战争胜利充满必胜信心,坚信中国不能亡、不可亡。抗战时期史学发展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献身于抗战大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