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Liu Mengxi (刘梦溪) on Ma Yifu (马一浮), Chen Yinque (陈寅恪)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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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马一浮、陈寅恪与20世纪中国学术

黄茜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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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国学与红学》、《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等。

刘梦溪携新著《马一浮与国学》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讲座的时候,书店负一层的听众坐席人满为患。原以为马一浮和国学都是偏僻的题目,不想慕名前来倾听者众,许多年轻观众是站着听完的。讲座一开始,刘梦溪便抛出发人深思的问题:何为“国学”?刘梦溪认为,真正给予“国学”准确定义的人是马一浮。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原初典籍。

“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伦理都在六经,比如诚信、爱敬、知耻、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这些价值伦理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天。”刘梦溪说。

刘梦溪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数十年,最早从陈寅恪、王国维和钱钟书入手,上世纪90年代编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时开始关注马一浮,与其思想一拍即合。马一浮声名甚隆,却一生不任教职,不著时文,精通禅理,过着“高僧大德”般清淡的生活。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新儒家“三圣”,刘梦溪说,若要排座次,马一浮应居“三圣”之首。因为“熊先生的学问有些‘杂’”,“梁先生又太讲究学问的实用性”,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不染尘俗、不沾势力”,是一位沉浸于学理世界、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的学者。

马一浮的建树

南都:作为现代学者,马一浮在学术上主要有什么建树?

刘梦溪:他是极为特殊的人,有人说他是20世纪读书最多的人。当然他不像陈寅恪、钱钟书读外国书那么多,他也有旅外经历,也对国外感兴趣,但很快转向了中国传统学术和古典学术。1903年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在镇江的金山寺一连两年在那里读书,后来搬到杭州西湖边,住在偏僻的巷子里,读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人说他读完了全书,也许不太可能,但通翻一遍,或详或略地阅读,做到全部都很熟悉,完全可能。

他的学问建构直承宋代理学,二程和朱子对他影响比较直接,特别是朱熹的思想,他特别看重。但他的建构完全是自己的。宋代的理学是义理之学。马先生的学问虽然也属于义理之学的范围,但与宋儒不同,我称为“新义理学说”。“新”在哪里呢?宋代的理学吸收了佛教禅宗以及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但宋儒对佛道两家批评得很严厉,采取跟它划清界限的方法。马先生恰好把佛学跟儒学融通在一起加以研究,援释入儒,以佛解儒,和宋学迥然有别。马先生的佛学造诣之深,20世纪的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现代佛学研究,早期有南京佛学院的杨文会、欧阳竟无,以及后来的吕秋逸先生,他们都是有深度的佛学学者。吕先生精通梵文,对印度佛教的历史渊源和东传之后的变化,有透辟的了解。但对佛教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马先生之外我看不到有第二个人达到他的水准。所以他是既精通儒学又精通佛学的现代学者,他构建的是儒佛会通之学,所以我称之为新义理学说。

他的学问的另一个面相,是对“六经”的研究,马先生把它叫做“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最早的典籍文本。为什么有“六艺”和“六经”?马先生解释说,在孔子那里,有两个“六艺”,一个是礼、乐、射、御、数、术,这个“六艺”是要学生践行的。驾车、射箭,不实地操练怎么可以。两一个“六艺”,是孔子之前就有的《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乐经》等经典文本,后来称之为“六经”。《乐经》不传,现在看到的只有“五经”,但习惯上仍称为“六艺”或“六经”,直到清代都是如此。所以龚自珍有“六经为我开生面”的诗句。《易经》的时间最早,如果“伏羲画卦,文王演易”的说法可信的话,那是很早很早的事。《诗经》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订,留下三百零五篇,所谓“诗三百”就是这样来的。《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作,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形态,实际上当作了中国的“圣经”。他的著名理论是,诸子、“四部”都在“六经”的包涵统摄之下,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六经”统诸子、“四部”,诸子、“四部”却不能代替“六经”。马一浮之前,没有任何学者做过这样论证。如果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观察,“六经”的地位居于文史哲各科之上,而不能为文史哲各科所代替。这是马一浮“六艺论”的一“新”。第二“新”,是马先生认为,如果讲国学的话,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六艺之学”,这就把国学和文史哲三科完全区隔开了。也就是说,“六经”是最高的单独的学问形态,跟后来的人文学科以文史哲三分不是一回事。

“六经”与国学

南都:这让我想起现在掀起的一轮轮国学热,可大众对于“国学”的概念往往非常模糊,并不知道“国学”一词具体的指涉。如果按照马一浮的观点,国学便是“六经”了。

刘梦溪:如果按照以往的解释,把国学认为是中国固有学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一直到清代的朴学,跟一般的民众不容易发生关系,跟理工科研究的人关系也不大。但如果国学是经学,跟全体人众都有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伦理都在“六经”里边。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恒定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呢?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伦理都在“六经”。比如诚信、爱敬、知耻、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这是我近年梳理出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伦理,它们都来自《易经》、《礼记》、《孝经》等最高经典。这些价值伦理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天。这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和西方的价值互相阐释。如果认同经学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在开设国学课的时候,就可以使现代人顺理成章地接受这些传统资源,累以时日,代代相传,使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人。

南周:“六经”是难懂的,把经学和国学连接起来,能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吗?

刘梦溪:“六经”文字古奥,的确很难懂,但也有分别。《诗经》比较起来要好读一点,有韵,

有情,有人物故事,多读,慢慢体会,会知其大意。《周易》的卦辞、爻辞因有占卜的因素,解读较难,彖辞、象辞、系辞,要容易一些。最难的是《尚书》,《礼记》稍好。《春秋》需要读“传”,主要是《左传》,都是故事,比较好读。古人读“六艺”经文,叫“玩经文”,意思是要仔细把玩,反复阅读,读多了,意思也就明白了。读经的目的,在古人是为了“蓄德”,这和我说的学习其中的价值伦理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多识往圣前贤的嘉德懿行,以道理和行事的典范来哺育我们。《中庸》是《礼记》里的一篇,其中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就讲“修身”从“知耻”开始。何况读“六经”有一个方便途径,就是从《论语》入手。《论语》和《孟子》我认为是“六经”的简要读本,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和《孟子》来进入“六经”。孔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只不过化作了日用常行,亲切易懂。今天的国学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和一般民众,它的路径应该从《论语》开始。

如果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能够得到很多人认可,大学里就不会因学科设置而发生矛盾。现在很多大学有国学院,国学院做什么?主事者还极力想得到国学博硕士的招生权,可你招的硕博跟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招的硕博,所研的题域完全相同,你的国学硕博的称谓还有何意义。文学院一个学生写李白或杜甫的学位论文,得的是文学硕士或博士,国学院的也写李白杜甫,得的却是国学硕士或国学博士,这通吗?只有接受马先生的国学主要是经学的学术理念,当然还应该加上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就是清代学者讲的“读书必先识字”,以“经学部”和“小学部”作为国学院的两大部,再加上“国学教育部”,国学院的立名便名正而言顺了。但经学部和细小学部的学制应该与通常大学的不同,至少应该是六年制,生员的人数也不宜太多。

马一浮与陈寅恪的差异

南都:我从您的书里读到,马一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人,既不愿意发表文章,也不愿意在学校任教,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吗?陈寅恪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刘梦溪:他们两位确有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也由于陈的家世传统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经历了戊戌变法和慈禧政变的大变故,所以陈寅恪对社会政治有极深刻的了解。陈寅恪的一生始终与“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联系在一起。他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针对历史,也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熟悉陈寅恪的人,知道他早在年轻时就对晚清的社会政治极端熟悉,他的好友吴宓讲过这个话。在陈寅恪看来,历史和现在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而已。而且他相信从历史看现在,未来可以预知。所以他的《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部分,才会有“明清痛史新兼旧”的诗句。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走向,他予以深切的关注。当然他的观察和思考是一个学者的表达方式,并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偶尔也有例外,二十年代清华大学曾有过驱赶校长曹云祥的举动,起因于曹氏其人对梁任公的态度不很妥当,当时陈先生对驱曹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后,他虽双目失明,但社会的变动,人事与世相,一切都心知肚明,常在诗中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表露。

马一浮是具有超越精神的儒者,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儒学和佛学是他的两根精神支柱。你不妨注意一下我对马先生精神世界的一个概括:“儒学是他的底色,佛学是他的生活,诗学是他的性情”。儒学的底色,二十世纪很多学人都有,佛学的生活,则是马先生特有的。他几乎给人一种他是佛教信徒的感觉。其实不是,只不过他的生活状况如同未出家的僧人,很多高僧大德都佩服他的佛学修养。甚至有的学人跟他接触以后,会产生出家之想。他对佛学经典的熟悉是惊人的。有一次,有个学者来向他请教学习佛学要念什么书,他一下能开出很多书名来。诗学是他的性情,也真实不虚。他下笔就能成诗,而且写得特别好。他的世界是由儒学、佛学、诗学构成的。他写信常常用禅宗的语言,而他的诗是他的情感的寄托。马一浮的诗和陈寅恪的诗,那是两种风格、两个世界。陈的学问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合一的,人事变迁和家国兴亡不离脑际,马则活在佛禅义海的玄言诗理之中。

20世纪学术是又一高峰

南都: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家的“三圣”,这“三圣”有何不同之处?

刘梦溪:“三圣”是对后五四时期新儒学领军人物的尊称,熊、梁、马三位大家,各有擅长。相同之处是他们都为复活儒学竭尽心力,都有既涉猎儒学又涉猎佛学的经历,熊先生和梁先生都是在涉佛之后又返归儒学。马先生的学问历程,我的看法与熊、梁不同,他不存在返归的问题,一生与儒学为终始,一生与佛学为终始。要论著作,马先生远没有熊先生多,但熊十力绝对不会轻视马先生的学问。他知道他的学问有多深。熊十力《新维实论》的序言就是马一浮写的。只就这一篇序,学问全出来了。马先生读书多,学问大,当时人人都知道。你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可以说,片言只语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不同寻常。过去北京大学有这个传统,不主张学生写很多文章,现在不一样,鼓励多写。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五十岁去世,活着的时候根本没写很多东西,但人人知道他的学问好。章太炎都说你应该把它写出来,他说等我五十岁之后再写。其实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在于自己写多少东西,而在于思想和精神。他们的学问成就的是自己,他们的学问方式是为己之学。

南都:您怎样评价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这批20世纪的重要学者?

刘梦溪:从学术上来讲,20世纪现代学者有个重大特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问结构某种意义上讲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学根底上,后来者不大容易超过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很好的西学训练,绝大多数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我讲的20世纪学术,是从历史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它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一个单独的段落。这一时期第一流学者的特点,是既打通古今,又能贯通中西。他们常常精通多种文字,他们的学问跟整个世界连接了起来,出现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再就是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改变,胡适之称之为“科学的方法”。总之,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我认为是清代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