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Haipeng (张海鹏) on Liu Danian’s (刘大年)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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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立个框架

——刘大年先生对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张海鹏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8月17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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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编辑了《刘大年全集》。阅读这部全集,我深以为,刘大年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辈子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创新中国的历史学理论,他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学术界重视。刘大年先生一生承担的工作任务甚多,我这里主要结合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谈一点体会。

 

■在史学研究中自觉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首先建立起来,一改旧社会中国近代史学科不受重视的情况,很快成为显学。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是几千年所未见的。这个变化促使中国学术界思考发生变化的原因,许多西方国家也在思考这个变化的原因,美国学术界尤其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列为首选。所谓思考这个变化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寻找近代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刘大年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为了推进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发展,建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学理论。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回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回答了上述那种思考。

 

大年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上领袖与群众关系问题,研究康熙、孙中山、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都是为了说明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以及领袖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他既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也不忽视少数领袖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专门著文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前进的动力

 

大年先生在“文革”后针对当时反思阶级斗争问题,专门著文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前进的动力。大年先生认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者之间是矛盾的统一,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他结合中外历史上的大量事例,研究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私有制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变革历史。他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过30年,才取得了胜利。110年的斗争加在一起,就解决了一个反帝反封建问题。在这个时间里,中国出现了民族工业,社会生产力多少有些增长。但显然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他还指出:“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其中只有一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呢,还是两个都是?如果只能有一个,它是生产力还是阶级斗争?如果两个都是,它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对此我们需要有统一、完整的理解。生产力是最终起作用的,阶级斗争是直接起作用的。它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排斥一个,一个代替一个。它们紧密联结,又各立门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历史上,这种变化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

 

我认为,大年先生关于历史前进动力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对社会发展史动力问题的一个科学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发挥。在我阅读的经历中,很少见有人这样透彻地研究历史前进动力问题,这样辩证地研究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关系问题。

 

■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一个合理的框架

 

大年先生在学术上的思考,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把一切人和物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都放在历史发展大方向的前提下来思考,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既是在论证1949年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也是在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一个合理的框架。

 

大年先生非常关注史学理论这个学科的建设。上世纪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会差不多每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大年先生应邀出席了1986年5月在安徽歙县举办的历史学理论讨论会,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认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学的专门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决非单讲历史学或历史研究的理论。凡以人类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学理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对它们一概适用。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因此,他主张历史学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理论。他说:“历史学理论研究,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和用古今中外的广泛事实、经验充实这个普遍原理,回转来,更准确地认识、解释历史和应用于历史科学研究实践。”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历史学理论,他在会上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制订长远一点的规划或设想,切实办好历史学理论讨论会;二、重点翻译、介绍一批国外历史学理论书籍,准确了解外界;三、出版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历史学理论刊物。他关于历史学要有自己的专门理论,以及推进历史学理论建设的三点主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会后,这三条建议都得到了具体落实。

 

■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歙县会议前后,大年先生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大多放到历史学理论研究上。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问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大年先生大量阅读国内外史学理论著作,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对以往的说法做了三种概括:第一种,历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第二种,凡过去的一切事物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种,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种中又包括人事对象说、社会对象说、结构对象说、文化对象说、“综合史观”与“分散史”说、规律对象说、“历史科学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说等。大年先生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三种观点逐一展开的。

 

大年先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社会关系及其运动来考察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全面、集中体现人创造历史的,他认为社会关系和联系就是这样的东西。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阶级相互间的关系,表现出历史上各种现象、事件、人物等的关系和联系。在私有制社会中,历史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阶级状况、势力怎样,历史的基本面貌就怎样。

 

大年先生总结他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的结论时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及其运动……它找到了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的前提。社会阶级,社会关系体系不但是客观地存在的,它的范围明确,内容主次分明。以前人们有时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的规律来说明历史的运动。它们或者失于宽泛,或者失于狭窄。辨明研究的对象以后,就可以确切去探寻历史运动本身的规律了。”这个研究结论,不同于上面指出过的三种说法,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明确了历史研究的方向。这个问题固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大年先生关于历史对象的研究,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是第一家,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大贡献。

 

人物小传:刘大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战胜利后,他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个人专著有《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赤门谈史录》《抗日战争时代》等;主撰和主编有《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中日学者对谈》《中国复兴枢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