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 Junli (杜君立) on history as con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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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种慰藉

杜君立

《历史的慰藉》,杜君立著,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历史的慰藉》,杜君立著,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来源:中华网文化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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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历史。个人有记忆,集体也有记忆。于是,个人、家庭、民族、地域、国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历史。

但历史和记忆一样,往往是靠不住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历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师,它充满了邪恶,它只对那些在历史中选择实例的自由人诉说它的真相。”

历史本身是“无用的”——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却可以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新的角度,“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篇》]。人性自古未变,今天只是昨天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历史提供给人的是现实的镜像,让人更容易理解当下,也更加坚信正义与信仰。

人类文明是依靠不断地累积而向前推进的,有人关注现世的回报,有人寄望于对未来的向往,所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慰藉,思想和写作本身同样如此。关中乡贤横渠先生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史与权力

40多年前,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到中国,他受命拍摄一部电影,来向全世界展现“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这部叫做《中国》的纪录片拍完之后,便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大毒草”。这是一部完全依靠镜头语言的纪录片,在长城的桥段却有一句经典旁白:“逃跑的奴隶被直接砌进城墙,长城的每段都埋有尸骨,最后只有帝王们的名字留在了史册。”

在这位外国艺术家眼中,长城不再是记载帝王丰功伟绩的碑记,而是无数民众的坟冢。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历史和戏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九缪斯团队的成员。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历史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复杂,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称为“史官文化”,所谓“六经皆史也”。历史构成传统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与源自古希腊私人修史的传统不同,中国自汉唐之后都是由官家来修史。

历史一旦被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一旦掌握在一人之手,其真实性就不言而喻。事实上,中国的“二十四史”,不仅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钦定”,被尊为“正史”。除此之外,只能是“野史”了。在满清时代,甚至连这些私人性的野史也消失了,只有考史,没人敢去著史和写史。“清朝野记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盖恐涉笔不谨,致取咎戾,蹈《西征随笔》等书覆辙”。因为《扬州十日记》等书长期遭到清廷严厉封杀,在清末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场惨重的大屠杀,甚至连扬州本地人也同样一无所知。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历史与历史学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开拓者,梁启超提出历史的现代化,即以“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以“近世史学”取代“前者史家”——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在这种自由风气之下,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再加上现代大学和西方历史学术的影响,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勃兴时代。小说家黄小配的观点,多少代表了现代思潮对传统历史观的彻底颠覆——

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当一代鼎革,必有无量英雄齐起,乃倡为成王败寇之谬说,编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吾诚不解其故。良由专制君主享无上尊荣,枭雄者辈即以元勋佐命的名号,分藩食采的衔爵,诱其僚属,相助相争。彼夫民族的大义,民权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后儒编修前史,皆承命于当王,遂曲笔取媚,视其版图广狭为国之正僭,视其受位久暂为君之真伪。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穷经皓首,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吕思勉平生将“二十四史”通读了三遍)。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作证。”当历史变成权力的工具时,真正的历史就消失了。或者说,这就是历史的贫困——匮乏的不是“历史”,而是“真实的历史”。

真相一旦被垄断,也就没有了真相,历史亦然。所谓正史,其实都是胜利者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反而被刻意湮没了。奥威尔的《1984》中,有句老大哥语录:“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未来。”在这里,历史就是篡改的意思,之所以要篡改历史,是因为——

他必须和历史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因为必须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辈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断提高。……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修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友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是少不了的。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上中学时,恰逢纳粹占领时期。他的历史老师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约阿西姆•派普——这个纳粹德国最年轻的上校,曾以其英勇善战而获得十字勋章,但他无力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作为战争的失败者,他从“英雄”变成了双手粘满鲜血的“屠夫”。在战后的审判席上,派普如是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便是“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向非欧裔美国人传递的信息是:你们的祖先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对于欧裔美国人以及非欧裔美国人,都很容易再往前跨一步,认为非欧裔美国人在今天并不重要。”

失败与慰藉

官方著史,始于西汉时期董仲舒的主张。他为了加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在官方正统思想下,历史被要求服从于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为维护暴力和权力的合法性背书,因此可以虚构历史,以使其更“生动”,从而达到丑化敌人、美化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垄断历史的效果,文字狱成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禁锢之下,知识分子逐渐走向犬儒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清朝“《明史》案”中,不仅“私撰”《明史》的庄廷龙遭遇灭门之祸,甚至株连到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

中国传统的官方正史一般都由后朝撰写前朝的历史,比如清朝著《明史》,明朝著《元史》,元朝著《宋史》,宋朝著《五代史》和《唐史》,这体现了胜利者对历史的话语权。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历史。汉代法律规定,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代韦安石曾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李济和蒋延黻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后来弃学从政,成为显赫一时的外交家。李济曾问蒋延黻:写历史和创造历史,哪个更能给你精神满足?蒋反问道:你说,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国思想家曼海姆的那句话:“只要知识阶层仍是唯一公认的世界解释者,他就能声称自己在这些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四史”虽以《史记》领衔,而《史记》却是二十四史中的另类。《史记》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带有相当浓厚的战国秦汉子学的特点。尽管司马迁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极具独立的个人色彩,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而不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颇为吊诡的是,最为“政治正确”的《资治通鉴》,竟然不在二十四史之列。《汉书》作者班固对《史记》甚不以为然,他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允更进一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谓“谤”。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实际上,《史记》与《汉书》的区别,就是民间历史与官方正史的不同。然而,就2000多年来的影响来看,《汉书》根本无法望《史记》之项背。由此看来,时间才是最好的历史书写者。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霍布斯鲍姆说:“没有什么能够像失败那样擦亮历史学家的眼光。”历史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当下,而是在于未来;与当下相比,未来要长久得多。可以说,历史是对现实失败者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在现实世界中,常常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看来,孔子和司马迁都是失败者,虽然孔子著《春秋》,司马迁撰《史记》。从中国战争史来说,蒋介石无疑也是一位失败者,但他却在垂暮之年,组织中国最好的学者与将军,耗费16年时间,编撰了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这部煌煌巨著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战争史,而它的编撰者其实都是一些败军之将。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大多都是失败者书写的;对成功者或胜利者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历史。真正的历史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不能改变现实,现实也不能取代历史,历史的意义在于树立文明和正气。暴力和权力或许可以得到现实胜利,但却不一定能得到历史;权力能左右现实,但历史超越于权力。说到底,历史是对现实的一种理解。中国人常说“痛定思痛”、“以史为鉴”;历史是镜子,失败者从中看到的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成功者从中看到的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虚荣——“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一些“成功者”不仅认为历史毫无意义,而且试图消灭历史。因此,历史往往也只对于失败者才显得真实而有意义。

可想而知,犹太人的二战史不同于德国人的二战史,更不同于美国人的二战史,这就如同中国的二战史不同于日本一样。对战争念念不忘的,总是战争的失败者;对灾难记忆犹新的,常常是灾难的受害者。一直以来,中国的历史似乎总笼罩在宏大叙事和官方话语之下,来自民间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这显然不是真实历史的全部。徐星先生谈到自己拍摄的、以“文革编年史”命名的纪录片时说:“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鲁迅说,读史要读野史。历史的动因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只有走向田野与民间,才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历史就是过去的故事,历史是传承,历史也是启蒙。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不会长大。历史教科书并不能完成历史的启蒙,有时甚至相反,“将历史课程变为认识历史的障碍”。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但如今中国人却对祖先的生活、对很多发生在父辈身上的历史一无所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自己本国历史懵然无知的人,等于没有进入社会成年期。

自由与尊严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说,人和狗的不同就在于,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之后也有狗;而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人,在自己之后也有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意思是说,没有历史感的人就是衣冠禽兽,或沐猴而冠。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历史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甚至说,圣贤的历史构成中国人的宗教。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场以诗歌和小说为主的“文学热”的话,那么自从进入本世纪以来,“历史热”便方兴未艾地成为一种显学。在这场全民读史热潮中,不仅许多权威专家和教授学者参与其中,就连商贾官吏和贩夫走卒也见猎心喜,乐此不疲。

对于历史的态度,传统学者都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并提出“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但在当下这场“消费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无疑遭到严重“误读”,甚至完成了对历史的“去历史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费化的历史已经成为“故事”、“娱乐”或“成功学”、“权谋学”的一部分,从而与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一方面,历史变成追求趣味的故事,遭到去意义化的戏说与恶搞;另一方面,历史沦为浅薄励志的成功学和厚黑学。从通俗到庸俗,被消费的历史在走向大众和民主的同时,也日渐丧失了其思想承载。易中天和成忆君或许可被视为这两种“去历史化”的典型案例。成忆君的《水煮三国》与易中天的《品三国》都一度风靡全国,虽然风格与诉求各有不同,但实际上两人对历史都极善于“利用”或“借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里的一句诗。孔子认为,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春秋时代,齐庄公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为崔柕手下所杀。齐国太史公在史书上记载为“崔柕弑其君”,崔杼大怒,便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因为拒绝修改,也被崔杼杀害。到了太史的幼弟,仍坚持直书,崔杼只好放了他。中国早期的史官为贵族世袭,称为“太史公”。按照传统道义,臣杀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逆行,称为“弑”;杀死有罪之人属于替天行道,称为“诛”。“弑”与“诛”,仅仅一个字,即构成历史的正义感,甚至为了历史的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崔柕可以杀掉史官,甚至可以杀掉庄公,但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批判与审判。孟子对这种“春秋大义”做了进一步延伸——“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完全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在中国不仅被神圣化,甚至成为一种信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忠烈千秋的岳飞、文天祥才是英雄,但在很多所谓奉行成功学的人看来,他们却是十足的失败者,而曹操和成吉思汗才是值得效仿的英雄。“秦桧者,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迄止”[王夫之《宋论》],如果没有传统历史,像秦桧这样生前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死后极尽哀荣,岂不是很成功很完美?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在历史中;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审判,因为人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彻底消失。真正伟大的人并不是因为其作为,而是因为其品德,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史心”——

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用现代话说,就是对历史的探究,应有适当的态度、温度和深度。历史权谋学和历史成功学的泛滥,其实是真实历史和历史精神的消失;或者说,是对历史的去道德化和去历史化。对当下的人们来说,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一个消费历史的时代,却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眼中,从来没有失败者的地位,而历史正是失败者的记录。“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回答》],对一切都为了“活着”的现代成功者来说,“通行证”远比“墓志铭”更有意义;但对历史来说,高尚远比卑鄙更体现人的完美。正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一部《三国》,最“成功”的曹操遭到挞伐,最“失败”的关羽被奉为圣人。历史就是如此奇妙。

汉学家李克曼说:“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去道德化,或许是这些年来,帝王将相再度成为历史主旋律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明朝那些事儿》还是《乾隆大帝》,与其说人们是把它当历史读,不如说是当作励志学、成功学、厚黑学,乃至官场小说来看。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场“历史热”其实与历史并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不过是娱乐故事、成功励志或权谋厚黑学的一种延伸罢了。余世存先生冷眼热心地批评道:当下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

中国有句极其讽喻的老话,叫做“记吃不记打”。冯小刚堪称中国商业娱乐电影的旗手。拍完历史电影《一九四二》后,自称“知耻了”的冯小刚说:

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个人与历史

当年,《万历十五年》一纸风行,它之所以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历史的概念,就在于它破天荒地解构了传统历史,使历史“去道德化”:无论贪官清官,无论忠臣奸臣,都被放置在一个现实的功利赌盘上,不问动机,只看结果。结果是,无论海瑞还是戚继光,都无力阻止帝国的没落。黄仁宇批评中国“用道德代替法律”,不懂得“数目字管理”。事实上,在传统中国,道德不仅是法律,道德也是宗教,一切都以道德为最高准绳,道德也构成历史的唯一主题,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道德经”。对世俗来说,权力可以垄断一切,甚至垄断历史,但却无法垄断道德。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才体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

在等级森严、贵贱有序的传统中国,道德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平等:即使贵为帝王将相,失却了道德,就沦为为万夫所指的恶棍;即使贱为布衣草民,甚至奴仆盗贼,也可以凭借其美德步入历史的正殿,为万人所敬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唐代刘知几《史通·曲笔》。]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其实是很在乎历史的,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因为焚书坑儒而遭到历史的诅咒,刺杀秦始皇的荆轲得到万世颂扬。这其实就是维系中华文明的所谓“道统”。韩愈在《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如果说中国历史的主题是道德,那么也即仁义,“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虽然中国历史不乏不仁不义和假仁假义,但人间只要有仁义在,就会有历史。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的本质即是其民间性,“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迎合权势的“乡愿”被孔子斥为“德之贼也”。而在孟子看来,历史和道德是绝对高于世俗权力的,他对“王”的谈话从来都是教训的“帝王师”口气。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所有的历史说到底,其实都是思想史。对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来说,历史不应是有趣的“故事”,历史应是有思想的“道理”。故事可以借助于戏曲、影视和评书,而道理只能付诸于文字、阅读和思考。木心先生说:“文字不是读给人听的,是给人看的。”作为一种“教化的动物”,人类生活在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人们常常根据特定的文化体系所赋予现实的意义,以此来构想和解释世界,历史构成这个文化体系的最佳载体。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历史本身的意义又何在?

雪莱在《诗的辩护》中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按照孔子的意思,历史就是一种命名。何兆武先生在谈到陈寅恪对他的影响时指出,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或者,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术语来表达,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司马迁著《论六家要旨》,后人称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断案,历百世而不能易”。

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和资源几乎都已经全部开放。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历史和宣传已经过时。虚假的历史和虚伪的宣传,无法再依靠捏造事实来掩盖历史真相。在信息多元化的技术条件下,简单的谷歌搜索和维基百科就可以戳穿所有的谎言与粉饰,使皇帝新装沦为历史的笑柄。事实上,仅仅依靠无处不在的微信、微博和手机视频,任何想抹杀和垄断历史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在这个信息奔流的环境中,人心的向背必须有说服力的支持,是榜样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样决定其结果。单方面的权力意志由于缺乏合法性,只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各样的史实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挖掘出来,但同样的史实,却因史观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式。同样一场集体暴力事件,有的历史称为“叛乱”,有的历史则称为“起义”,这就如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在军事家看来,历史就是战争史;对政客来说,历史就是宫廷史;对普罗大众来说,历史就是社会史……毫无疑问,中国的正史基本上就是权力进化史。对一个阴谋论者来说,历史就是权谋史,与普罗大众凡夫俗子没有任何关系,除非作为饭后谈资。在指鹿为马的宫廷语境中,无论阳谋或者阴谋,真正的历史都是不可言说的“皇帝新装”。于右任先生曾有诗云:

风虎云龙亦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苦民生数百年。

陈胜吴广当年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发现,“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常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可以创造权力,但暴力却不能创造“权力的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权力,仍不过是赤裸裸的暴力。按照中国的传统,权力分为王道和霸道,前者突出的是合法性,后者突出的是暴力。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合法性言说,即孔子所说的“正名”——“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弑”与“诛”,就是对暴力的合法性定义。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在历史语境中,存在即是存在,存在不一定就“合理”,更不一定“合法”。合法性的缺失,意味着无耻与不义,意味着罪恶与邪恶;没有历史的支持,再强大的暴力也只能猖狂一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说权力代表法统,那么道统的代表就是历史。权力只能掌握当下,而历史掌握过去和未来。

精英与大众

有一种说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将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发明家当作历史的主角,他们必将引领人类走向智慧和文明;相反,如果把那些权力阴谋家和暴力征服者视为历史的主宰,只能将人类带入野蛮无耻的原始丛林。在中国漫长的皇权时代,正是历史的拨乱反正,对权力的任性起到了很大的抑制和矫正作用。即使平庸如明英宗,也对历史充满敬畏。他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刺俘虏,瓦剌首领也先以妹相许,英宗坚决拒绝——汉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书上会留下“千古骂名”。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在兽性之外所具有的神性,因此为了尊严与名誉,一个人是可以放弃生命的。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那些能够用来“正名”当下的历史作品,则不仅博学多才、字字珠玑,而且明鉴是非,充满道德勇气,使人们能反思过去,警醒后世,因而能够流传至今,如《春秋》和《史记》。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真正的新闻是“丑闻”,真正的历史是“失败”,真正的耶稣是一位“受难者”。历史不是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一场场不堪回首的灾难和伤痛。历史的价值在于抗拒人们的遗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平民大众来说,历史是一种集体认同,它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从心灵深处,历史值得每个人敬畏。正如钱穆先生所嘱咐,“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历史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人们的道德感,历史感也意味着道德感。所谓历史,意味着真相和真理,意味着理解和体验,意味着思想与智慧。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勇敢的面对,是对正义的期许。

历史不仅是人生,也是一种生活。作为中国最早的独立写作者,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人类善于借助历史过程来理解自己。对每个人来说,他都是从历史中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历史既是每个人共同的出处,又是每个人共同的归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历史学者所做的,是对历史进行反思和审视,并与整个社会分享共同记忆,使人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所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并从历史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时间的确定性;或者说,历史是集体记忆的经验的一种言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历史是智者的坟场。”人类社会从来都少不了对抗,特别是精英与大众、少数与多数之间的对抗。精英的历史与大众的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精英拒绝平等,正如大众崇尚平等,最后都在历史中实现了各自的心愿。

传统的正史往往对芸芸大众付之阙如。明末文人李清尽阅中国历史,从中搜集了许多“无名者”的事迹,彙编成一册《历代不知姓名录》,而且每条皆注出处,取之有据;结果此书先是被选入《四库全书》,后又被列为禁书。由此可见精英历史之偏见与势利。但在另一种历史观中,谁也不会否认民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角,而那些帝王将相,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跳梁小丑和匆匆过客而已。“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人类种族是由这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创立的。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

进入现代以来,历史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笔记、文件、器物、建筑、戏曲和记忆等等,无不构成历史的主体。“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从这种意义上,真正的历史乃是民众的创造,以记录下祖先的智慧与伤痛,和许多过客的恶行与功德。

在思想语境中,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就在于历史的存在,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一种无以取代的慰藉——

沉魄浮魂不可招,

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

故有斯人慰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