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ation of the Lectures of Chinese history by Gu Jiegang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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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国史讲话”系列出版

史学宗师通俗体裁讲历史

 向燕南

 

来源:城市快报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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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到了云南大学,就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稀罕登大雅之堂。”1940年的一个冬日,飘零成都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是夜,他与齐鲁大学的同事历史学家钱穆、胡厚宣一起赏月散心,踏着残破山河,讲古论今,感叹无常。75年后,他写的这部“小说”经重新编排,出现在21世纪读者面前,更名《国史讲话:上古》,同时出版的,还有《国史讲话:春秋》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

顾颉刚被余英时赞誉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他在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发掘或培养出了钱穆、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大批史学名家。

《上古》为顾颉刚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撰。《春秋》一书,则是他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与其学生兼助手、未来的历史学家童书业合撰。这两部作品问世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其立意暗合时局,激人团结奋进:《上古》讲述的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历史演变,引领读者了解最早中国的模样,以及华夏血脉的根源;《春秋》讲述的是列国争霸、民族相融的历史过程,引领读者了解中华版图扩张之不易,以及主流思想及传统的形成。彼时的顾颉刚已坐四望五,由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则越发严谨精湛了。

顾颉刚在“国史讲话”系列中,向我们娓娓道来,历史的发展趋势虽属必然,却充满了巧合与无奈……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

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的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中国古史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与几十年前的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入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