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Tianshi (杨天石)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accusing him of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of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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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杨天石

来源: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4-06-21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杨天石,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以对蒋介石的深入研究著称,曾出版多部著作“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思想潮6月14日曾推荐了杨天石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蒋介石》,回复“蒋介石”或“0614”可查看。)近日北京大学梁柱教授对杨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杨天石先生是“当前‘翻案’、‘重评’之风”的典型,因而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本文是杨先生就此所做的回应,摘自2014年6月21日《经济观察报》,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梁柱教授的一篇访谈录,题为《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首述“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然后以我近年来的蒋介石研究为证,其中说: 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 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梁柱,1935年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我先后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大量史料,在海内外出版过4本研究蒋介石的书,学界中人、广大读者,都会知道梁教授批评的是我。前一时期,梁教授在某处演讲,题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由来与危害》,其中就说:“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学部委员,他在美国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写了许多文章。”可以看出,梁教授把我看成是“当前”翻案”、”重评”之风”的典型,因而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这是一种不点名的点名。 我欢迎批评。学术界的切磋琢磨,批评、反批评是学术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我的全部著作都欢迎检查、批评,但是,批评首先必须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要百家争鸣,实行“研究无禁区”,不能乱扣政治帽子,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牵扯;也必须根据事实,讲清道理,不能按一己需要改动史料,虚构、制造批判对象。 遗憾的是,梁教授正是这样做了。 不能一概笼统地反对“翻案”、“重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拨乱反正,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在文化学术领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批判和判刑,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论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对孙冶方经济学的批判,对吴晗及其《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现在都有了新的说法。对历史人物,如李秀成、胡适,对中共党内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罗、陆、杨等人,既往都曾有过“结论”或“定论”,很多问题,毛泽东都是说过话的,但现在也都有了新的说法。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体现。因此,不能一概笼统地反对“翻案”和“重评”,而要研究“翻”的什么“案”,如何“重评”,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看法。 梁教授将我的蒋介石研究定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其根据无非是: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的估计和我对蒋介石其人的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顾名思义,一定是“虚无”了、“否定”了不应该“虚无”、不应该“否定”的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人物。请问梁教授,我“虚无”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我对蒋介石日记和蒋介石其人的评估 关于蒋介石日记,我在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中,就曾专文指出: 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受骗。 以上观点,我曾多次、反复说过。 关于蒋介石其人,我也曾多次反复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是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人物,是个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历史人物。关于其功过是非,我写道: 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 我在做了上述分析后,特别表示:“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道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的评估,关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的评估都是学术问题,认识不同,评价高一点、低一点,我觉得都是“百家争鸣”范围之内的问题,和“历史虚无主义”无关。 梁教授按一己需要改造史料,制造批判对象 梁教授为了驳斥我对蒋日记史料价值的评估,引用了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一句话:“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梁教授以此证明,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 梁教授这里是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动史料。以个人所知,蒋关于中山舰事件的秘密与其日记的公开问题,一辈子只讲过一次,这就是1926年6月28日晚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蒋的原话是: 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这一段话,蒋介石将可以“看日记”,了解中山舰事件秘密的时间定在“等到”他“死了”之后,并没有梁教授所谓“二十年后”之说。“二十年”,即1946年,蒋介石那时还不到60岁呢。 这里,我要请梁教授明以告我:蒋介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过“二十年后”看他的“日记”一类的话?根据何在?我想,梁教授是回答不出的。梁教授告诫人们,“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梁教授反驳我的惟一“史料依据”竟然是被梁教授改动了的、无法查到出处的,请问,其“严肃”性体现在何处呢? 不是“生前”公布,而是“死后”可看,二者的差别看似细微,但至少说明,蒋并无在“生前”利用其日记自我标榜、自我宣传的企图。当时,蒋认为汪精卫是陷害自己的主谋,日记中清楚地写明了此点。但是,汪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接班人。蒋如何能公布这样的日记?之所以要人在他“死后”看者,原因在此。 梁教授还指责我说过仅“据”,或者“仅仅通过日记”,就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推翻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结论”。请问:在我全部已出版的专著或论文中,何书、何篇、何页,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还是只能引证我的旧文了。 2010年,我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的序言中曾明确指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我自思,虽然本人对蒋日记的史料价值有较高的估计,认为深入研究蒋日记,将有助于认识真实的蒋介石,有助于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问题或某些部分,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水平,不会愚蠢、糊涂到认为,仅“据”,或者“仅仅通过日记”,就能如何、如何。梁教授的批评恐怕是他自己在编造事实,虚构一个批判对象,然后上纲猛批吧? 科学永无止境,人,绝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全部真理的掌握。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都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不能僵化,不能停滞。因此,对于所谓“改写近代史”之类的说法,不必过于紧张、敏感。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或教科书,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事实上,每一种有价值、有重大学术进展的新版本的出现,都是一种对旧版本的“改写”。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创新”,所谓“创新”,自然包含对旧说的某种“扬弃”。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中作用的估计来说,这些年来,我们在事实上也做过对旧说的若干“改写”。所谓“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说法不是不再提起了吗?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有好几处不同于前人著作的论述和提法,不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局部“改写”吗? 向梁教授坦白我的“政治诉求” 在《访谈录》中,梁教授提出“政治诉求”问题。也好,我就乘此机会向梁教授和广大读者坦白吧! 我在新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的自序中说: 关于(蒋介石)这个人物,历来分歧严重。或尊或贬,或扬或抑,或爱或憎;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或肯定此处,否定彼处;或否定此处,肯定彼处;肯定、否定之间,其高低、分寸,也众说不一,评价各异,至今不能统一,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看来也还不会统一。这不要紧。关键首在清理史实,还原史实。 以毛泽东而论,有时对蒋介石给过很高的评价,有时则给予极为严厉批判。1945年8月,毛泽东用空前严厉的语言批判了蒋,但同时则主张“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可以与蒋“搭伙”,由蒋出任中华民国“总统”,承认其领导地位。重庆谈判,毛泽东和蒋谈过几次话之后,曾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表示:“蒋目前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蒋)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1956年,毛泽东表示:“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他肯定蒋在台“做了三件抗美的事”,“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在谁当台湾地区领导人问题上,毛泽东表示,我们都是“拥蒋派”,“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应当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我之所以将拙著定名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关于蒋的“恰当的估计”。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时并肩对敌,有时刀兵相见,不共戴天。不同历史条件下彼此之间的认识会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方,不同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认识、评论、提法,也会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我曾著文指出过:“既往的观念、认识、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则需要根据可靠的史实重新审视,加以修正。”今天的国共关系、两岸关系已非昔时。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坚实可靠的史实,对当年国共斗争时期形成的某些认识、结论重新审视,坚持正确的观念,修正不正确、不全面的观念,提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的、更全面的新观念,这是学术发展、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自认,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早在2007年,我就说过: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已快到60年,尘埃已经落定,各种恩怨早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对立,民族分裂,国土分裂。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做好对台工作,做好对撤台国民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海外侨胞的工作,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方针、新政策。比较早的时候,廖承志同志曾经引用鲁迅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用来比喻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后来,温家宝同志也提出:“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2011年,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也曾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我的民国史研究、国民党史研究、蒋介石研究,就是在这一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多年来,我受到过许多鼓励和表彰,也受到少数人的攻击,但我始终不悔。为什么?一为还原历史本相,不断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二为促进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和谐,为促进国家的统一略尽绵薄之力。 欢迎梁教授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比较全面地读读拙作。如果梁教授认为我确实“美化”了蒋介石,我欢迎他具体而非空泛地、一条一条地指出来,同时以充分而扎实的史料批判。我只希望:(1)不要断章取义,随意歪曲;(2)准确、严谨地运用史料,不要再重复本文所已经指出的类似硬伤。(3)允许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存在,允许探讨、创新,不要动辄扣人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以免吓得人不敢讲话、争鸣。 梁教授的《访谈录》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不能成立之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