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 Jiantao (任剑涛) on the modern natur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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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任剑涛

来源: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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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学术分类中的独立学科。在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科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历史”这些学术分科要素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作为一个集纳民族国家因素、现代学术分科、思想递进资源和历史演进线索的现代学科,绝对是标准意义上的现代产物。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学科,人们却很少在现代学科发展坐标上加以衡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所接受?又在何种程度上形成学科传承?这一学科仅仅是大学和研究院的一个学术建制产物呢?抑或是支撑中国现代政治和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支点呢?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人们加以回答,并藉此给这一学科注入进一步生长与发展的观念与方法动力。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现代的”汉语学术兴起之后出现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无疑都是需要经过规训才能获得学术尊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是英文词Discipline的汉译词汇。在英语中,这个词具有惩罚,一个研究领域(学科),使变得正确、完美并铸就性格的训练,通过服从或训练而获得的控制,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等涵义①。可见,这一词汇的诸义项共同呈现出将某种东西规范化的基本涵义,而规范的方式则有引导和惩罚两种。不过,这个词汇被现代社会科学使用,从而获得社会科学的规范定义,并广泛流行开来,则与米歇尔·福柯所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具有密切关系。按照该书中文本译者的介绍,福柯此书的法文版,书名本来叫做《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但在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时候,福柯本人建议将书名译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文译者强调,福柯之所以不使用法语的监视一词,而将之改变为英语的规训一词,主要是因为他试图表达一种近代产生的、特殊的权力技术的特性。这一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而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于是中文译者基于这一词汇的规范化训练的核心涵项,将之译作“规训”②。这一翻译颇有创意。因为这一稍显生硬的词汇,较为准确传达了该词具有的规范化与训练的两层意思。就现代社会的技术体系来讲,它就是一个规范化社会的过程,而规范化社会的过程始终与行之有效的社会化训练紧密联系,甚至两者本来就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福柯认为,以塑造合规的“人”为核心,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规训,体现出它所塑造出来的个体的特质:“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③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训采取的诸种严格塑造方式,保证人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基本模式。在塑造现代“人”的规训手段方面,现代社会采取了独特的进路,“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④这是一种“人为的”(artificial)进路,而不是一种“自然的”(natural)进路。福柯指出,为了达到这样的规训目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三种基本的规训手段,一是层级监视,二是规范化裁决,三是检查。这是对于规训权力各具功能的三个手段。就监视而言,“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⑤就规范化裁决而言,“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⑥就检查而言,“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⑦

从上述各个方面切入,福柯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权力规训体系的兴起与特质。尤其是他自如地在战争、工业、教育等领域考察规训体系形成状态的时候,为人们揭橥了将“人”规范化为现代“人”的总体情形。我们将福柯考察现代权力规训状态的视野加以转换,用以考察现代学科的兴起状况,可以看出现代学科的兴起与兴盛,与学科权力规训情形紧密相关⑧。

无疑,现代知识体系绝对不是干瘪的知识堆积,它是人为规则约定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现代知识体系内在包含着一套限定其成为“现代”、“知识”的规训准则。在现代知识体系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丧失了古典社会整体知识建构的优势,造成人们无法对对象世界进行总体把握⑨。但是,现代知识体系分门别类的发展,却促使人们去考察各种不同的学科设定其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规则和研究评价的特殊进路,刻画出不同学科维持其学科传承的诸种条件,从而对这一知识构成状况有一个深入且细致的理解。这是一个从现代知识的事实存在视角切入的分析。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分门别类存在和发展着的各种不同学科,都因应于各个学科的规训准则,构成各有界域的学科范围甚至壁垒。所有试图进入某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必须接受这个学科由来已久的学科界域、聚焦问题、共同体认可、研究进展和水准高低的判准。这就是典型的学科自我规训。这类规训既是一个学科形成固定的研究领域、学科规则和学术传承的条件,又是该学科研究个体是否创新的判断标准,更是一个试图进入该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提条件即“进入门槛”。

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进入某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者与准学者来说,他都有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但是,当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时,他就不得不接受这个学科长期以来形成的连续性规则体系,从而使自己具备进入研究共同体的准入条件。这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接受福柯所说的、不断的“训练”。这类训练,不仅是指学科内部与外部的相关研究者和批评者对该学科的不断塑造所形成的学科自认标准,也是指学科新老代际代表人物对学科纪律的维持,还指学科自身对研究水准高低评判所塑就的学科界域与评价准则。一个科学的从业者和拟入门槛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研究网络的约束,接受研究共同体中的人员对其研究属于还是不属于、水平高或是水平低的压力性审查,接受研究者的某项研究是不是推进或是简单重复这一学科既有研究的甄别。一般而言,一个学科在其学科规训上愈严格,这一学科的学术尊严也就愈得到公认。反之亦然。一个学科在其学科的规训上不足以得到从业者、拟入者和界外审视者的认可,它的学科尊严就建立不起来。而学科尊严的高低,对于学科的吸引力大小、获得的学科赞誉多少、吸纳的学科资源多寡、在学科竞争中所处地位的优劣,都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个新兴学科。这一“新兴”学科的定位,一方面是因为它兴起于中国古典思想-学术体系,即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分崩离析之际,因此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是因应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及其历史研究,建立起来的“历史”、“中国”的政治思想之史的谱系,因此它不具备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严谨性和自主性,它不得不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来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训体系。这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一开始就处于一个远逊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地位上。而且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规训体系的时候,处在一个处处自我设置障碍的境地,因此更注定了它“东施效颦”的尴尬状态。再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中国政治大转型的关口兴起的现代学科,它注定受到现实政治的严重影响。现实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造成“中国政治思想史”无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动力的窘迫,于是人们对于这门学科的现实信任感就很难建立起来。

自20世纪初期梁启超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正式兴起以来⑩,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便由于学科规训的严格程度不够,一直未能跻身热门学科的行列。这里所谓热门学科,不是在门庭若市的学科喧嚣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在吸引研究者进入其中并全心进行深入探究、且表现出诱人的研究状态、提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三个意义上进行的断定。百来年“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门庭较为冷落,就在此得到了解释的进入路径。如果说“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需要重整门庭、树立学术尊严、吸引拟入者、提供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学科间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不能不对这一学科自我规训的核心环节进行审查。

从学科自我规训的一般进路看,一个学科要成功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被处在竞争位置的其他学科所承认,从而不仅有效维系其学科研究“地盘”、队伍和传承,而且处在学科间竞争的优势地位,需要已经进入这一学科领域的学者们提供足以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而言,长期以来,涉及学科自我维持的基本规训,事实上没有清晰地呈现给本学科的研究者和拟入者,更没有成功地得到其他与之竞争的学科的研究者和拟入者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学科竞争者就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一直以来,后者就占据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优势资源,赢得了中西政治思想史学科之争的胜出结果。而且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前者始终走不出后者设定的基本研究规则,“中国政治思想史”事实上成为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史”规训的从属性学科。对此,不仅可以从前者的研究范围、主题和目的对后者的模仿上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前者对后者的表达方式、语词遣用和历史刻画的借用上得到确证。从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先后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所显现出的后起性,就注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跟随性地位。从整个中国政治学界的学科尊严认知看,专业政治学者和学生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声誉评价,一直低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评价(11)。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要走出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尴尬境地,获得现代学科的尊严和认同,就必须强化学科的自我规训,提高进入学科研究领域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优化学科认知的竞争性能力。

为此,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其一,国别辨析。“中国政治思想史”自然首先涉及“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的区分问题(12)。所谓“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就是完全属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史,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理念、制度精神和生活秩序,这些东西完全不为别的国家所提出和诠释。所谓“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则是指一种为各个国家所共有的政治理念、制度精神和生活秩序,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的具体呈现而已。这样的政治思想不是“中国”一家独有、别人全无的政治理念、制度精神和生活秩序的观念形态以及历史演进,而是各个国家以其具体的历史形式、地域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人所共知的“政治”的认知与实践历史。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基于学习西方又抵制西方侵入这一主观目的的新兴学科,因此,在确定它究竟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时,人们倾向于认同前者。这样的倾向,不仅有利于强化人们对这一学科的国家特殊性的辨认,也有利于研究者借助爱国主义的情绪传播研究成果,自然还有利于人们信从这一学科的传承理由。但是,这样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并不利于学科尊严的建立。因为,只有在同样的学科平台上,人们才足以用共同的规则描述、分析和评价“政治”思想史。而在完全奇异的基点上,人们是无法理解各个国家迥然相异的政治思想的,因此也就无法对人类的“政治”观念进行整全的了解。就此而言,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的、确认“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就是爱国、认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就有卖国嫌疑,从而在学科规训上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无疑妨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建立跨越学科、地域的普遍标准。因此也就会降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规训水准,将其限定为中国人才能理解和把握的政治认知,而别的国家无与闻焉的特殊观念。就此而言,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约束,有利于建立起这一学科的普适准则,从而为其赢得更为广泛的学术尊严。

其二,学名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关乎国别定位,也关乎学术定位。何谓“政治”,自然是一个设定这一学科研究内容和主题的关键问题。无疑,关于政治的各种分散和非规范的表述,在各种古典文化系统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遗留。但是,当人们在某个国别的历史线索中整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政治生活中呈现的相关理念,从而构成一部“政治思想史”。对于这样的政治思想史学科定位,人们常常不以为然。这是一种以前述国别来分别界定何谓政治思想史相一致的主张。确实,人们有理由反问,难道只有希腊式的政治思想才是政治思想的正宗,不以之为标准,就无法缕析其他国家的政治思想历史?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回答基础上展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却不足以给出一个普适的、或跨文化的关于“政治”的思想史表达。诚如政治思想史专家乔治·萨拜因强调指出的那样,“政治思想是指对政治问题的‘专门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所指的政治学说创始于一个特定地区,即我们今天称之为希腊的古希腊居住地,具体时间大致在纪元前第五世纪。”(13)之所以对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做出这样的限定,一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给定政治思想史的范围,而不至于陷入漫无边际的人类思想史海洋;二是因为希腊的政治学学科规训最为明确。一方面,“希腊是欧洲人和古代中东文明发生接触的地方。人类就是在那里开始进入科学、哲学和政治学说的领域的。”(14)另一方面,“在希腊,政治学开始同宗教区别开来,而哲学和科学开始同神话区别开来。当代西方人把这些区别视为理所当然。的确,即使在今天,这类区别在西方也比在东方要鲜明得多”(15)。柏拉图给出的政治哲学原则、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逻辑规训,以及欧几里得几何学对思想的明澈而规则的表述,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出现的强大动力。这样的观念,在非西方地区至今都还只是以零散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只要中国政治思想史还以“政治”思想史命名,就不能不接受规训了的、希腊人对“政治”的界定,并以此作为清理中国政治思想演进历史、尤其是面对其现代转变的知识基础。

其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思想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涉及这门学科研究取向的大问题。在含混不已的、打通三种历史研究形式的追求中,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向自然不必挂怀。但学术史之注重“考竟源流、辨章学术”的研究取向,与思想史注重思想的历史绵延,以及观念史注重理念的演变过程,是旨趣大不相同的三种研究取向。学术史的研究对价值取向可以忽略不计,思想史则对价值取向的历史源流高度关注,而观念史则对高度抽象的理念及其演进格外重视。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而言,三种历史研究取向各有价值。但相对而言,由于观念史更加注重一个文化体系(政治生活)的核心理念的历史演进,因此,对于兴起较晚,一直难以脱离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约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而言,尤其需要脱开无法凸显其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路径的约束,从而以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这一历史学科的独特性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惯常使用的时代-人物-思想-评价的论述套路中,人们无法真正把握住这一学科的学科特质,并由此体验这一学科独会心门的思想-学术魅力。唯有观念史的研究取向,足以展示中国政治思想之揭示政治隐秘、凸显政治价值、设计政治制度、亲历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内涵,从而促成研究者和拟入者的高度认同,维持和光大这门学科。

其四,理论尊严。从学科发生史上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新兴学科。因此,这门学科的理论前提清理和实践逻辑缕析,都具有一种依附后者的烙印。这不能不使人对这一学科的尊严表示一种绝对是次等意义的认同。因为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优先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然后基于这一认同,附带性地对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认同。这样的认同,显然不是基于认同的尊重,而是基于同情的理解。人们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自然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学科的规训准则。只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规训准则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且成功建立起本学科边际界限明确、而为其他与之竞争的学科所承认的规训体系,才能指望它具备理论尊严,也才能期待它获得同“西方政治思想史”一样的学术敬重。

三、实现自我规训的路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建立自身的规训准则,具有影响其生死存亡的决定性作用。问题不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建立这一学科的规训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有效建立这一体系的问题。从这一学科的演进史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规训,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竭尽全力地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努力在得到公认、因此可以说是完全规训了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尽力凸显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展示属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的面目,从而挣脱经已规训了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约束,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全力挣脱中西、古今之分的精神羁绊,放宽视野,从规范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设定出发,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政治思想共性和个性,从而展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和研究魅力。

比较而言,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各有收获,亦各有局限。处在第一个阶段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属于奠基阶段的研究。梁启超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自觉有一个陈述。他从三个核心问题上着手规训刚刚兴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他强调指出中西政治思想体现出的关注“政治”的相通性,在此基础上认定,中国思想史围绕“政治哲学”体现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16)梁启超认为,凡是那些文明演进具有纵深感的国家,都对政治问题具有深刻独到的体察。不过与他的这些自信断定不同的是,在涉及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价值判断时,梁启超表现了一种退让式的态度。“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17)这似乎确立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从国家特殊价值的视角为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进行自证的定势。

梁启超还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研究基本规则进行了梳理。在这一方面,他至少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学科规训,一是学科的内容与资料取舍,二是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前者言,他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可以区分为“表现对象”与“表现主格”两个方面。就表现对象讲,政治思想史既需要研究纯粹学理,也需要研究实际运用。就表现主格讲,政治思想史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即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18)在确立了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梁启超对研究资料的来源进行了厘定,指出四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学者的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义者。前两类属于个人思想资料,后两类属于时代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极为丰富,需要进行甄别。梁启超的这些论述,基本上规定了后来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对对象的取舍、资料的蒐集。

此外,梁启超还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循问题事项(如国家起源、政府组织)、时代顺序(如时间先后、思想进化)、宗派蜕变(如儒家、道家、法家的演变)三种进路展开研究。而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中,研究者需要考虑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制度的关系。并且在研究中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一不为主观情感所左右,二不为外来思想学术所支配,从而凸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本来面目(19)。梁启超的研究方法规划,实际上为后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奠立了基本规则。不过,即使梁启超本人对兴起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明确的学科规划,他本人的实践兑现,也受到局限。仅仅从他试图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却落得个撰写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结局,就可以看出学科规训的原则较好厘定,但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学科良好的规训状态,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但需要充分肯定的是,梁启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草创阶段对这一学科的规训,有效地约束了这一学科的边际界线,从而对人们认知“中国政治思想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阶段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属于转型期的研究。萧公权是其中具有象征性的人物。上个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处于战乱的艰难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国各种现代学科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现代学科。萧公权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是一部试图凸显“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象征着这一学科得到学术界公认,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崛起的权威性作品(20)。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元素而言,萧公权在书中明确强调“中国”的国家特色,致力凸显发展着的、而不是停滞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征。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质而言,他特别指出封建天下与专制天下政治思想特质的不同,而且对古代政治思想与近代政治思想的根本差异高度重视。认为正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引发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结构性转变。围绕政治思想主题的这一转变,萧公权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和成熟时期四个阶段,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简要的勾勒(21)。他还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定位,编辑大部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资料辑要。比较而言,萧公权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理解,基本不出梁启超的范围。这一方面说明萧对梁的突破有限,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自我规训达到了一定程度,可以自我约束学科的自我认同。据此可以理解萧公权为何没有在书的导论部分对何谓政治进行深入辨析的原因。也许是他认定“中国政治思想史”已经具有不言自明的学科规定性了,因此他可以从容地对已经成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论述。

第三阶段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属于当下正在开展的研究。一系列新的、尝试性的研究路向,成为脱离中-西、古-今之争这一心魔局限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从容、多元和繁荣的标志。根据研究者的概括,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如梁启超期待的、不同研究进路产出的研究作品:既有通史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也有专题性的研究作品,还有政治思想家个人的研究论著。这一时期,海内主流的研究作品,以对王权主义的批判为代表。海外引入的研究著作则以重评传统政治思想为主,新儒家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影响尤为令人瞩目。在这样的研究局面中,学科的规训似乎不再是重要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多元论述几乎都在各自认定的学科规训基础上自如地展开(22)。

这三个阶段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致力自我规训,以便显示出这一学科之足以成为一个学科的理由。三个阶段的递进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阶段作为草创阶段,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辨析甚为重视,学科规训也就凸显出边际划分的首要性。第二阶段是学科的转型期,研究者致力清理出学科的专属地盘,将“中国政治思想”鲜明凸显的统治方式这一主题突出地呈现给人们。并且落定了人物、思想(思潮)、历史(朝代)演变的基本陈述格式。第三阶段则是学科的成熟期。在这一阶段,进入学科研究的诸学术条件和学术共同体条件,都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借助不同阶段典范性学者的学科规训,大致建构起了学科的完整建制。这一学科建制,从主体的视角看,以学者的学科传承与学术共同体的砥砺呈现出来。从客体的视角看,则以学术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学术界对之的承诺显现给人们。从前一方面讲,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以其承前启后的学术传承凸显了继起性的学术主体链条,同时以他们给出的学术规则划出了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门槛的共同体准入资格。由此为这门学科代不乏人的主体传递准备了条件,成功地构成了一个较有声势的学术研究共同体。从后一方面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者提供了令学术界同行尊重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大门,而且勾画了这一学科的边际界线、固定对象、问题焦点、学科特质、陈述模式、水平基线、评价标准,进而促使它成为与各种关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并驾齐驱、一争高低的一门学问。由于这一学科门类的确立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业人员的封闭性自认,而是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于全球学术界的认可,因此,这一学科得以成功划出自己的学术地盘。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自我规训得到的内外部双重认可,成功程度并不是太高。这不仅是指它相对于直接临近的学科“西方政治思想史”获得的学术承认而言,明显逊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同样源自西学建构起来、却得到了更为广泛承认的“中国哲学史”之类学科的成就而言,落差较大;更是相对于这一学科无论是在研究的自我规训严格程度、得到的学界敬重、发生的现实影响诸方面而言,都还无法与其他思想史学科媲美。其中,涉及这一学科自我规训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花费极大力气加以解决,因为这些未能得到有效规训,以及受到从业者和行外专家指正的缺失,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我规训发生了公认的负面影响: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对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过分强调,造成这一学科无法成功跨出国门,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尽管国内外都有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未达到全球学术界公认的高水准(23)。囿于“中国”范围对传统政治思想史的梳理,不管出自爱国心理,还是同情因素,都使这一学科远远没能够建构起古希腊意义上的、严格而普适的学术规范。人们还无法基于普适的智力游戏规则进入其中,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公认的研究水平评价标准。

其二,历史还原主义的强烈冲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立之初,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萧公权,他们都游走在因应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建构中国政治学历史的边界上,因此,他们不得不一方面表现自己对西方式“政治”的精准理解能力,另一方面表现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然后在此双重优势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相应的整理。无疑,这中间必然存在的跨文化理解偏差,肯定会产生一种促其偏离中国政治思想特质的阐释力量:他们要不力求拉开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差距,从而刻意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同,对人类政治思想史关注问题的高度一致性加以轻忽;要不他们力求凸显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或者径直以西方政治思想裁取中国政治思想,从而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质加以抹杀。这种在中西政治思想之间勉强地确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述策略,造成梁启超、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思想家、著作与思想的表达方式,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的规训,既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准入条件,也成为局限这一学科发展的训条。

其三,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古今中外这类意识形态化的僵化划分的严重影响。中西的对峙、古今的对立,一直左右着这门学科的运思路径。一旦涉及伤害中国人自尊心的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研究者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做出维护中国人自尊心的决断。一些反历史主义的断言就此出台:比如中国是不是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了规范的政治理论、中国是不是像西方那样推衍出了严格的政体观念、中国是不是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理念等等,研究者几乎无一不给予肯定的回答。“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此成为文化抵抗政治的工具。

四、在普世价值与规范方法的引导下

显然,“中国政治思想史”还需要更加严格而有效的学科自我规训,才足以真正建立起学科的权威认受性。而这样的重建尝试,将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转变过程和建设进程。之所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重建,必然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是因为已经为这一学术共同体理所当然承诺着的诸研究准则,必须加以重大改变。这意味着梁启超、萧公权和当下的研究者代代相传的定型化学科认知,必须被终结;而结构上是全新的学科架构,又必须加以建立和勉力确认。这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共同体来说,完全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同时,之所以断定“中国政治思想史”需要一个艰难的学术规训建设过程,是因为这一学科自梁启超等尝试建构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之间的边界,模糊地混生在一起。而且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尾随关系非常明显。因此,必须继续努力澄清中国“政治”思想的边际界线,从而清晰地展现其学科特质,进而脱离开梁启超划定的、借取哲学、经济学与法学资源以描述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规训轨道。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重建学术规训而言,首先需要着力的,就是从眼光狭隘的“中国的”政治思想之历史呈现跳出来,以一种严格的、公认的学科准则对之进行再规训。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学术分科之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需要建构起全球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价值基准、理论体系和批评标准。

这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三个方面。就“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价值基准来讲,普适的价值是确立这一学科的学术尊严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所谓普适的价值基准,不是指存在于中国某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价值都具有普适性、普世性,或者必须被阐释为普适普世的价值准则。而是研究者必须秉持一种普适普世的价值准则,去审视历史上因时因势继起的各种政治思想。比如,在现代价值基准上为人们确认的自由、平等、博爱,尽管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因此打上了法国政治思想的印记。但这些价值基准,后来成为流行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这样的流行,不是因为法国人成功的思想推销,也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们臣服于现代先行国家的法国,更不是囿于这些政治价值隐没了它的地方性特质、崭露出全球性的表征。自由、平等、博爱,自身就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其历史绵延中实践着的基本价值形式。差别仅仅在于,实践这些基本价值的制度安排各不相同,因此显现出各有特征的国家化政治样态。现代基本价值,其实是现代人发现的古今中外共享着的人类基本价值而已。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没有必要以例外论的姿态,为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特定的、地方性的价值框架。承诺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基本价值,可以保证“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维护政治生活的、古今中外一致的价值基准,从而杜绝价值迷失。并且在这样的价值认取中,保持一种杜绝价值极端取向——既不是极端厚古薄今、也不是极端厚今薄古——的中立立场,推动研究者“历史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的真实面目。在这里,必须免除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对立性选择,为研究者从容展开客观的研究提供价值空间。由此看开去,这一学科便具有了支持或阻碍中国现代政治与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意义了。

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体系而言,必须走出梁启超在简单的中西对比中确立研究对象、在简单的国学基础上确立资料甄别方式、在简单的类型划分上确立研究进路的模式。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理论根柢。这一奠立,需要强调几个基本要点:一是建立中国人理解的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从而保证研究者成功跳出中西二元互解的尴尬天地,以更为宽阔的胸怀,对待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遗产。二是确立现代学科的严格界限。这样的确立,既要告别传统的经史子集学术划分模式,也要告别总是以综观眼光审视现代学科关联关系的思路,严格甄别“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政治”的边际界线。告别传统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界,不等于宣告这样的学术研究进路无效。国学研究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并行不悖的研究进路。但如果混淆二者的研究进路、或者相互否定对方的研究,就是一种双输的败举。而在确认研究者认取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时,他就必须排除其他学科的特定研究进路。否则,他的研究就不属于这一学科范围,而应受到学科共同体的排斥。至于具体的学科理论体系,即阐释中国政治思想演进之先就需要确立的诸理论原则,则与各个研究者的特殊选择相关。具体研究路径的无政府主义与总体研究的一致性认同并不矛盾。唯有在多元的研究中,才足以展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多元而又一致的学术吸引力。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规训水平的提高,还仰赖于从业者之间展开的、严肃的学术批评。中国学术界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是相同的,都是人情化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有利于一个学术共同体聚集人力资源,但是不利于追求卓越的研究目标。因为对高超的研究成果缺乏真诚的赞美、对拙劣的研究作品缺乏严肃的批评,这个共同体就是一个缺乏是非好坏标准的苟且圈子。不过即使这个苟且圈子,也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完全搁置了对他人的判断。只不过在这个圈子的经常性交际中,人们对之三缄其口而已。一个健康的学术圈子,应当将隐匿在台底的评价公开化,从而使真诚的赞美与严肃的批评成为提升其研究品质的健康动力。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亟需提升其理论尊严的现实目标而言,严肃的批评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学术批评与行政评判、政治批判之间的严格界限。后两者对于健康的学术批评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必须严加杜绝。

“中国政治思想史”必须是一个在中西政治学学者之间可以自由交流的研究性学科,否则它就不足以成为完全被限定起来的汉语学术特定学科之外和之上的现代学术。这种自由交流,不是指中国政治学者与西方或国外汉学家之间就学科尊严达成的某种生存性妥协,并由此展开的小圈子学术交流。而是指介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仅仅服从研究的固有逻辑而展开的健康交流。这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自由交流,交流的目的性仅仅在于提升研究品质,供给启人心智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共同体需要完全臣服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方法。这里的规范方法,不是在与实证方法相对而言的意义上论及的。而是在研究者仅仅服从一套公认的方法逻辑基点上陈述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都只能以其富有个性的研究展现他的研究水准,接受学术界的评价。不过他的问题意识是否明确、研究套路是否新颖、历史叙事是否真实、思想刻画是否准确、修辞技巧是否高超、个案定位是否恰当、对既定研究有否超越等等,则是可以由研究共同体公断的。就此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规训远未落定在一个从容接受相关裁定的平台上,意气之争、相持不下这种拒斥学术公断的现象所在多有。这证明,这一学科的规训状态还需要进一步地改善。

一个现代学科的规训,仅仅是维持这一学科基本阵容的条件。任何规训的实质都是保守的。这是一个学科得以自辩、自存、自利的必要条件。不过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打破这些规训,站在更高基点上的跨越性研究,总是值得提倡的。但这样的研究成果,常常可遇而不可求。一个学科的一般从业者,还是需要先行谨守学科规训,然后才足以寻求打破常规之途,别求新解。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2年第11期 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