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ublication by Liu Mengxi (刘梦溪) on Ma Yifu (马一浮) and 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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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新作出版 开讲《马一浮与国学》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2015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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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7月27日电  近日,刘梦溪先生的《马一浮与国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刘梦溪主讲《马一浮与国学》读书活动,向读者介绍了这位学术大家的生平与成就。

马一浮是20世纪的学术大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学术, 学贯中西,涉猎广泛,在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钻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义,故能深入了解马一浮学术之人甚少,能集中介绍其学术之专著则更为少见。

刘梦溪先生以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见长,善于通过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来展开其对学术史之研究,用几十年之功治陈寅恪和马一浮。而马一浮研究则更为艰辛,刘先生戏称马一浮是“云端上的人物”。刘先生认为,家庭背景、婚姻生活、留学经历、朋友结交对马一浮选择终身以学术为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重视儒家典籍的研习和释家载籍的精修,从而形成其儒佛会通的思想,亦与其经历息息相关。马一浮始终强调并坚持知识分子应有自由研究之空间,学术研究应有自主性,独立不倚,志不可夺。他主张读书应渐次与穷理尽性、蓄德进德、体验证悟、涵养功夫、变化气质联系起来,即其所谓读书之五个阶段。他强调“六艺论”,认为六艺统摄中西一切学术,国学即六艺之学;又强调“义理明相论”,是马一浮针对六艺而建构的融通儒佛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马一浮在浙大,尤其是建立和管理复性书院的过程中,他的学术旨趣、人才培养理念等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

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部分,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对马先生的一生为学而言,儒学是底色,佛学是生活,诗学是性情。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

刘梦溪与他的马一浮研究

一、怎样看待近十年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

最近十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是文化传承和文化重建的不得不然的现象。它根源于百年以来不间断地反传统,特别是对十年内乱期间“大破四旧”、“跟传统彻底决裂”思潮的一种反弹。

但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国学与教育、礼仪与道德,其义理内涵及化迹型态,极为深邃复杂,今之学者分疏起来,犹感匪易,化入现行教育体制或成为可以践行的当代人的生活伦理,更是知难行亦难的艰辛旅程。

好在中国有广大博厚的民间社会,当占据社会主流的价值系统“礼崩乐坏”的时候,还可以在民间找到那些文化的碎片,即所谓“礼失求诸野”。因此虽经过长期地对文化的大、小传统的污名毁弃,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仍然还能断而相续、不绝如缕。新儒家将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形容为“花果飘零”,固为的论。但根脉尚存,只要有培育的土壤,重新著花结果,并非不可期待。

文化的“大传统”则是指社会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型态,例如汉代中叶以来的儒家思想。五四“反传统”主要是反思和试图整合文化的“大传统”,民间社会的“小传统”未曾发生深层的动摇。当下我们所致力的,是在民间“小传统”先期重建之后,再一次对大传统的整合与重建。这是一个接续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重建我国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文化扬厉过程。

我们高兴地看到,百年时日从未曾有过的文化人和国家中枢,正在合力创造文化重建的新世局。新的文化复兴的曙光已经在华夏圣土露出潜发的微茫。

二、马一浮是谁?他的大师气质是什么?

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学界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一等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也不能将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现代重构当中的重要人物,但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马先生又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隐者。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还是“高人”。他的眼光锐利,对学问一目了然,对人也一目了然。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都知道。

马先生学问根柢的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都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

三、国学概念的取义及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至少我们在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可是,当时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直到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第二年,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请胡适之先生写发刊词,他第一次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

“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胡适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适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

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心学,以及清代中叶的“朴学”(“清代汉学”)等。这是一个学术史的流变。这样定义国学,还是太泛。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四、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他在第一讲里,就提出需要重新定义国学,他把这个叫“揩定国学名义”。

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六艺”就是“六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这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

可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国学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有关系了。因为“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是中华文化价值伦理的源泉。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五、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实际上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

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还有“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 “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这种“自性的庄严”,马先生当然实现了。二十世纪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那么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

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应该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

【作者简介】

刘梦溪 当代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论国学》(2008)、《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国学与红学》(2011)、《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陈寅恪的学说》(2014)等。亦曾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2000万字,1997)。

【图书信息】

《马一浮与国学》,刘梦溪 著,定价:52元,2015年6月三联书店刊行 装帧: 精装ISBN: 978-7-108-05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