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with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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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蒋介石相关主题研究回顾

杨奎松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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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的推展下,廖承志受命致函蒋经国,公开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也公开倡议国共两党应就第三次合作进行‘平等会谈’。此后对蒋介石国民党宣传和研究的尺度也开始放宽。”

 

改革开放前,大陆基本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中共建国前后用以批判宣传之用的小册子数量不少,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方克的《蒋介石卖国真相》、新华书局的《蒋介石言行对照录》、恽逸群的《蒋党真相》、荣孟源的《国贼蒋介石》、光未然的《蒋介石绞杀文化》、刘松涛的《蒋介石祸国史话》、解文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有些披露了一些历史情况,但多数都没有太多学术价值。其他像唐人著《金陵春梦》,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宋乔的《侍卫官杂记》等回忆录,虽读者众多,亦不无参考价值,但记述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却存在颇多令人质疑之处。

在改革开放前,有关蒋介石研究问题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外交部长陈毅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曾下达过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近代史研究所领命后特请当时在中国民众大学工作的何干之教授主持写作该书,并为其配备了几位助手,安排了专门的工作室等。何的几位助手曾广泛搜集资料,调查访问,编写过资料长编等。

在此一指示的推展下,中华书局李侃等人也着手编辑了一套《蒋介石言论集》。何干之的工作后来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未能进行下去,《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工作也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不过,因为言论集的编辑早期阶段大体上告一段落,因此还是得以在内部少量印行过,它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来源。

 

该言论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特别是涉及1927年以前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因为是编者从早年报刊或当年印量较少的各种印刷品中辑录下来的,因此与1927年以后经过国民党有关机构整理出版的,以及国民党到台湾后编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蒋介石思想言论集相比,更具历史真实性。因为,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1927年以后的各种出版物中已踪迹全无。不少篇目中的文字内容,也因后来辑录发表时遭删节修改,而难以读到。故此一言论集对于了解和研究蒋介石思想变化的过程,特别是了解研究1927年以前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真实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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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对蒋介石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在1985年以前,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唯一在1980年出版的荣孟源的专著,即《蒋家王朝》,基本上还是其《国贼蒋介石》的翻版,无论立意、观点,还是对史实的选材,都继承了“文革”前的政治批判态度,看不出学术研究的意味。

 

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国民党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得益于当局对台政策的改变。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的推展下,廖承志受命致函蒋经国,公开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也公开倡议国共两党应就第三次合作进行“平等会谈”。此后对蒋介石国民党宣传和研究的尺度也开始放宽。

 

1985年,借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正面宣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中国军事博物馆因此首次透过布展介绍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纪念193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文章。

 

与此同时,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台儿庄战役的剧情片《血战台儿庄》的拍摄工作得到批准,并在1987年借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正式公映。该片对国民党将士及蒋介石等领导人多做了较正面的描写,因而成为大陆开放对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此前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配合这一情势,向学人和各界开放了有关蒋介石及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包括出版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档案选编。浙江及奉化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有关蒋介石史料的专集、前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撰写的《六见蒋介石》,乃至于在海外有很大影响的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撰写、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配合的《蒋介石秘录》中译本,都相继出版,从而为大陆学人拓展蒋介石研究的资料来源,创造了不少条件。

 

从1986年开始,大陆陆续有较多的学人开始尝试着用学术的眼光来研究蒋介石了。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宋平的《蒋介石生平》,以及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稿》,都是80年代下半期大陆研究蒋介石生平的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比较而言,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于198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大陆学人研究蒋介石生平事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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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度遭遇到较大的冲击,在1989年之后,社会上否定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声音再度升高起来了。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氛围下,只有胡绳依仗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在1991年利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借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由,再度给了蒋介石一个比较正面的综合性评价。他在书中宣称:“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但是,这样的评价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历史研究学者的研究仅着眼于还原历史事实,而非评判历史功过。另一方面,在当时条件下,多数学者思想上仍旧受到传统的政治评价的影响,因而要么避开对蒋介石国民党做出总体性评价,要么微观肯定,宏观否定,总体评价上比较多的还是在照搬过去的一套说法。

 

在90年代初大陆出版的最重要的蒋介石研究资料,是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该日记的发表,对研究抗战及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极具价值。结合台湾陆续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各编的数据,以及像《陈洁如回忆录》之类的中译本,有关蒋介石研究的史料仍在逐渐拓展和增加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者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与蒋介石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讨论,是围绕着抗日战争究竟是由国民党领导,还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展开的。尽管这个问题的讨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因为它会引起讨论,本身反映的就是众多学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实的坚持,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官方调和各方观点,认同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说法。

 

由于这段时间各部门对学术自由的掌握尺度有松有紧,学者们在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上开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有的单位里,研究者的研究,无论选题还是观点,几乎不受时政的影响。但对于某些部门的研究者来,情况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在这些单位里,包括在一些过去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具体评价问题上,新的分析和说法,可能给学者自己带来麻烦。

 

综上可以看出,在整个90年代,有关蒋介石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一直处在一种波澜不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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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到2005年,大陆的蒋介石研究逐渐开始向专题研究深入。特别是涉及蒋介石早期生活、思想,1923年访苏经过,与苏联顾问的关系,1926年中山舰事变前后与共产党关系,发动四一二事变的背景,对“清党”运动的态度及作用,以及蒋在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中的具体态度和作用等等,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发掘。而这一切进展,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台湾档案的开放,包括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以及大陆学者前往台湾查档的日益便利。

 

正是由于这种持比较中性和客观的态度,依据第一手史料文献,来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的学术氛围逐渐生成,2002年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出版实际上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有关蒋介石国民党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已经比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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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对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开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2000年在台湾地区的下台。2004年国民党二度选举再败,之后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接连访问大陆,国共两党关系迅速接近。而民进党主政期间坚持敌视大陆的政策,甚至大搞“去蒋化”。在这种情况下,又适逢蒋家捐出蒋介石日记手稿,引发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生平的一股热潮,结果,杨天石又得以在2008年成功推出更大部头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论文集。综观全书22篇文章,除2篇发表于1987年及1988年,1篇发表于1995年,1篇发表于2000年,1篇发表于2003年外,有4篇文章当时发表于海外,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2007年至2008年才得以在大陆发表的,这清楚地反映出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在2006年以后进一步宽松。

 

和2003年的情况尤其不同的是,2008年杨新著出版后,还频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直言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明言蒋介石历史上至少可以说有“两大功,两大过”,称蒋领导北伐和抗战可以肯定有“大功”;领导两次内战亦可认为有“大过”,唯“立场不同,评价也不同”。

 

如今,杨天石对蒋介石历史功过的这种评价,虽然仍会受到少数人的激烈批判,却再难掀起2003年那样的风浪来了。这种情况也同样可以说明,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确实更加宽松了。

 

只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很大程度上与两岸关系,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有极为明显的内在牵连,但政治对学术研究的这种强大牵制作用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一旦两岸关系状况稍有变化,蒋介石研究的开放尺度未必不会再度受冲击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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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蒋介石研究,虽然参与者人数众多,各种出版物有数百种之多,但可以说,在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数研究成果仍旧保持在一种比较低的层次和水平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受到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和政治环境变动不居的影响,多数研究者思想还不够解放,许多研究都还停留在重复性的讨论或论证蒋的某种政策和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上,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重建或系统的考据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

 

第二,是受到档案开放和到海外查档的局限,不少研究者对蒋介石的研究难以深入,或还只是在外围飘来飘去,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查阅和阅读史料的条件局限有关。

 

在这方面,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写出《“中山舰事件”之谜》和其他一些有着很强的考据性的论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放蒋介石等个人档案的一个短暂时段中,他是大陆学者中几乎唯一一个集中查阅过这方面档案的人,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

 

同样的情况,在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前后,大陆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能够经常前往海外开会、访问并查档者,也还十分有限。这极大地限制了大陆能够依靠档案文献史料对蒋介石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队伍的人数。杨天石在这方面却得天独厚,有其特有的优势,这也是他能持续写作“海外访史录”,并最早出版系列蒋介石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几年来大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政府对高校和研究单位财政投入力度较大,社会赞助也日渐增多,大陆学者开始络绎不绝地前往海外查档和交流,这种条件上的改变无疑会迅速扩大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学者队伍,它也一定会推动大陆蒋介石研究在今后进一步得到深入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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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以来,连续几年来,无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和其他国家学者去查阅者人数已相当多,但是,能够迅速拿出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仍是凤毛麟角。近几年尽管大陆有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和台湾查档,包括抄录蒋介石日记手稿,但是,最近两三年里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问题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却明显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像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至2008年不足3年的时间里,接连发表10篇以上讨论蒋介石在对日议和问题、对东北问题、对史迪威事件、对孔祥熙等人舞弊案、对延安闪击战问题、在重庆谈判中对毛泽东的策略问题,以及宋美龄与蒋介石关系问题等研究论文,就是因为他长期做蒋介石研究,资料积累和史实研究已有相当基础。金冲及能够依据蒋日记手稿,写出较有分量的《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一文,也是因为他前面对1945年至1948年国共走向内战的情况有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不久前刚刚出版过《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面对大量新接触的蒋日记手稿,缺少前期较系统的基础研究的学者,往往很难很快抓住适合的研究题目,撰写出较有新意和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论文,非再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数据积淀和爬梳不可。但是,蒋日记手稿公开,新的论文却难产,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一个原因就是,以往的蒋介石研究者过多地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较少关注蒋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蒋的心理活动等较私人的情况。而蒋的日记手稿,绝大部分内容过去早就以年谱、类编、困勉记等形式,包括以蒋的大事长编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过。因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蒋个人生活、情感和内心活动方面的内容,或只是便于人们了解已经刊布的蒋日记内容,在文字上有过怎样的修改,因此,过去单纯从事政治史或军事史研究的学者,要想马上将这些样新的内容与他们过去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获得新的发现,就比较困难。

 

而这种情况恰恰也说明,在蒋的日记手稿中迄今并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面新的重大发现。当然,这并不排除结合宋子文档案和台湾蒋中正档案中其他相关档案,发现个别私下的政治运作,就像杨天石从宋档和蒋档中注意到蒋曾派齐焌在战时一直保持着与法西斯德国一些亲华将领的关系一样,但要得出1944年7月20日德国陆军上校施道芬等刺杀希特勒一事与齐焌的工作有关,无论如何还是极为困难的。

 

由此可知,要想在过去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地通过掌握日记手稿的内容来根本改写一些重大的或基本的历史事件,在短时期内显然还很少可能性。

 

本文出自《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大陆)》,限于篇幅,有所删节,原文载于《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作者杨奎松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