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Shang Xiaoming (尚小明) on history professors at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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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下)

尚小明

来源: 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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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外教育背景来讲,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因为许多人在国内已经完成大学乃至研究院(所)教育,因此到国外后以就读研究院(所)者居多。从留学目的地看,赴美、日者最多,分别有101人、94人;法、英、德次之,分别有45人、40人、20人。其他为:苏俄7人,瑞士3人,比利时、加拿大、爱沙尼亚、土耳其、埃及、菲律宾各1人。至于留学学校,则以世界著名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吸收中国留学生最多。按照最终所受留学教育程度,出自国外各大学、回国后成为史学教授者具体如下:
  大学方面,有美国哈佛大学陈寅恪、张星烺,哥伦比亚大学许毅、张宗元,威斯康星大学何炳松、刘崇、陆懋德、吴泽霖、徐光,康奈尔大学陈石孚、孔繁霱,波莫纳大学陈翰笙,纽约瓦沙大学陈衡哲,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洪业,纽约协和神学院洪业、简又文,斯坦福大学黄中廑、潘大逵,奥伯林学院简又文、蒋廷黻,加利福尼亚大学翦伯赞、温雄飞、杨生茂,华盛顿大学李飞生,芝加哥大学鲁潼平、吴士栋,耶鲁大学皮名举,韦斯利大学王国秀,伊利诺大学吴之椿、余楠秋,密苏里大学萧公权,密歇根大学薛永黍,密执安大学张忠绂,卡格拉大学余协中,爱阿华大学黄士衡,爱阿华州立农科大学刘朴,印地安那大学沈乃正,克尔顿大学葛受元,西北大学洪承中,渥斯特大学陆鼎吉,奥体度威士连大学陈锡庄等;英国伦敦大学孟云桥、沈刚伯、吴祥麒,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李剑农,牛津大学杨人楩,爱丁堡大学傅斯年、张仲琳,剑桥大学李兆强,多托利大学张礼千等;法国巴黎大学陈寅恪、冯承钧、侯外庐、何鲁之、胡宜斋、李宗侗、李思纯、孙伏园、汪士楷、徐炳昶、左舜生等;德国柏林大学马哲民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方壮猷、刘侃元、王桐龄、许兴凯,京都帝国大学邓孝慈、胡耐庵、李彭、李亚农、萨孟武、吴廷璆、朱云影,早稻田大学陈遵统、黄人望、姜蕴刚、康宝忠、雷敢、李大钊、李长傅、李剑农、林希谦、刘彦、刘铭恕、罗元贞、马哲民、任启珊、吴贯因、熊得山、朱希祖,明治大学陈乐素、高一涵、洪允祥、刘继宣、吕振羽、钱亦石,法政大学程树德、邓初民、孟森、周贞亮,中央大学黄绶、魏建猷、赵曾俦,东洋大学滕固,九州帝国大学涂序瑄,广岛文理科大学王辑五,东京文理科大学姚宝猷,日本大学杨云萍,奈良正仓院杨啸谷等。此外还有瑞士苏黎士大学陈寅恪,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顾榖宜、嵇文甫、李建芳、钱亦石,莫斯科东方大学李建芳、汪士楷,爱沙尼亚大都大学及莫斯科大学朱庆永,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杨兆钧等。
  研究院(所)方面,有美国哈佛大学陈复光、陈振汉、陈翰笙、邓嗣禹、冯汉骥、葛受元、耿淡如、郭斌佳、黄延毓、李济、梁思成、林耀华、刘崇、蒙思明、皮名举、齐思和、沈乃正、时昭瀛、孙寒冰、汤吉禾、王伊同、王锺翰、王信忠、王绳祖、翁独健、吴之椿、吴士栋、吴于廑、杨绍震、余协中、张忠绂、张宗元、郑德坤、周一良,哥伦比亚大学陈东原、陈锡庄、陈嘉勋、段锡朋、范祖淹、冯家升、韩寿萱、洪业、黄士衡、黄凌霜、蒋廷黻、李小缘、李飞生、李惟果、刘崇、罗家伦、马文焕、潘大逵、王国秀、吴士栋、谢澄平、徐则陵、张纯明、张继平、张梦白、赵迺抟,芝加哥大学陈受颐、陈翰笙、陈衡哲、简又文、孔繁霱、雷海宗、王绳祖,耶鲁大学刘崇、张芝联、张纯明,伊利诺大学蔡维藩、陈序经、鲁瀚文、徐则陵,密歇根大学陈同燮、潘硌基、朱滶,普林斯顿大学何炳松、罗家伦,宾夕法尼亚大学冯汉骥、梁思成,斯坦福大学杨生茂、张荫麟,威斯康星大学黄中廑、潘大逵、王造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李惟果、孟寿椿,俄亥俄州立大学陆鼎吉、陆懋德、吴泽霖、张圣奘,华盛顿大学孙寒冰、吴澄华,密苏里大学汤吉禾、吴泽霖、曾繁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张忠绂、章巽,康奈尔大学萧公权,克拉克大学李济,明尼苏达大学时昭瀛,纽约大学章巽,俄勒冈大学王天民,马里兰大学宋泽生;英国伦敦大学曹绍濂、陈昭炳、段锡朋、范祖淹、费巩、傅斯年、傅筑夫、胡宜斋、胡寄窗、蒋孟引、罗宝册、罗家伦、孟云桥、王造时、吴之椿、吴金鼎、谢兆熊、袁寿椿、张廷休、张仲琳、钟道铭、朱庆永,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许毅、鄢远猷,牛津大学费巩、葛定华、焦实斋、孟云桥、王绳祖、张芝联、周培智、朱延丰,剑桥大学李宗武、萧一山、周传儒,利物浦大学侯仁之,勃烈斯德大学李宗武,爱丁堡大学周培智;法国巴黎大学曹绍濂、陈钟浩、陈祖源、方壮猷、冯承钧、韩儒林、黄文博、黎东方、李璜、李飞生、罗家伦、毛以亨、聂鑫、裴文中、戚佑烈、陶樾、王养冲、王静如、翁独健、吴之椿、谢兆熊、徐益棠、徐家骥、许德珩、杨成志、张凤、周谦冲、朱延丰,法兰西学院冯承钧、邵循正,巴黎人类学院杨成志,里昂大学沈炼之、张宗文,都鲁斯大学罗志甫,蒙百里大学徐家骥;德国柏林大学陈寅恪、陈翰笙、傅斯年、韩儒林、蒋复璁、孔繁霱、李思纯、罗家伦、毛准、邵循正、滕固、吴之椿、徐光、姚从吾、张圣奘、张廷休、张星烺、张贵永、周传儒,海德堡大学徐光,法兰克福大学余精一,莱比锡大学张圣奘;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岑家梧、陈竺同、陈高佣、葛延林、郭虚中、黄现璠、蒋益明、李祥麟、梁容若、梁嘉彬、刘继宣、楼公凯、罗倬汉、莫东寅、孙毓棠、陶振誉、王信忠、王桐龄、王凌云、魏建猷、魏重庆、谢澄平、杨向奎、杨鸿烈、姚鉴、余又荪、张云波、章嵚,京都帝国大学胡肇椿、梁希杰,早稻田大学蓝文征,立教大学岑家梧,法政大学傅衣凌、黄绶,九州帝国大学汪诒荪。此外还有比利时鲁文大学韩儒林,瑞士伏利堡大学阎宗临,瑞士纽沙德尔大学戚佑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李兆民,埃及爱尔哈资大学纳忠,菲律宾大学林惠祥等。
  因为有不少人留学两所或两所以上大学,上列名单中多有同一人反复出现的情况。
  从留学科目来看,除史学外,不少人在国外所接受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教育。如学习政治学的有陈石孚、陈嘉勋、陈遵统、邓初民、段锡朋、费巩、葛受元、高一涵、耿淡如、何炳松、黄士衡、蒋廷黻、康宝忠、雷敢、李大钊、李剑农、林希谦、刘彦、刘继宣、鲁瀚文、马哲民、毛以亨、潘大逵、任启珊、萨孟武、孙寒冰、汤吉禾、陶樾、王造时、吴贯因、萧公权、许重远、张纯明、张忠绂等,学习经济学的有陈乐素、陈振汉、陈翰笙、邓孝慈、傅筑夫、侯外庐、胡寄窗、翦伯赞、黎世蘅、魏建猷、吴澄华、余精一、张圣奘、赵迺抟等,学习社会学的有陈序经、傅衣凌、黄绶、李济、李璜、魏重庆、吴泽霖、杨成志、张荫麟(哲学与社会学)等,学习人类学的有岑家梧、冯汉骥、冯家昇、李济、林惠祥、林耀华、郑德坤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史学领域发展。恰相反,由于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鲁滨孙等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影响,许多人都认同研究历史应当兼通社会科学的观点。何炳松在1920年就以鲁滨孙的《新史学》英文本作为教科书,率先在北大史学系讲堂上宣讲其主张。随后他在系主任朱希祖建议下将此书翻译成汉语,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23—1929年短短6年内就印了4版。朱希祖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指出:“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所谓基本科学者,即地史学、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这种认识和改革主张影响颇广,当时就读于北大史学系的傅振伦后来说:“此种制度实施以后,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始渐有以史学名于世者。”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之证据,坊间展转复制资料,决不轻用……海内从之,蔚为风气。吾国史学,至是跻于科学之林。”在20世纪上半叶,运用各种社会科学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史,一时成为学术界潮流;一些专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也纷纷在他们的著作中辟出章节,探讨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而在当时中国大学学科设置尚不完备,教学研究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到国外大学接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科学教育,自然就成了一种重要选择。因此,一些人到国外学习社会科学,转而与历史学相结合,与当时颇为流行的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仅就专门史研究来说,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相关社会科学。事实上,上述诸人,绝大部分都是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
  关于史学教授群体教育背景的考察,最后还有两点要特别强调:
  (一)虽然“有功名者”和受过大学及研究院(所)以外“其他教育”者,合计在本国教授总人数中只占16.4%,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接受过中学乃至小学教育,主要靠自修成材,但有不少人是近代中国史学领域声名显赫的人物,并且在某个时期内坐镇各大学的文史科系。如陈黻宸、伦明、叶瀚、张相文、马衡在北京大学,梁启超、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傅岳棻在东北大学、河南大学及沦陷区北师大,慕寿祺在甘肃学院,任可澄、尹炎武在贵阳师范学院,王葆心在武昌师范大学及武汉大学,吴宗慈在中山大学,姚永朴在安徽大学,余嘉锡、陈垣在辅仁大学,张籁、郭象升在山西大学,张尔田、邓之诚在燕京大学,张森楷在成都大学,白眉初在北平师范大学,柳诒征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吕思勉在光华大学,陈鼎忠在东北大学、湖南大学、无锡国专、中山大学及民国大学,胡朴安在持志学院、中国公学,朱师辙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河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及中山大学,姚明辉在武昌高师、大夏大学及持志学院,刘咸炘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蒙文通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缪钺在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杨树达在北师大、清华大学及湖南大学,张舜徽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民国大学、兰州大学及西北师院,钱穆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江南大学等等。各大学史学教授,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学生。如柳诒征从1916—1925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及东南大学历史系连续任教9年,毕业于两校而后来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而在1925—1928年间就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成为各大学文史教授者,大都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学生。30年代就读北大史学系而后成为各大学文史教授者,则多为钱穆的学生。他们中一些人的影响不仅在当时引人瞩目,而且绵延至今,因此是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史学学科发展时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
  (二)关于教授们的教育背景与他们所从事的教学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有些关联的,但也有少数人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吕振羽毕业于湖南大学工科,与史学并无关系,但他曾在该校法商科听李达讲“新社会学”,后来又到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这与他后来成为史学家却是有关系的。顾榖宜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与史学也没有关系,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历史,因此成了一名西洋史,特别是俄国史教授,还编著了《俄国史纲要》。张星烺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又到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化学,与史学同样不沾边,但至少在语言学习方面,为他后来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提供了条件。当然,作为地理学家张相文的儿子,张星烺所受的家学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台静农说:“他学问的转向,想是受其尊人相文先生的影响。”金兆梓最初也是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曾就读北洋大学矿冶系,但后来深受担任清史馆纂修的兄长金兆丰的影响,转向了史学。毛子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但他从小随父亲阅读《四书》、《诗经》、《尚书》、《左传》,大学期间与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交往密切,经常共同讨论学问,后又长期留德学习史学和地理学,所以史学也成了他主要的研究领域。类似的情况在585名教授当中只有少数几例,因此并不影响群体的分析。
大学间流动情况
  不论对各大学史学教授而言,还是对其他学科的教授来说,频繁地往来穿梭于各大学之间,不断地寻找担任教职的机会,又不时因无法获得机会,或失去曾有的机会,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在近代中国各大学中,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对教授们的个人生活产生诸多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学科发展。
  造成教授们频繁流动的原因很多,但大的方面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大学的改组、组合或分化。最主要的例子,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接着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然后又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中央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北平师范大学,以后又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入;厦门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部分师生,分别脱离原校而建立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以后又将重庆大学的部分院系并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武昌师范大学,接着又相继改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广东大学,然后又与其他一些学校合组为中山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又分别复员;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等校合组西北联合大学,接着又分化为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等校,抗战胜利后西北师院部分师生又返回北平,建立北平师范学院。每一次重大变故,都会带来组织机构、人事,乃至学科设置的变化,从而导致一部分师资不得不离去,另一部分师资则补充进来。
  (二)大学的迁徙、停办、重建与新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移到北平,随着局势变化又迁移到开封、西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大学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短暂停留后,迁移到昆明稳定下来。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落脚。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均迁至重庆,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光华大学均迁至成都,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大夏大学迁至贵阳,浙江大学迁至遵义,中山大学迁至澂江,暨南大学迁至建阳。其他如河南大学、山西大学、中法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等,也都有过迁徙经历。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则因遭遇诸多困难而停办。抗战结束后,各大学纷纷复员,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重建。同时,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又建立了不少新的大学,如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兰州大学、东北中正大学、长春大学、成华大学、江南大学、珠海大学、江苏学院、安徽学院、相辉学院、华北文法学院等等。上述重大变故,也导致教授们较大规模的流动。
  (三)学科设置的变化。这一点对于师资流动的影响最直接。以史学科系设置而言,一部分大学,特别是那些经费状况较好、师资较为充足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史学科系的发展并没有经历太大变故。而其他许多大学,如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厦门大学、岭南大学、河南大学、齐鲁大学、云南大学等,则往往因为经费不足、师资匮乏,加之受教育部从3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限制文、法科发展的政策影响较大,因而普遍实施了合科设系办法,出现了“国学系”、“文史学系”、“历史地理学系”、“历史政治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史地政治系”、“哲史系”等与史学相关的各种不同名称的科系。而这样的设置又经常处于变化当中。如齐鲁大学1926年秋设历史政治学系,1927年秋改称历史系,1929年秋改称史地系,1930年秋又改称历史政治学系,1934年秋再改为历史学系,1935年秋起称历史社会学系。又如暨南大学1927年设有历史社会学系,1930年分为历史学系与社会学系,1932年又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1934年改为历史地理学系,1947年又分为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许多大学史学科系的设置都经历过类似的变化,而这与师资进退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教授聘用制度。民国时期各大学普遍实行教授聘用制,一般为一年一聘。每个年度结束前,教授们如果没有得到下年度续聘的通知或聘书,就意味着他已经被解聘,需要到其他大学去寻找教职,或去寻找别的差使。对于大多数教授来说,想要在同一所大学连续多次获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影响教授聘用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如教授本人的学识、口碑,学校的经费、人际关系,以及上面讲到的种种变故等。因此,大部分教授实际上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这使得他们往往不会被动地等待续聘与否的结果,而是在学年结束前便通过种种渠道,谋求新的位置,以免进退失据。这种情况在各大学中相当普遍,因此可以说,聘用制度也是造成教授们频繁流动的重要原因。
  (五)教授兼课的普遍存在。一名教授同时在数所大学兼课,这在当时各大学中屡见不鲜。通过兼课获取数份薪水,对教授自身来讲,多是因为生活所迫。但这样的情况,不免会影响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质量,这也是兼课现象为时人诟病的主要原因。1929年,教育部曾发布训令:“查大学教授,应以专任为原则,现时各校教授,每因兼课太多,请假缺课,甚至以一人兼两校或同校两院以上之教授,平时授课已虞不及,更何有研究之可言,其影响教学效能,妨碍学校进步,盖无有甚于此者。亟应严加整顿,以绝弊端。即自十八年度上学期起,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其实,兼课现象的存在,与某些学科师资的缺乏,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大史学系就长期缺少西洋史教授,因此清华的西洋史教授差不多每一位都曾到北大来兼课。以北大的地位,西洋史教授尚且如此缺乏,其他大学可想而知。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尽管为人诟病,尽管教育部和各大学均加以限制,教授兼课现象始终不绝。
  除以上几个原因外,大学内部严重的人事或派系之争,也是造成一些教授不能安于其位而不断流动的原因。这种情况在各大学中普遍存在,在陈翰笙、顾颉刚、杨树达等人的自述或回忆当中多有反映,此不赘述。
  表3(见篇末)是对585名本国史学教授在各大学担任教职情况的统计。需要指出的是,此项统计并不是依据某一年或某几年的情况所做的统计,而是在考察了他们每个人在1949年7月前全部的任教经历后进行的统计。因此,统计数字不仅包括了他们担任教授后任教的情况,也包括了他们担任副教授、讲师、教员,以至助教时期任教的情况;不仅包括了他们担任专任教职的情况,也包括了他们兼任教职的情况;不仅包括了他们在各大学史学科系任教的情况,也包括了部分兼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教授在其他科系任教的情况,以及在那些并未设立史学科系的院校担任教职的情况。
  表3中,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史学教授明显多于其他大学,这与北大史学系的建立比其他多数大学早十几年有关,又与清华和北师大等校的许多教授到北大来兼任教职有关。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突出,进入30年代后,北大史学系的师资阵容,与清华等一些重要大学历史系一样,相对比较稳定。
  由表3可以看出,本文虽然是以75所设有史学科系的大学史学教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任教经历实际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学院、专科学校,以及高等师范学校,还有部分医、工、农、商、法院校,总计达204所。这就是说,585人这个数字,并非只是75所大学全部史学教授的总和,与所有在近代中国各类院校担任史学教授的实际人数也应该是很接近的。
  合计585名史学教授在表3所列204所大学总的任教人次为2673,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人在他们的教授生涯中的流动次数大约为4.6次。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实际的情况是,有部分教授可以较长时间内在同一所大学担任教职,这样一来,其他教授的平均流动次数就会超过4.6次。而且,在大学担任教职并非教授们的唯一选择,有些人会到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国史馆以及各省教育厅、图书馆、博物馆等处供职,甚至到中学去任教。这些是常有的情况,但并没有纳入统计。因此,绝大多数教授的实际流动次数要远远超过4.6次。如丁山教授曾先后在厦门、中山、山东、四川、东北、西北、中央、齐鲁、南京临大、暨南等10所大学任教,其中山东、东北、中央三大学都是两任,李济曾讥讽其为“旅行教授”。其实像丁山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蒙文通就先后在成都大学、成都师大、中央、四川、河南、北大、北平、河北女师、东北、华西、金陵等11所大学任教,期间还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萧一山先后在清华、北大、北师大、中央、河南、东北、复旦、四川、西北、北平临大等10所大学任教。萧公权更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大、四川、光华、华西、成华、政治大学、台湾大学等12所大学任教。顾颉刚也先后在北大、厦门、中山、燕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11所大学任教。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至于在五、六所或六、七大学任教的情况,更比比皆是。
教授们如此频繁的流动,对于普通大学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它使得一些并不为人特别注意的大学,也有可能聘请到知名教授。如方豪曾在津沽大学任教,顾颉刚曾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韩儒林曾在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任教,钱穆曾在江南大学任教,商承祚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阎宗临曾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柴德赓曾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蒋孟引曾在江苏学院任教,等等。然而,对于那些长期将史学学科作为重点发展的大学来说,能否保持师资阵容的相对稳定,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通常一名大学本科生完成学业需要4年,表4(见篇末)是对在同一大学中,能够连续服务5年(包括5年)以上的史学教授人数所做的一项统计。
  在以上50所大学中,连续服务5年以上者计有309人(次),剔除一人服务几校者,实有166人,约占教授总数的26.5%。其中外籍教授23人,占全部外籍教授的56.1%,中国教授143人,占全部中国教授总数的24.4%。可见外籍教授更容易获得较长时间的聘任,这与教会大学数量不多而经费充足有很大关系。这166人主要集中在那些办理较好、影响较大的大学中,其中北大、北师大、清华、中央、中山、厦门、四川、暨南、浙江、武汉、燕京、辅仁、金陵、齐鲁、华西、光华、大夏等10多所大学中,合计有123人,约占教授总数的19.6%。其中外籍教授16名,约占全部外籍教授的39.0%,中国教授107名,占本国教授总数的18.3%。
  下面是各大学连续服务5年以上史学教授名单(按初次应聘到职时间先后排列):
  北京大学:朱希祖、陈汉章、叶瀚、高一涵、马衡、钢和泰(俄)、李泰棻、李大钊、李宗侗、徐炳昶、郑天挺、陈垣、毛准、许德珩、孟森、陈受颐、钱穆、陶希圣、张忠绂、赵万里、向达、姚从吾。
  北平师范大学:王桐龄、章嵚、朱希祖、白眉初、杨树达、李飞生、陆懋德、熊梦飞。
  清华大学:陈寅恪、刘崇、杨树达、孔繁霱、朱希祖、蒋廷黻、噶邦福(俄)、萧公权、雷海宗、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吴之椿。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范文澜、吴祥麒、李宗武。
  南开大学:蒋廷黻、蔡维藩、张纯明、陈序经、皮名举。
  中央大学:张其昀、缪凤林、徐光、傅筑夫、沈刚伯、罗家伦、郭廷以、朱希祖、张贵永、金毓黻、孟云桥、程憬、蒋孟引、贺昌群、王仲荦。
  复旦大学:余楠秋、谢德风、耿淡如、谢澄平、应功九、周谷城。
  暨南大学:张凤、刘纪泽、胡耐庵、周谷城、苏乾英、陈高佣、葛受元、何炳松、王勤堉、周予同。
  浙江大学:费巩、顾榖宜、张其昀、缪钺、李絜非、谭其骧、诸葛麒、夏定域、胡哲敷、陈乐素。
  武汉大学:李剑农、吴其昌、陈祖源、郭斌佳、方壮猷、汪诒荪、陶振誉、杨人楩、梁园东、唐长儒、吴廷璆。
  厦门大学:林惠祥、薛永黍、吴士栋、叶国庆、李祥麟、谷霁光。
  中山大学:杨成志、邓孝慈、陈安仁、朱谦之、杨熙时、陈廷璠、萧鸣籁、董家遵、徐家骥、黄文博、陈国治、罗香林、郑师许、王名元、曾纪经。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陈守实、黄灼耀、黄福銮、罗倬汉。
  西北大学:陆懋德、杨兆钧、黄文弼。
  东北大学:卞宗孟、吴贯因、傅岳棻、王华隆、朱延丰、陈述、张亮采、金景芳。
  河南大学:张邃青、朱芳圃、嵇文甫。
  湖南大学:黄士衡、杨树达、何竹淇。
  四川大学:叶茂林、何鲁之、张大龢、祝同曾、周谦冲、束世澂、徐中舒、李思纯、楼公凯、邓少琴、卢剑波。
  云南大学:方国瑜、瞿同祖、尚钺、李埏。
  政治大学:陈石孚、萨孟武、万国鼎、左舜生、徐德嶙、徐则陵、姜季辛、刘继宣、罗宝册。
  燕京大学:王克私(瑞士)、费宾闺臣(美)、洪业、陈垣、张星烺、顾颉刚、邓之诚、贝卢思(英)、齐思和、陈芳芝、王锺翰、翁独健、林耀华。
  辅仁大学:陈垣、朱师辙、张星烺、余嘉锡、陆和九、赵万里、魏重庆、胡鲁士(荷)、牟润孙、张鸿翔、柴德赓、雷冕(德)、余逊、卢德思(德)、叶德礼(德)、蔡思客(德)、赵光贤、安祺乐(德)。
  中国大学:朱师辙、刘彦、刘侃元、刘厚滋、贺培新、魏重庆、齐思和、王静如。
  中法大学:黎世蘅、商鸿逵、王静如。
  光华大学:吕思勉、张杏婗(德)、耿淡如、杨宽、萧公权、谢元范、鲁光恒。
  大夏大学:吴泽霖、孟寿椿、王蘧常、王国秀、梁园东、苏希轼、王绳祖(王成组)、葛受元。
  金陵大学:万国鼎、李小缘、陈恭禄、徐则陵、刘继宣、王绳祖、贝德士(美)、马文焕、商承祚、徐益棠、韩荣森、刘铭恕、蒙文通、马长寿。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以法(英)、朱滶、王栻、孙次舟。
  圣约翰大学:罗道纳(美)、宓亨利(美)、周子美、王国秀。
  齐鲁大学:张立志、奚尔恩(美)、张维华、汤吉禾、胡厚宣、周谦冲。
  华西协合大学:刘藜仙、罗成锦(加)、沈克莹(美)、蒙思明、姜蕴刚、郑德坤、何鲁之、蒙文通、陈国桦、冯汉骥。
  岭南大学:包令留(美)、黄延毓、李兆强、何格恩。
  其他大学连续服务5年以上史学教授还有沪江大学韩森(美)、蔡尚思,东吴大学张梦白,国立师范学院姚公书、皮名举、梁希杰,山西大学陈超、郝树侯,福建协和大学陈遵统、李兆民、林希谦、陈文松,贵州大学张廷休、马腾淮、刁鸿翔,西北师范学院何士骥、张云波,华中大学马奉琛、甘施礼(英),桂林师范学院陈竺同,中正大学欧阳祖经、张孟伦,江苏学院顾敦福,之江大学罗天利(加)、顾敦鍒,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张圣奘,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陈遵统等,以及沦陷区北京大学吴祥麒、谢国桢,沦陷区北京师范大学傅岳棻、陈同燮、胡宜斋、李泰棻、梁绳祎、陆鼎吉、王森然等。
  由表4及上列名单可知,在频繁的流动当中,大约有1/5到1/4左右的史学教授,能够在某一时期内获得某些大学少则5年,多则10余年,乃至20年以上的聘用。尽管人数并不算多,但近代中国史学领域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在上边的名单中找到。如果说585名史学教授是近代中国史学领域的精英的话,这部分人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显然,这些人的学识和在学术界的影响,是他们能够不断获得续聘合同的重要原因。而在75所设有史学科系的大学中,有实力较长时间聘用这部分史学教授并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的,也主要是北大、清华、燕京、中央等十几所大学。在普遍实行教授每年一聘的制度下,这些大学因为能够不断提供续聘合同,从而保持了其师资阵容的相对稳定,这是这些大学的史学科系能够办得比较好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大学也因为有了这些教授,而在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育和史学研究中,获得了各自应有的声誉与位置。
本国史与外国史之分野
  不论课程设置是否完善,也不论研究水平高低,多数大学的史学教育或研究,均包含本国史与外国史两大方面。两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又大体上包含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内容,外国史还可以划分为国别史。关于本国史与外国史各个具体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状况,非本文所能一一详尽阐述,此处我们仅以本国史与外国史这样一种最简单的分科方式,通过对626名史学教授各自工作内容的分析,将他们一一归类,以便进一步了解史学教授群体的学科分布状况,并由此来分析史学学科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之所以不取“世界史”这个提法,是因为传统的世界史观念,往往是与“西方中心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国人不察,竟也自甘将本国史排除在世界史范围之外。使用“外国史”这个提法,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史与世界其他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可以揭示一种重视本国、本民族历史的自然倾向。当然,这种区分仅仅是为了表述的需要,事实上,本国史与外国史还是有紧密关系的,尤其到了近代以后更是如此。
  对教授们工作内容的分析,主要依据教学和研究两大部分来进行。前者是指他们在各大学开设课程的情况,后者主要指他们从事著述的情况。当然,教育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指标,因为开设哪一方面的课程,或从事哪一方面的著述,总是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分不开的。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49年后,许多教授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由文学改为史学,有的由史学改为政治,还有的由社会学改为史学,等等。即以史学而言,教学与研究方向也有变化。本文既是研究1949年前的史学教授,就当以当时的史实为据,而竭力避免以1949年后之情形判断1949年前之状况。例如,众所周知,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编纂方面有很大贡献,然而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在1949年前,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其实是民族史,在他50年代初所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中,“专长”一栏仍然填写着“回族史”。因此,在论及他1949年前的研究工作时,便不能将他归入中国通史编纂者行列。再如,一般均知傅衣凌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家,然而在1949年前,他除了从事本国史教学研究外,还多次在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开设“日本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学方法”等课程,因此便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本国史教授。
  依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将626名史学教授分为如下几类:
  A类:从事中国史研究,开设中国史课程。
  B类:从事外国史研究,开设外国史课程。
  C类:以从事中国史研究,开设中国史课程为主,兼开外国史课程。
  D类:以从事外国史研究,开设外国史课程为主,兼开中国史课程。
  E类: 既从事中国史研究,开设中国史课程,又从事外国史研究,开设外国史课程。
  F类:情况不详或无法确定。
  在626名教授当中,外籍教授是比较特殊的一群,除了少数中国学家外,大部分均以开设外国史课程为其主要工作,故将其归入B类比较合适。
  表5(见篇末)是根据以上分类标准,对626名史学教授进行的分类。
  在表5中,F类教授因缺乏相关资料,难以将其归类,好在只有3人,不会影响总体分析。D类教授之所以只有17人,是因为近代中国大学并不缺少开设中国史课程的教授,因此由外国史教授兼开中国史课程的情况,自然就会很少。E类教授可称之为“两栖”教授,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既包括了中国史,又包括了外国史。
  分析表5,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一)近代中国大学史学学科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本国史的天下,尤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的江山。任何一国的史学,以本国史学为重,都是自然的。但近代中国大学中,中国史学科和外国史学科之间,势力之悬殊,令人吃惊。以上A类和C类教授都以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为主要工作,E类教授既然为“两栖”教授,当然也可以划归中国史的行列。倘若将这三类教授相加,总数达478人(其中包括明义士、鸟居龙藏和傅吾康3名外籍中国学家),约占教授总数的76.4%。倘若将3名外籍教授排除在外,则共有475名本国教授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全部585名本国教授中所占比例高达81.2%。这475人水平有高低之分,影响有大小之别,但中国史人才的精华,差不多尽在此处了。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每一时段,每个领域,都有一批杰出的史学家。其中通史方面有陈汉章、陈恭禄、邓之诚、范文澜、翦伯赞、蓝文征、吕思勉、吕振羽、缪凤林、钱穆、尚钺、王桐龄、张荫麟、章嵚、周谷城等;上古史方面有陈汉章、陈梦家、程憬、丁山、董作宾、傅斯年、顾颉刚、胡厚宣、李亚农、梁园东、刘节、刘掞藜、陆懋德、齐思和、商承祚、束世澂、童书业、王玉哲、王国维、吴其昌、徐中舒、徐炳昶、杨宽、杨向奎、张政烺、赵光贤、郑德坤、朱芳圃等;秦汉史方面有贺昌群、黄文弼、劳幹、李源澄、鲁实先、罗倬汉、马非百、蒙文通、牟润孙、钱穆、徐中舒、杨树达、张维华等;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有陈寅恪、贺昌群、蓝文征、李源澄、蒙文通、牟润孙、唐长儒、陶元珍、王仲荦、王伊同、姚薇元、余逊、周一良等;隋唐五代史方面有岑仲勉、陈寅恪、谷霁光、蓝文征、罗香林、汪篯、姚薇元等;宋辽金元史方面有陈述、陈垣、陈乐素、邓广铭、方壮猷、冯家昇、韩儒林、金毓黻、李思纯、蒙思明、聂崇岐、翁独健、杨志玖、姚从吾、张尔田等;明清史方面有柴德赓、陈守实、邓嗣禹、黄云眉、孟森、商鸿逵、王锺翰、吴晗、萧一山、谢国桢、张尔田、张鸿翔、张维华、郑天挺、朱师辙、朱希祖等。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有常燕生、陈鼎忠、方壮猷、傅振伦、傅斯年、洪业、翦伯赞、姜蕴刚、金毓黻、李大钊、李则纲、梁启超、蒙文通、姚从吾、姚名达、朱希祖、朱谦之等。考古学方面有董作宾、冯汉骥、傅斯年、郭宝钧、何士骥、胡厚宣、黄文弼、李济、马衡、裴文中、商承祚、卫聚贤、吴金鼎、徐炳昶、阎文儒、杨成志、杨啸谷、郑师许、郑德坤、明义士(加)、鸟居龙藏(日)等。此外还有许多在专门史领域很有成绩的学者,如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方面有萨孟武、陶希圣、萧公权等;社会经济史方面有陈国治、陈振汉、傅衣凌、傅筑夫、胡寄窗、梁方仲、孙毓棠、陶希圣、魏重庆、吴泽、吴泽霖、余精一等;思想文化史方面有蔡尚思、陈安仁、陈竺同、陈高佣、陈登原、侯外庐、嵇文甫、梁启超、雷海宗、柳诒征、钱穆、容肇祖、杨东莼、杨荣国等;民族史方面有白寿彝、戴裔煊、方国瑜、冯汉骥、江应樑、金毓黻、林耀华、林惠祥、马长寿、蒙文通、王兴瑞、翁独健、杨成志等;地理沿革史方面有:顾颉刚、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张相文等;中外交通史方面有岑仲勉、陈受颐、方豪、冯承钧、王辑五、向达、张星烺等。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史学科还处于草创阶段,从事鸦片战争以后历史研究,并且有所成就的教授,只有20人上下而已。不过,也正因为处于草创阶段,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在论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时,往往不能不提到,如陈功甫、陈恭禄、范文澜、郭廷以、郭斌佳、简又文、蒋廷黻、李剑农、刘彦、罗尔纲、罗家伦、邵循正、吴相湘、谢兴尧、萧一山、姚薇元、郑鹤声、左舜生等。
  (二)近代中国大学的外国史学科,主要是传授外国史的基本知识,从总体来看,研究水平是比较低的。在上表中,B、C、D、E四类教授均与外国史有关系,合计有317人,约占教授总数的50.6%。这个比例看起来是很高的,但是其中的C类教授实际上主要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过兼开外国史课程而已。E类教授虽为“两栖”教授,但仔细分析起来,大部分也仍是偏重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因此,真正以外国史的教学或研究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只有B、D两类教授,合计145人,约占教授总数的23.2%。如果将E类教授亦纳入统计,则总计224人,约占教授总数的35.8%,其中还包括了38名外籍教授。若将外籍教授排除,则共有186人,约占本国教授总数的31.8%,不到1/3。
  与中国史学科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绝大部分教授在外国史学科方面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开设相关的课程。C类教授固不必论,B、D、E三类教授也大多如此。其中B类教授中的外籍教授,除福克司、噶邦福、胡鲁士、原田淑人、奚尔恩、钢和泰等少数人有著述外,其余都是以开设课程为主要工作。中国教授中,“治外国史而足语于专门研究者,殊鲜其人”,只有B类的陈衡哲、何鲁之、纳忠、杨人楩、张贵永,D类的沈炼之、吴廷缪,和E类的陈受颐、何炳松、雷海宗、王辑五、阎宗临、周谷城等十数人稍有成绩。一般所谓外国史的知名教授,如蔡维藩、孔繁霱、刘崇、皮名举、徐光等,终其一生,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外国史论著,可归入述而不作一流。至于蒋孟引、齐思和、吴于廑、周一良等人在外国史方面的工作和贡献,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其中蒋、齐、吴在1949年前主要是开设过一些课程;周1949年以前的工作,主要在中国史方面;齐研究方面的工作也主要在本国史领域。因此,从总体来看,近代中国大学中真正能够对外国史有所研究的,只是很少部分人,绝大部分外国史教授,不过是通过开设课程,传授外国史基本知识而已。其中西洋史科目种类很多,是讲授的重点。亚洲史科目种类较少,但开设也较普遍(关于此点笔者另有文章论述)。而非洲史、拉丁美洲史及大洋洲史科目,则难得一见。
  那么,外国史学科的发展,同中国史相比,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一个最容易理解,也是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在当时的中国大学,由于缺少外国史的原始资料,甚至是普通著作,所以根本不具备研究外国史的条件。以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北大史学系为例,西洋史教授陈衡哲在1920年秋季的开学演说中,就希望“大学的图书馆可以一天完备一天”,这样一二十年后,我们就可以“用中文著一部欧洲通史,和分代史,和专史,使国内要研究欧史的人,有条道路可走”。几年后,她又说:“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之这一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犹足增加著书的困难和失望。”陈衡哲不仅再次提到了材料缺乏给西洋史研究造成的困难,而且暗讽那些在各大学教授西洋史的人,只是在传授西洋史知识,而没能够专心去研究西洋史。陈衡哲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10多年后,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姚从吾仍然在讲:“北大应决定一种治西洋史的态度。现状虽应当维持,将来如何独立研究,也应当预为计划……我们不应再以专读欧美人写的上古、中古、近代史为满足,希能直接采用西洋史料,自己编纂西洋史课本。”而清华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则以颇为激烈的语气说:“中国史已够我们研究不清的了,越俎去研究西洋史,既无此需要,在国内也决无此能力。”雷还说:“我们决无能力对西洋史有研究的贡献,所以各种烦琐的课程可以一概不开,只求叫学生对西洋史能得一个整个而比较充分的了解,已非容易,也就很够我们努力的了。”
  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原本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在国内研究外国史困难重重,更助长了这一倾向。加之“整理国故的园地又正是工多人少的时候”,于是“许多西洋留学生回国后转治国学”。此可解释,为何会有一批C类教授出现。他们主要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却有近80%拥有留学教育的背景。对他们来说,虽然在国内难以从事外国史研究,但兼开外国史课程却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E类“两栖”教授出现,一方面研究外国史的困难使得他们同其他许多归国留学生一样,不得不向中国史方向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轻易放弃在外国史方面的努力。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还是不得不偏向中国史方面。
  这样的解释,对于许多接受过留学教育的史学教授来说,应该是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在国内并不具备研究外国史的条件,为何还会有许多人到国外去学习史学或与之相关的学科呢?显然,有一部人到国外留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要在外国史领域有所作为,而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洋学术的长处,更好地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牟润孙在《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一文中曾说:“中西史学如何结合,为当前一大课题,先师当年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相结合。”可知陈垣在派人学习西洋史学方法这点上,是有明确想法的。清华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学校,何炳棣在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时也说:“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观点的方法和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蒋的观点和鲁滨孙等人的“新史学”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作为一名具有民族思想的中国史学家,他很自然地将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指向中国史方面。蒋本人就是一个在美国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回国后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型例子。这样一种主张和倾向,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一些人到国外学习西洋史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基本社会科学,回国后却致力于中国史,或将中国史作为主攻方向之一。
  另外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方对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视,和中国人对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关注,也成为不少人到国外留学的重要原因。傅斯年在论及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时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却施格外的注意。”这实际上谈到了应该向西方中国学家学习的问题。当然,最好是到中国学发达国家去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人中国研究的成果,更要学习他们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工具,尤其是语言工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其他如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姚从吾在柏林大学学习匈奴史和蒙古史,方壮猷在巴黎大学学习东方民族史,冯家昇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东方学,冯承钧在法兰西学院学习交通史和边疆史,韩儒林在巴黎大学学习蒙古史和中亚史,邵循正在法兰西学院和柏林大学学习蒙古史和波斯文,王静如在巴黎大学等校学习中亚史语学等,翁独健在哈佛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蒙元史和审音、堪舆之学,郑德坤在哈佛学习考古学,周一良在哈佛学习梵文和佛教史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学习西方中国学的方法和成就,从而致力于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此亦可以解释,何以一些史学教授,拥有留学背景,却没有将外国史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结 语
  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略可分为三代。第一代,可以称之为科举时代的人,主要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大多数都获得过科举功名,其中一部分人还到国外大学,尤其是日本大学接受过教育。第二代,可以称之为新式学堂或学校教育时代的人,主要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到90年代初期。他们可以说是正处于过渡时代,多数人接受了传统教育,却未能搭上科考的末班车;进过清末民初各式各样新式学堂或学校,却没能赶上国内大学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因而不少人依然选择到国外留学,但已不再限于日本,而更多选择到欧美。第三代,可以称之为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主要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他们绝大多数在国内接受了大学教育,又有超过半数拥有留学教育背景。以人数而论,第三代人是史学教授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就影响而言,第一代和后两代之间,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往往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因此绝不能忽视前两代的重要性。
  由于很多教授自身就是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育的产物,因此,透过他们的教育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大学史学及相关学科教育的实际成效。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之所以负有盛名,与它们向各大学输出大量史学人才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由于学校的分化组合,科系设置的变动,以及教授聘用制度等等,造成师资流动极为频繁,但这些大学依然能够较长时间保持基本师资阵容的相对稳定,这也是它们能够维持其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原因。
  从学科分属来看,除了外籍教授外,多数教授以本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为主,或者兼跨中、外历史,纯以外国史教学和研究为主者实居少数。这也是近代中国大学本国史与外国史学科发展情况的真实写照。至于外国史学科落后的原因,除了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许多“在国外大图书馆里用过功的人,回国后常常感觉无从继续研究的苦痛”,因而改治了国史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人从来就不曾有过要在外国史领域有所作为的野心。他们学习西洋史,学习一切与历史学有关系的社会科学,学习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研究自己。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而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史学和史学家来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