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Yan (王炎) criticizing the “National Studies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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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看“国学热”:推销自己不懂也不信的思想,能走多远?

王炎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5年7月10日,共识网201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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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思想走出去才是王道

摘要:我们自家的国学专家,严谨者喜欢做墨守师法的章句训诂,宁愿当卫道的守陵人,盯住古代思想不让其复活;放纵者则驰骋心志,狂禅臆说,要么把儒道贬低成养生之术,要么抬高为治国安邦的神道。业余者最赶时髦,搞国学典籍大数据、文化节、外国人讲中文大赛之类。

 

一、“子曰”成了玩笑

有位华人朋友,他十岁的女儿在纽约上小学,不会中文。突然有段时间,回家开口闭口:“子曰”(Confucius says),每句话都带这句口头禅,子曰:冰箱里的牛奶没了,子曰:今天不上课之类。父母问她缘由,原来一天学校老师提到孔子,美国学生不约而同把头转向她,好像只有华裔学生怀揣偏方秘笈,能破解孔子的神思妙语。下课后,同学们问她各种问题,都是中餐馆付账时赠送的“幸运签语饼”(fortune cookie)夹的纸条上的话。那些箴言体的“人生智慧”与中国文化何干?却让华人身份与中餐馆难分难解。就像70年代美国人看李小龙电影,见到街上的中国游客,便觉得身上有功夫,其实心里并不当真。十岁女孩本能地拿“子曰”开玩笑,化解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焦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1940年代提出“轴心时代”的世界图景,公元前800~200年之间,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奠基者: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赛亚等,他们比肩而立。可美国课堂上老师讲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没见谁去请教希腊裔学生,大家脑子里想的是艰深的知识体系、人类智慧起源之类。难道儒家、道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不一样具有普遍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古代思想一直影响着各文明的发展进程,只是后来中国人把它抛弃了,结果它从生活经验里隐退,成了僵尸,至今尚未激活,也未能吸纳到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只落得“区域性文明”的地位。在海外则是华人的标签,像一件偶然穿出去的唐装。中国春节唐人街放鞭炮、舞狮子、弹古筝、练书法之类,都不过为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筵席上添一道别致的小菜。如此“走出去”,怕不尽人意。

 

 二、所谓“中国热”

全球化时代到来,大家欢欣鼓舞。不同文化和思想日趋融合,西方出现了中文热、中国文化热、中国学热等,孔子学院门口聚拢着一张张年轻求知的笑脸。但有多少人真被中国思想所感化,像我们学习西方那样向中国取经?恐怕更多人是为了与中国做生意、增加就业机会吧,我们的吸引力仍在市场与消费。

冷静思考一下“乘全球化的东风,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口号,所谓“全球化”是指“冷战”后经济全球一体化,对中国人来说,更多意味着2001年加入WTO后的新环境。但我要说,文化全球化早已开始,西方之外的“他者”世界,早就被逐渐纳入西方文明的体系之中。远在西亚的奥斯曼帝国,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坦齐马特改革,广袤的伊斯兰世界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东亚的大清帝国,19世纪末开始百日维新、立宪运动、废科举,中华文明内部裂变,传统经史之学失却合法性。“一战”之后,阿拉伯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二战”后亚非民族独立,各古老文化纷纷告别自己的传统,西风强劲了一个多世纪,西方现代性席卷了整个世界。

自从新文化运动中喊出“德先生”与“赛先生”,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学术已渐渐隐退,代之以一套现代知识型。儒家经典和道家哲学被置于古代思想、古文献或古代史的学科下,成为考古类的冷僻专业。传统思想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脱节了,虽地位依然崇高,却不指导日常经验。我们极力提升自己到现代文明的高度,将传统视作“吃人”文化,落后荒蛮。只有破掉旧习俗,才能塑造现代新人。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热,乃“冷战”后,东、西阵营壁垒拆除,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开放边境,西方开始反思现代性霸权,后殖民理论悄然兴起,我们才随国际潮流重访中华传统。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中国传统与古希腊、古希伯来的思想一样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而热衷于展示“舌尖中国”、“书法中国”之类的“元素”,那么中华文明的“内功”与软实力,无望嵌入全球知识传播的主流之中。

 

  三、汉学家的启示

既然期待中国传统思想走出去,专家学者纷纷提议,翻译全套儒家、道家经典,拨款成立中华外译基金,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弘扬中国文化。可是,激活中国传统靠翻译几本书,很难功德圆满。古代思想不因语种而有局限,而因其概念、论证和知识体系与现代学术不兼容,需要的不仅是语言翻译,更要有学术转译。“转译”须在思想层面,而非传播媒介可以胜任。

仁、义、礼、信、恕、忠、孝、道、自然、无为等儒道的核心概念,英语翻译早已广泛接受,约定俗成,但思想仍未深入人心。我们国学专家们钩沉考据,一样没有激活传统学术。对比一下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思想传统,两千多年来,从古罗马教父哲学时代到经院哲学,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西方学术从未停止过对古代思想的重新阐释、更新和改造,随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西方思想针对新现实,不断赋予传统以新意义。不仅从古至今线索一直未断,而且内在生命力与时俱进。而中国传统一直封闭在自在自为的本土体系内,一旦受到外部冲击,信心丧失,便全盘放弃。在西方知识成为普遍范式的今天,中国思想必须在现代体系内被重新阐释,从现代生活经验中赋予其新意,才能获得生命力,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与思考,上升为人类共享的普遍知识。

与我们的国学研究相比,西方汉学家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更新上,做出极有意义的探索。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史华慈(Benjamin I.Swartz),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分别在文明史、中国史、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方面,开拓出可以继续深耕的学术园地。他们不仅在字面上翻译儒释道的核心概念,而且沉入传统学术体系之内,把概念和思路带出来,植入现代知识框架里,使之能与西方学术话语通约,既反思现代学术的盲点与遮蔽,又给西方学术共同体提供了新能量。

初读史华慈和郝大维、安乐哲的作品,感觉离经叛道,与中国传统很隔,完全是一套陌生的体系言说中国思想,与我们熟悉的阐释水米无干。但经历数年的国内外教学实践,我渐渐体会到,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青年学子,从汉学路径进入中国传统思想,没有陌生感和神秘感,与他们既有的知识储备匹配,无须克服时间的阻隔。而我们自家的国学专家,严谨者喜欢做墨守师法的章句训诂,宁愿当卫道的守陵人,盯住古代思想不让其复活;放纵者则驰骋心志,狂禅臆说,要么把儒道贬低成养生之术,要么抬高为治国安邦的神道。业余者最赶时髦,搞国学典籍大数据、文化节、外国人讲中文大赛之类,到处推销中国符号。难怪“五四”先贤要打倒孔家店,因为他们既痛恨头巾气极重的腐儒,又不齿借道统变戏法的小人,当然最伤心是中国人心灵的封闭,意不在打倒孔子思想本身。

汉学家的国学不过隔岸观火,从文本到文本,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切身感受巨变的中国大地,学术优势远非汉学可比。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曾说:“思想不会是新的,只有实践,将思想应用到生活中,才会创造生机勃勃的新思想。”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中,我们最深切地体会现代对国人的意味。如能重新将传统思想引入生活,使之指导日常伦理,学术成绩一定超过汉学,反省现代学术之弊也贡献更大。但这需要开放的心态,还要能从经验里汲取思想的原创,之后中国学术才会影响世界,而不是只凑个“中外文化交流”的热闹。

 

 四、他人的目光

当下流行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罔顾生活经验,不认真对待文化遗产,只一味盯着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关心的并非继承与发扬,而只焦虑西方是否承认自己的文化地位。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焦虑的不该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不理解别人。我们现在既不了解自己,也不理解别人,才一门心思揣摩别人的看法,心中没底,患得患失,失魂落魄。移情别人的眼睛反观自己,西方关注的问题,便是我的热点。我们发明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学术标准,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价值重塑让我们陷入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他人导向社会”,文化自主性缺失殆尽。

今天重访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博取他人好奇,也非向别人证明自己,而出于自身需要,认识自己是谁,让传统给生活带来新意义,给研究注入新活力,以图建构新的知识范式。有自信、有活力的民族,无一不是对自己的过去了然于心,对他人的经历充满好奇。三十年前,西学在中国大行其道,西方已不仅是船坚炮利,其价值观更深入人心。但我们未必通晓西学,因为只想从先进文化学一技一能,以便走捷径,图速成,落得东施效颦。如今国学如日中天,孔子一度被视为万恶之源,被贬称“孔老二”,现在被再次抬入神坛,顶礼膜拜。但有多少人读《论语》?几个习老庄?都忙不迭地供牌位,拉当大旗作虎皮,经营“孔家铺子”,趁风头收渔人之利。如果学术不为立门户,纷争辩驳,也不为求名利,相互侵轧,而是对世界的好奇,为人情物理的通达,就不会有如此多声势浩大的热潮或运动,也不会如此反复无常。该到了对西学深挖细掘的时候了,如果剖析西方文明演进的理路和逻辑,与母语文化相互映照,便有真知灼见,“学贯中西”乃必由之路。

“学贯中西”属老生常谈,做西学哪还有精力搞国学?搞国学的又根本搞不了西学。门户之见也偏执,学术壁垒也森严。懂古文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屑国学,见识全在“技”的层面。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但匠人的工具性专长如今最吃香,学一技之长,可走遍天下,急功近利的实用文化,距古人情操甚远。

其实,思想在其根源处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希腊、古希伯来遥相呼应,虽未曾彼此交流,但人性相通,遭遇的困境也相似,一定生出遥相呼应的思考。只不过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后来渐行渐远罢了。既有声气相通的问题意识,又存殊途同归的解决方法,东西思想需要碰撞,彼此补充。所以,中西之学并非两种学问,中西贯通自然而然。如今把弘扬传统、文化走出去当宣传策略,美其名曰“文化交流”,目的为争光挣脸。但推销自己不懂也不信的思想,能走多远?重访中华文化,让沉睡的思想勃然而兴,针对现代学术的弊端,匡扶矫正才是正途。如不把中西之学对立起来,而诚心汇神于两者的文脉肌理,那么贯通相距不远,中国文化走出去也不只是句口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