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 Shirong (齐世荣) on the importance of written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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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和私记:尤应重视的文字史料

齐世荣

来源: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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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一去不返,今人要了解过去,只能依靠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实物遗迹以及口头传说等,这些可统称为史料。可以说,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尤应高度重视。这里专就文字史料略加阐述。

  随着历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由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文字史料的类别也越来越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今天看,可归入官书这一大类的有:政府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可归入私记这一大类的有: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私人办的报纸杂志、账簿、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等。官书与私记的价值各有短长,原则上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至于究竟偏重哪一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官书内容丰富系统,但存在讳和饰的短处

  官书的长处是内容丰富、全面且较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过私记。以实录为例,《清实录》共4433卷,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各方面均有记载,按年、月、日排列,通贯始终。以二十四史为例,二十四史共3249卷,4000多万字,其中政治史料最多,但也有经济(如食货志)、文化(如艺文志、经籍志)、宗教(如释老志)以及天文地理(如天文志、地理志)等方面的史料。二十四史也有原始史料的价值。熟读二十四史、以博通见长的史学家吕思勉说:“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的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例如,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依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陈垣撰《元也里可温教考》,就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有关材料。

  官书的短处主要在于讳和饰。讳,指的是官书的作者对于不利于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内容避而不谈,甚至予以篡改。例如,《清实录》一再改动,隐讳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删改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等。孟森说:清朝皇帝“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又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其被弑之迹,反而把元凶司马昭篡改成讨罪的功臣。再来看饰,饰指的是极力美化统治阶级。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刘秀在长安时有一个同舍生疆华,他奉有“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以证明刘秀的帝位是受命于天的。为了神化帝王,正史的作者把一些开基立业的皇帝描写成“生有异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真人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手臂与这么大的耳朵,这是按照佛像创造出来的“人相”。此外,官书中还有一些毫无价值的废料。例如《明孝宗实录》的五十则修纂凡例中,竟有一则规定:“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私记能反映一些历史真相,但存在诬妄的短处

  私记的长处是能暴露一些官书所无的历史真相,更为真切。在日记类中,清赵烈文(曾任曾国藩幕僚)的《能静居日记》就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1864年7月26日)记:“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者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又萧浮泗从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一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滌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曾赵两人的对话,只能在私下里秘谈,见于赵的日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在官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在书信中,也往往能看到在官书中所不可能看到的内容。例如,樊增祥在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致张之洞的一封密札中,谈到了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腐败情况。“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当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以上所论,只是“见面礼”而已。如有重要请托谋求,当远远超出此数。

  私记的最大短处是诬妄。最严重者,捏造事实,进行诽谤。例如《庚申外史》谓元庚申帝为宋降帝之瀛公之子,而非元明宗之子。《广阳杂记》谓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而非明太祖之子。稍次者,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例如,胡适在1950年5月29日致杨联升的信中说:“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他的成名作。但此书并未写全,有上无下。冯的哲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如陈寅恪称之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胡适对冯著早已心存妒忌,看到杨的书评后,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气,便把冯著说得一无是处。

  私记的另一短处是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即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也常有误。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他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总之,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治史者应持并重兼采的态度,综合利用,庶几可接近历史真相。

  以上说明文字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连带需要说明的,就是史料的运用问题。概括说来,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史料比较贫乏,以后则越来越多,至今已浩如烟海。材料少,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有时不免是一种推测。材料多,不仅看不全,如何选择更是难题。史学家要有驾驭史料而不是被史料奴役的本领,就必须提高理论水平。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还要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考古学、宗教学、神话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有一定的素养。门类很多,当然要就自己研究的范围有重点地选择。史料与理论的结合是一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不能在这里作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是表明并非有了史料,历史研究就万事大吉了。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