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u Zhiqin (刘志琴) on the literary aspects of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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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功力在笔端

刘志琴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7月20日第16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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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人文学科中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广阔领域,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这样一门丰富多彩的学问,又如何在笔下抒写,让更多读者分享史家的研究成果?这是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只有诉诸文字或口头表达,才能发挥社会功效,所以表达能力是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古话说:“虽云灵府生智慧,要且功夫在笔端。”写史要有行文的功力,流畅地表述见解,生动地描绘历史过程。这不仅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正确认识史与文的关系,摆脱约定俗成的框框,放手进行文笔的训练。

 

写史要追求文史并茂

写历史文章要讲究历史文体,它不同于文学,又与文学有难分难解之缘。我国古代史家以记事记言为专务,行文力求记实,不同于西方史诗的文史不分家,但他们创造的历史散文体,依然是古代文学史中有别于诗赋的著名文体。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人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堪为实录。但司马迁的文字极富抑扬变化,又长于描写,把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给人深刻印象。班固的《汉书》弘丽精当,述情表意比司马迁更工于文采。《史记》和《汉书》,都本于记实的要求而兼有文学风采。正如王充的评论:“华实俱成”“文义浃备”。这是中国历史文体的优秀传统。

 

像这样文史佳作甚为难得。在史与文之间,有时会受到思潮和风尚的作用,影响史家文风。比如,魏晋文人不拘礼法,崇尚华丽辞藻,这对修史有很大影响,写史讲求声韵、排偶、四六句,铺陈辞藻不着边际,记录军国大事的文词类似制诰章表,文非文、史非史,出现削足适履、以文害史的弊病。明清文人又盛行八股,史家追随时文流风,多陈词套语,繁冗琐碎。所以梁启超讥评旧史学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了司马迁寥寥数人外,大部分著述如同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他的批评虽不免有过激之嫌,却不无道理。

 

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出现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著述,创造了富有战斗性的历史论文体和条理清晰的教科书文体。但教条主义渗进史学,也给史学文风带来不良影响。写通史必定是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几大块,章节相似,用词造句也大同小异,起承转合形成既定框架,阐述词汇相当贫乏,把生动活泼的历史写得干瘪枯燥,读之索然无味。

 

历史著述按体裁不同,对行文有不同要求。考证的以质朴为尚,定量的要罗列数字,写传的要铺陈履历,论理的要谨严周密,大事记、年谱、表格更宜简要,视内容不同各展所长。但不能以习惯养成偏见,以为写史只能以质朴为佳,以致以质养拙、以史害文。质朴无华固然要提倡,华实俱备更应该发扬,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论著写得使人爱看、耐看。

 

写史要有遵循科学法则的合理想象

 

史学是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学科,必须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能虚构妄饰。但史实是已经消失、不再复现的人情和事态。由于时代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古代遗留的史料远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部信息和事态的全貌,即使当时当地完整的记录,也会如鲁迅所说: “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现存的史料,都是过去世界留下的历史碎片,历史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修复这些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这就要借助合理想象加以联接和描绘。司马迁就是这样的表率。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但是他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笔法展现赴宴的各色人物,使历史人物的声容语态跃然纸上。司马迁记述的鸿门宴不仅确有其事,而且人物的风貌、事件的发展都符合历史的进程,使人确信这不是虚构的。当然这不是司马迁的妄自揣测,而是他依据历史记载和传闻加以取舍、提炼和刻画的是依据准确史实前提下的合理想象。这种想象是科学的,它从史料出发又不拘泥于史料,具有高于史料的概括性,并用细节描写让人身临其境一般。当然,摹写的历史只能是复制品,比起错综复杂的原貌,只能取得最大近似值,不可能做到处处事事绝对精确。即使最严谨的经济史,关于古代土地和人口的计量,也只能做到相对无误。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断拉长我们与历史的距离。站在21世纪的今天返溯千古历史,可以这样说,在引用史料上要力求准确,在研究时要严格遵循逻辑,在表述时又必须借助一定的想象力,这样才有可能把已经流逝、印象模糊的历史还原成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表现出历史的魅力。遵循科学法则的合理想象,是把历史写活的重要经验。

 

写史要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记言、记事、记行,归根到底是记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传承者。历史典籍中的笔录、叙事、记言、述理,归根到底是写人的思想和行踪,不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聪明灵秀的文士、鬼斧神工的巧匠还是狡诈猥琐的奸邪,都是作为社会性的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任何人都处在社会关系网中,受到各种社会矛盾影响、渗透和冲击,呈现为十分复杂的状态。写史要写人,写人就不能简单化,否则就不能深刻表现人性的丰富内涵。

 

历史人物的成败,是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有些史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强调一般原因的意义,忽略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这就难免造成片面性,而片面性的后果是抹杀了性格这种最生动最复杂的因素,使历史人物脸谱化。写身世像填履历表,看不到喜怒哀乐,人物的成长变成经历的组合体,只有架构,没有血肉。于是,史书中的诸多人物,似曾相识,失去生气。

 

历史本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每件史事和每个人物都有不可代替和不可重复的特质。历史人物林林总总、千姿百态,各有各的经历和传奇, 由他们主演的历史事件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使人感同身受。尤其是处在社会矛盾漩涡中的历史人物,由于复杂的背景和跌宕多变的经历,他们的性格特征远比一般常人更要复杂多重。比如,16世纪明代最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饱读诗书,风流倜傥,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人称“救时宰相”,可是他有时也会像泼皮一样对人耍无赖。昏聩的天启皇帝,却是位出色的能工巧匠,对宫人也异常宽厚,为帝王所少见。如此种种,虽然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罪来说都无足轻重,但是历史不能排斥这些细节性、特殊性。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会给历史带来更多的活力。

 

历史消失的是时间,永不消失的是后人对千秋功业的缅怀和兴亡盛衰的感慨。在这种缅怀和感慨中,最使人传诵不已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事。不论是运筹帷幄的大智大勇,还是解颐醒世的妙喻珠联,那种明智、巧思和良知,无不具有生动活泼的内容,为今人留下抒写不尽的资源。写史,就要写出这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