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istoria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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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者合作写民国史会是啥样子?

 

2015-07-20
民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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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由于政治和社会等原因,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关于中华民国史形成不同的论述模式,学者的史观一度相当对立。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学术交流的冰河渐破,史观对立也由隔空对攻,转为会场较量。

1982年,大陆学者章开沅先生和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激烈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两岸学者开始“短兵相接”。此后,随着两岸政情的变化及学术交流的加强,学者之间分歧渐少,共识日增。不过,由于长期的历史与文化制约,两岸的学术话语与思想体系虽非枘凿,也尚有不少各自表述的成分,民国史研究的隔膜仍若隐若现。

已至耄耋之年的海峡两岸著名民国史专家张玉法与张宪文先生,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穷五年之功完成的《中华民国专题史》,计18卷,800余万字,目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发行。丛书涵盖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要时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城市及边疆与民族等议题,内容全面,体系宏大。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经过反复切磋沟通,各卷无疑代表了两岸四地学者对于中华民国有关重要问题的共识。

通过这些专题研究,基本上构建了两岸四地关于中华民国史共同的知识体系与书写方式。由此,也使两岸四地学者关于民国史实的“公倍数”进一步增加,在民国史观方面的“公约数”进一步扩大,从而使两岸的文化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处所谓“公倍数”,其实就是两岸历史研究与书写过程中所关注的重大史实以及重要情节。毫无疑问,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期,宣扬该党无疑是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重点与中心,也是台湾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与论证依归。

当然,两岸近代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公倍数”,例如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外交与近代中国国际空间、经济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等议题较早就成为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不仅如此,两岸学者的研究趋向与热点还相互影响,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学者率先开始中国近代区域现代化研究,很快在中国大陆学界引发反响,相应地跟进研究不断展开,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台湾岛内政治格局与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近代史学界发生分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致力于台湾史研究,而大陆民国史研究则不仅势头不减,而且出现新的热点,诸如城市史研究、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等,凡此专题莫不受到台湾学者的关注。

新旧“共同议题”的迭加,使两岸近代史学界的“公倍数”不断扩大,两位张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则是这一“公倍数”的最新体现。数百万字的18卷巨著,大致涵盖了民国史实的各个方面,既有显要节点,也有常态事务,基本上构筑了中华民国史的骨架与肌体。有一些“共同议题”称得上“新鲜”,例如第16卷书名即为《国共内战》,表明双方学者已能坐下来共同探讨那段曾经各自表达的历史。当然,在这套书中,香港与澳门学者参与的各卷,也有助于拓展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例如第17卷《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第18卷《革命、战争与澳门》等,无疑也是以往两岸民国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

共同议题的增加,标志着两岸四地民国史“共同史实”的拓展,而导引、维系,甚至促进着这种拓展的重要因素则是史观的趋同趋势。因此,两岸四地学者在构筑民国史实“最大公倍数”的同时,其史观的“最大公约数”也在不断最大化,两位张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也标志着两岸学者在史观求同方面的新进展。

以往两岸史学之所以会出现书写内容的差别,主要原因也在于研究者的立场与观点不同,本位或本土情怀的支配性太强,党派色彩较重,历史研究者的“参与性”过大,以至于某些情节实际上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当然,也不排除纯粹学术观点的分歧,例如前面提到的“章张之争”就有这种成分在内。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化,民国史的标志意义越来越淡化,标本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决定关于民国史研究的“义理”色彩日渐下降,“学理”性正不断提升,学术性的考量比重越来越大。正是因为民国史实的案例性与标本性功能日渐突显,所以两岸学者基于单纯学术研究而形成的观点才会更加接近,逐步趋同。

不过,还应看到,虽然区域政治性已不再是形成两岸民国史研究成果价值的决定因素,但史学毕竟不同于其它自然科学,其功能与作用与“政治”有着独特的联系,两岸民国史在史实与史观方面的“公倍数”之所以不断扩大,固然得益于政治对于学术的松绑,但反过来又在推动着两岸政治文化的发展。

两岸学者关于民国史观的最重要的“公约数”就是民族关怀,正是在中华民族曲折发展的共同视角下,在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共同诉求下,一起重温民国记忆、检讨民国史实,才使得两岸学者的民国史观“公约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此,可以说,两岸民国史观趋同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民族认同,而两岸学者民国史观的不断趋同也非常有助于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认同。(文章来源:云南信息报,文章原题为“两岸学者的民国史观‘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