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historical judgment

Posted on

历史评价的尺度

杨奎松

2015.07.13

一个在中共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为什么要像一个数学家要去讲解加减法一样,将讲课的课题定在学科的“基本面”,“跨界”做一次关于“抽象的、晦涩的”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探讨?

14_33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六月中旬的北京,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让人心情舒畅。位于北京东南的首都图书馆B座的电影放映室里,柔和的灯光将焦点打在一米多高的演讲台上,肢体语言不多的杨奎松身上的浅灰色衬衫几乎没有一折皱痕,从一个侧面显示着这个正在讲课的主人的严谨。在他的讲台对面的阶梯座椅上,二百多位通过网上报名抽签“抢”到听课的门票的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竖着耳朵,听他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

这位年过六旬的学者是国内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圈里的名人,也是中国党史的爱好者们熟悉的作者,了解他研究方法的人愿意称他为“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成就和声誉是顶尖的,“南高北杨”是对他学术地位的衷心褒奖。

 

从野蛮到文明的推演

这次为期一周的课程是杨奎松第一次在高校之外的公共场合做系列讲座,“课题”也并非他以前在著作中探讨过的题目。用为他开场“站台”的梁文道的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会是我们请来的先生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事情,是他花了很大的心机、很多的心血原创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计划。参加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所有的读者们,你们都在看着一个新的知识或者学问上面的探讨方案的诞生。”

如果将门票上的讲课者名字隐去,单看“人为什么食人?”“希特勒为什么特别恶?”“如何认识美国的人权?”这些话题,怕是熟悉杨奎松的人都很难猜到讲课的人会是他。

不过“上课”的过程中很快就体现出了他的学养,高句丽的历史版图、日本的战争电影和美剧、ISIS的罪行、《圣经》的旧约与新约里映射的人类历史、华盛顿蓄奴、中国孩子在埃及旅游时刻字的新闻、哲学家、思想家以及经济学家的论述,几乎随便一个“梗”都能被他旁征博引编排进自己的论述里。

一个在中共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为什么要像一个数学家要去讲解加减法一样,将讲课的课题定在学科的“基本面”,“跨界”做一次关于“抽象的、晦涩的”(梁文道语)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探讨?用杨奎松自己话说,这一问题还在他两年前去哈佛做交流研究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了:“我们今天历史评价变得十分混乱,完全没有标准,很多历史学家把过去的观点和看法完全丢掉了。原先还曾是批判、反思的,现在眼看中国国力上升,大家都转向自我辩护,转而从一个古今强国的立场,很强势地开始自我证明去了。”

“这反映了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着眼于学术研究的和基于学术标准的评判历史的尺度或工具。”杨奎松说,“实际上,不论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变得多少亢奋,历史本身的发展总还是有其一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导向性和规律性存在的。”

杨奎松将这样的讲课归为“启蒙的问题”。这次在首图连续七天的讲课之前,他曾在出版社的协助下挑选了一批高素质的读者,进行了一次纯学术的“试讲”。因为听课的人学科背景不同,身为老师的他很快感觉到了他与“学生”之间的存在距离。“很多人听不懂我讲的东西,又不好意思走,只能坐在那里。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能明白,他们跟我没法互动。”

杨奎松随后很快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讲授“方案”,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目了然的PPT,与之前纯学术性的讲述相比,他添加进很多发生在现在的新闻、人们熟知的典故,甚至是著名影片,让“课程”变得通俗起来。尽管讲课的题目看起来一节“抽象”、一节“具体”,似乎从字面找不到连贯性,其实都经过了他的精心编排。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通过讲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告诉大家,我们所看到的古今各种问题,其实不论中国、外国,每个族群都是经历者,只是转变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

“我在这次讲座中反复在讲的一个问题,和我们过去的说法略有不同。那就是,我们过去总是在讲落后就会挨打。这话不错,中国上百年以来在与西方碰撞的历史中,长期都是受欺负的,确实存在落后就会挨打的这种逻辑。但我这次要强调的一点是,落后也存在另一种危险——落后也会野蛮。”杨奎松说。

要想在短短的几节讲课里将许多学术观点灌输给没有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听众,并不容易。因此,杨奎松还像一个统计学者那样,在PPT里加进了大量可以用来对比的图标和数字,讲课时像抖包袱一样,时而纵向比,时而横向比——那些数字凸显出的“史实”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巧妙地引导着听课者去理解他含蓄而略带晦涩的观点。

他特别提到了自己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央党校进行历史研究时遇到的困惑,以便说明他为什么会执着于研究和解释历史。用他的话来说,研究历史也好,评价历史也好,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年他读到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时,面对毛报告中对国民党的高度评价,他当时颇感吃惊,因为这些说法和之前他所听到的党史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他跑去问当时教研室主任,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就要搞阴谋。”

这样的答复在杨奎松看来是不合常情常理和常识的。因为不满足这个答案,当时还年轻的他下决心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尽管在当时的党史研究者很多人持传统观点,对他的研究“不太认同”,有人甚至说“中共党史如果照杨奎松这么搞就完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历史真相的决心。

三十年后,杨奎松甚至开始跳出党史,甚至是国史的研究范围,用了一星期的时间,为很多专门请假、逃课来听他讲课的人,将人类的历史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整整“推演”了一遍。直到最后一节课,他才水到渠成地亮明了他对自己长期研究所形成的方法与史观的总结性意见:我看历史评价的尺度。


“人的历史”

从十几年前起,杨奎松在给学生讲授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课时,会在黑板上画一个同心圆。圆心是不带任何外在属性的纯粹生物的“人”。由“人”向外拓展一环,便是人进入社会不得不发生的一层利害关系。其依次为家族、宗教、地域、教育、职业、阶级、族群、党派、社会等级,以及国家归属等等。

而今,这个同心圆再次出现在这次的“公共课堂”的PPT里。杨奎松告诉听众,“人”生下来还没有与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相结合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后天一旦进入社会,多一层属性,便多一层利害关系,进而也就会多一层利益选择的倾向性与被动性。人在社会历史里,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会对他的思想和作为发生影响;从后来人研究的角度,历史中人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决定于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谈到历史还原之难,杨奎松的语调会有些轻微上扬:“其实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这既是今人和古人之间时间距离决定的,也是今人和古人文化、观念、环境、条件等等因素,乃至于立场、情感的不同所带来的。这提醒我们,做历史研究,非得尽可能换位思考,用同情之态度去体会古人,否则便无法理解历史中的人和事。同时,在考察、分析、评判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时,一定要尽可能与历史当事各方保持同等距离,切实置身局外,抱着一种超然的客观的态度。”

这种研究的方法,杨奎松概括为“要进得去、出得来”。他说,“最怕的是研究者执于一端,同情之理解了历史之一方,却忘了或不屑于同情之理解历史之他方。”

杨解释说:“我并不设想所有人,特别是不搞历史研究的人,都能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和观察历史上的一切。”“但我的确希望,了解历史学者研究和思考方法的读者越多越好。因为了解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偏激的人就少了,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事情的人就多了。”

“研究历史,核心就是研究人。”这是杨奎松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人是目的”是康德的主张,康德的人道主义观念曾给年轻时的杨奎松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人们最重视且反反复复都在提的,都是‘人’的问题。但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却告诉我们说,国是第一位的,‘人’的问题几乎不被重视。事实上,没有人就没有国。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哪怕是在一个号称人民的国家中,这二者都不是对立的,之间有一个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

在这次讲课的最后一讲,杨奎松洋洋洒洒的两个小时讲述,给出的评价历史的尺度有三个:一是历史研究旨在求真,要求真就一定要让自己回到当时的时空或情境中去,并且要就事论事,要从当时当地的视角和标准来看问题,不能拿今天的条件和今人的观念做理解或评判的依据;二是要有进化的眼光,要注意到不同时代不同条件的局限,以及社会的和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与特定时代和条件的关连性;要注意到社会和人的成长变化的阶段性与渐进性;三是要了解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是有方向性的,因此对历史发展的价值判断只能依照这一既定的方向而定。这个方向,根本上就是社会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和生命的认识、观念及其相关政治法律的改变。在原始社会,人的权利和生命丝毫不受重视;进入野蛮时代,个人只是作为族群或国家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个人的权利和生命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和保护。

八节课很短,但这些串联起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杨奎松治学数十年的持续思考过程:“最初做研究只是满足于把事情解释清楚,但慢慢的你就不满足了。在一些片片断断的微观的历史现象还原出来后,你就会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导致了那么多历史问题的发生?为什么你这样解释,他那样解释,连同一件史实,大家都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说法来。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个党派、有多少个族群,就很可能会冒出多少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解读来。这件事情让我相信,我们可能真的需要讨论一下史观问题和方法问题了。虽然我的研究只局限于中国现当代史,但这并不妨碍我用我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方法和史观去理解和解读世界史或人类史。这次可以说就是我在尝试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史观,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做一粗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