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 Libin (赵立彬) on newspapers as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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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史料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空间的扩展

赵立彬

来源:团结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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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传统的研究模式、问题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的成绩造成“学术高原”,难有突破;学术风气的转移、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导致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迅速影响到传统的研究方式。目前已有一批新整理出版的资料,和一大批历史报刊可以便利利用,在此基础上,从原始材料出发,发现新的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

丰富的社会报道对于政治的反映

报纸是报刊史料中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内容,对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描述尤其丰富,从中可以发掘大量的社会史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1911年3月至6月,《申报》连载了许多关于江浙粮米问题的电文材料。1910年江淮流域发生大水灾,灾情遍及皖、江、淮、扬各地,米粮短缺,物价飞涨,江淮各地抢米风潮不断。《申报》上刊登的《沪商采办客米之不易》等几则报道,反映了各地为救灾自筹办法采买粮食的种种情形,包括调拨本省仓米或运用赈款采买、省局拨款、各州县自筹、筹赈局拨款。但是清末仓储系统日趋衰败,在《申报》的《江苏督抚电请截漕》、《浙抚电请截漕》等电文中,可以看到各省截留漕米的情况以及其原因的陈述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连续性的报道可以看到,朝廷本应在灾荒中调拨大量的粮食赈灾,但清末政府财政空虚,除京仓之米尚可以满足京畿地区之外,其他各处已无力顾及。在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或援助不足的情况下,截留漕米就成了受灾省份自筹赈灾物资的手段之一。从这些报道中不仅看到了灾荒的详细情形,而且也看到了清政府对于灾荒的救治能力已大大下降,特别是反映了地方势力的膨胀,相邻省份督抚的态度对于救济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报纸对于研究地方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申报》、《时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中,对于地方性事件的连续报道并不少见。1909年的《大公报》和《申报》中,报道过安徽军事方面的情况,其中又特别关注到安徽防军与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公报》1909年2月报道过芜湖防军哄闹妓院的事情,其后《申报》也以“营兵学堂之冲突”等为题,反映在巡防营内部,营官对营兵控制的削弱、营规废弛、营兵素质低下,特别是驻扎地方的防军与当地民众、政府、新军、巡警、土匪、会党都有复杂的关系,与当地士绅有时又有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些情况,对于认识晚清地方政局都有重要的意义。1912年3月7日至5月底,《申报》连续刊登广东潮汕地区的政局和地方社会混乱。广东光复后,各地由拥有武装的各种势力所占据,各种势力为争权夺利展开激烈斗争,地方不得安宁。“林激真乱潮汕”对此是一个很好的个案。《申报》登载各地潮州商人电文,强烈谴责林激真扰乱潮汕,要求广东都督陈炯明尽快派兵镇压。又报道“城内各商家已多罢市,东北一带居民迁徙者不下百余家。”从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民初潮汕地区的社会情形,也使研究者能够认识到,光复并未一般性地导致地方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也未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报纸还能从多方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些民间事件,看上去是一些琐事,却能够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下的民众观念、态度和生活。民间的政治态度、民间的话语方式从一个个侧面,生动反映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显著变化。例如,民间冤情以新式话语表达,就为相关申诉增添了力度。南京一钱姓人家被查抄出枪8支,革命军以“窝藏军械”定其罪。钱家申辩,8支枪是30年前之废枪,与新式子弹绝无相合,拟向大总统上书,要求答复查抄和定罪理由,“否则与共和政体违背,更甚于专制。”常州军政分府随意责打百姓,画家程淯上书孙中山,指出“夫使其人而果有罪,自应由法院审判,依法律处罚,军政府何地何得违法侵权,武断至此,”违背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以人权神圣为前提”的宗旨,要求严惩这些“不肖官司”,以示革命政府“所以重人权而免荼毒”。这些小事件在一般历史叙述中难以有具体的反映,所表现的也主要是社会面上的新闻,而通过这些故事,恰能够看到政治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对重大历史事件后续性和细节性反映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一般论述和历史教科书中有重点阐述,但也有许多后续性和细节性情况,不得其详,而它们在报刊报道中却丰富而详尽。

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起义和暗杀活动,“三·二九起义”是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起义后广州的社会情形,则需从当时报道中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起义发生后,各种报纸都报道了广州市面谣言频发的情形,《民立报》报道,“城内铺户、居民起居一切,心目中无时不以革党如在左右,杯弓蛇影,互相疑惧”。香港的《华字日报》记录了广州民众的恐慌情势,谓“家具之搬迁,男女之仓皇,仆仆往来,相戒于途,非曰尔怕否,则曰来到否,其中种种惨象、狼狈情形,不一而足……广府前、双门底一带则见行人稀少,贸易寥寥,一片荒凉之境,触目皆是。” 8月13日,广州又发生了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等暗杀李准事件,此次事件“比诸日前温生才刺孚将军时社会尤为轰动,言论愈觉铺张,迁徙者亦更多”。这些报道揭示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可能对政治革命造成的深刻影响。从广州后来的情形看,广州光复时,广州商人积极推动和平反正,渴望安定的市民期待早日安定大局,意志全消的清朝广州官员也纷纷弃责求生,另找出路。在历史的合力下,处于革命党人活动低潮的广州,却能以和平方式迅速光复。由此延伸思考,从这些与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后续性事件和历史细节中,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思考。周锡瑞非常强调“革命前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革命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研究清楚,才能理解辛亥革命运动突飞猛进的原因,以及当革命爆发时人民为什么愿意接受革命的事实。路康乐也十分重视革命环境的重要性,指出“革命形势”比革命更重要。辛亥年间广州的社情民情,对此正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革命党人的活动倍受关注,而清廷方面的情况,其细节往往被忽视。报纸报道的许多详细的故事,能够补充人们对于统治者方面的反映的认识。清廷在陷入困境后努力自救,无奈统治基础已经崩溃,即使在满族权贵中,也显示了严重的败象。《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29日,资政院议员提出公债办法,“请旨饬下亲贵大臣提倡募集国库短期公债以济急需。” 1912年初,北京绅商“公举代表百余人乘车五十余辆赴各王府第”,对亲贵施加压力。尤有趣味者,禁卫军及其他军队痛恨各王公世臣厚拥私蓄,不捐军饷,曾函致资政院劝其速捐,但各亲贵等仍复犹疑不决,各军队再函知照,“限于三日内,再不缴出,即实行以兵围攻各府第”。此类故事,对于理解清廷垮台时的人心世象,理解清廷覆亡前其统治基础的次第崩溃,都提供了生动和详细的素材。

特别栏目的史料价值

一般而言,史学研究对于报刊资料的利用,比较重视的是报刊的报道、评论、公告等与重大历史事件关系较密的栏目,而报刊上特有的一些栏目,其中包含的信息,也同样值得加以重视和利用。

从研究思想观念的角度,报纸上一些文学性的副刊十分值得注意。它们提供的虽然不是确凿的真人真事,但对于反映社会上一般思想观念的变化,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即使是“不真实”的资料,却不乏情感的真实性或心理的真实性。革命发生后,《时报》上刊有一则不无揶揄的笑谈:有人乘搭怡和公司的轮船到上海,途中茶房照例收取酒钱时,发生一段有趣的争论。客人说:“现在共和了,可以不需酒钱了,我们皆是同胞也。”茶房回道:“我们酒钱随意所给,既是共和,你先生有钱搭船,我无钱,可以给我酒钱。”客人又说:“我的自由权你不能侵犯。”新名词飞来飞去,含义并没有人真正懂得。然而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到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的变革所起作用之巨大。

广告是近代报纸的一个重要栏目。近代的广告,从一个侧面留下了有关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情况的丰富史料,其范围囊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革命发生后,尽管多数一般商人并未大张旗鼓地参与到政治变革中来,但对政局变动仍有明显反应。在骤然降临的革命风云中,东南地区受革命影响较大的城市,尤其以上海为代表,一部分商人态度迅速转变,及时因应革命潮流,承接革命话语。商人的广告用语对这一转变有较为显著的反映。以上海五洲大药房为例,1911年10月20至25日和10月28至31日的关于人造自来血的广告中,分别用“川乱未已,鄂变复起”、“川鄂乱事忽起”来指称武昌起义的事件,并表示自己向革命军捐赠军用药品“无非为人道计”。11月1日后,同样是五洲大药房同一商品的广告,则以“专制与共和之过渡”的醒目字体,表示该产品“于今日而得饷军国民从事铁血之需”,对于自身在革命和新思潮中的角色颇有自觉。11月19日后,则在广告词中直接使用了“鄂省举义,全国响应”的语句,鲜明表达了政治态度的转变。比较而言,商人阶层对于革命形式的反应稍显稳健,从话语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此时的部分商家实际上是在寻找保障商业利益前提下承接革命意识的安全方式。革命形势趋于稳定,新政府建立后,商人对于新思想观念的接受和利用开始活跃起来,不失时机地主动将商业活动与政治上的革新相联系,开展广告促销活动。上海中法大药房自1912年1月15日补行恭祝新年之第二日始,“南北两店,凡承蒙赐顾者,概赠孙大总统纪念照一纸,每购物至一元者,加赠纪念券一纸,两元则倍之,余则以次递加。” 这一广告以一段政治性的议论作为开头,先颂扬民国的建立“推倒专制,建设共和,为我同胞造幸福,为我中国开创局。” 继而指出,之所以不惜巨资推出纪念券,就是“要与我同胞相更始,共伸庆祝,留一永远之纪念”。清帝退位后,中法大药房关于艾罗补脑汁的广告,特别强调其产品有“壮脑力、健精神、增智识、发生新思想之功用,诚共和时代之利器也。”在其广告图画中,还有一句“补脑汁有改换满清时代头脑之功能”,对政治鼎革的结局已有确定的判断,态度也十分坚定。

报刊中还出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感谢信”。《大公报》1912年4月至7月,刊登了数则绅商士民颂扬当地驻军维护地方治安的感谢信,通过分析各篇感谢信中所涉及的相关历史背景、事件和被称颂者的身份,可以使我们对民国初年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的政治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落款署名来看,刊登者多为地方绅商;颂词中不乏“虽全国云扰,而地方鼠窃狗盗,亦敛迹远遁,比闾晏然”,或“自去秋军兴以来,全国糜乱,盗贼蜂起,各处抢掠之事,迭有所闻……(本地)自去冬至今,宵小敛迹,村人安生,一如平昔”等表述,反映了北方地区深受北洋势力控制和地方上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由于这些感谢信所涉及的地区多集中于直隶及其附近地区,因此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直隶地区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素材。

辛亥革命前后,《申报》在1911年9月19日至10月20日之间,还刊有“天文台报告”这个小栏目,以预报上海的天气为主,偏重于对风和天气晴朗与否的预报,飓风等天气状况往往是预报的主要内容,也报告过地震。这些资料除专业领域的研究有价值外,对于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细微之处,也提供了一些便利。

结 语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于报刊资料的利用十分广泛,对报刊的专门研究和史料利用的理论分析也已经不少。从上述报刊史料反映的信息来看,这些资料的利用还有很大的空间,并有助于吸收新的史学观念,扩展对于辛亥革命史认识的视野。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超越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新老正统主义过于注重政治史、过于热衷于人物、事件的性质判断的传统,在核心人物、重大事件之外,广泛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注重社会层面的、下层人群的、地方性的历史现象,丰富对辛亥革命史的整体内容和个别差异的认识。二是从史料出发,寻找事件之间、特别是事件与历史背景之间的真实关系,注意细节和动态过程。这样才能够通过利用报刊史料扩大研究领域,发掘新的问题,加深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使辛亥革命的研究更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