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Penghui (王鹏辉) on Liang Qichao’s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ina”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border areas and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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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王鹏辉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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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发明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关键词】梁启超;边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国家建构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王鹏辉,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从政为学,勇于社会活动,在近代中国气象万千,学术界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1]西学东渐虽然早至明清之际,但直到19世纪中叶西力东侵导致清王朝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触发了原本深重的传统社会危机。陆海边疆的建设关涉国家未来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位置。身处其中的梁启超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志向,忧心现代世界格局下的国家命运,与时俱变,高度关切边疆危机。晚清中西的剧烈碰撞导致对中国国家的重新认识与界定,天朝的逐渐崩溃导致“大一统”国家疆域面临裂变的危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是否构成国家疆域的空间结构是其中的要义。梁启超的近代中国国家观包括了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外,[2]这与清末革命党人排除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国家观不同。梁启超为拯救国家危亡,在政治、学术与社会实践中广泛涉及边疆建设,边疆及边疆各族是梁启超“新中国”及中华民族实然与应然的组成部分。学术界较多注意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论述,[3]并且意识到梁启超的民族史学与边疆有内在联系,[4]但这些成果都是对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或是民族国家思想与实践单一因素的深入研究,忽略了梁启超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的整体建国方略正是根植于他对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本文尝试探讨梁启超如何构筑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与“新中国”的一体,构画边疆中国的现代国家政略,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学习今文经学,思想日新月异,缔造新学,一生致力于创造“新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梁启超北游京师期间,“则一时喜谈龚、魏之学”,[5]可见梁启超的学问中续有龚自珍、魏源再到康有为的脉络。龚自珍、魏源的边疆史地学与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自然出现在梁启超的学术视野中。梁启超在国家改革财政的方案中考虑租税以外的国家收入,主张土地国有来获取财源,其中就有募民开垦的政策:“移东南已满之人,以开西北未垦之地,不徒大补於国家财政,抑可以骤增国民生计也。”[6]从东南移民开垦西北土地的边疆经营思想显然和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一脉相承,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事关国家建设的大计。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与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的交流中对中国的疆域轻重之势有着共同的认识:“今日显祸,固在东南,隐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7]基于东南海疆朝不保夕的危机,梁启超注目于西北腹地:

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竟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夷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8]

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占据了沿海口岸,加之东南海疆由于日本割占台湾,沿海七省门户丧失,失去海防的保障。西北腹地资源丰富,还未被殖民势力侵占,有支撑中国自立富强的巨大潜力。

梁启超的史学观中,对地理极为重视,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9]这构成了其疆域观的基础。梁启超对中国国家空间结构的地理大势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盖中国全部山岭之脉络,为一国之主干者,实昆仑山也。[10]

“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人制造的概念,指称内地十八行省,为分裂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提供理论依据。[11]梁启超的使用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把中国国家管辖的空间分成内地和边疆,确是历史事实,并且科学地指出中国山川脉络出自亚洲主要高山的汇集处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而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正是位于中国国家空间的西北方位。在论及亚洲地理大势时,梁启超认为“自地势上观之,自历史上观之,彼欧罗巴亚、非利加之二洲,实不过亚细亚之一附庸耳”。[12]中华虽然作为亚细亚大陆之中心点和亚洲数千年来之主人,但在梁启超开始注目于中国边疆之时,处于边疆结构最外部的外藩边疆(琉球、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南掌、不丹、锡金、廓尔喀)基本已被日本及西方列强殖民控制。在论及中国地理大势时,国家空间结构只有内属边疆和内地两大部分,梁启超称为本部十八行省和属部满蒙回藏。梁启超认为历史上华夏民族迁移的形势“本自帕米尔高原,迤逦东下”,[13]文明随之传布四方。但中国文明存在着地理空间的限度,“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洇之以大漠”。[14]在梁启超关于中国国家地理环境和空间的描述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结构。[15]

在西学浸染之中,梁启超对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思考。并在1922年的《地理及年代》一文中从理论上说明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16]科学地指出理环境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针对中国疆域的地理因素,根据上述原理揭示中国疆域的历史空间结构与民族历史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中国疆域存在着相对应的四大边疆区,即东南海疆和西北边疆、东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其中的“西南与东北两边徼,以位置弯僻及地形有特别构造故”,[17]造成外藩朝鲜、安南和内属辽东滇南截然两分,东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历史活动有离散之势。而东南海疆和西北边疆则构成历史活动相对集中的历史空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有重大影响:

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稗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几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西北徼之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诸区,夙为群蛮所产育出没,其人生苦寒之域,习于勇悍,而常思规朗内地之温次富范,狡焉思逞,北境即无重洋峻岭以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爱护其耕稼室庐,以平和为帜志,其势易为所躁踊,故三千年来北狄之患,几无宁岁,其影响于文化及政治者至大。[18]

西北—东南边疆历史空间相比于西南—东北边疆区域,对国家历史活动的影响具有全局性,由此奠定了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是中外交流主要通道,但地理要素和人为的因素也常造成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中外交流通道的阻隔,由此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单调和保守特性。梁启超对中国疆域结构有比较深刻的历史认知,亦目光如炬地注意到中国历史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以世界史的视野重思中国史,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域外交流的盛举,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19]以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史意义为背景,涉及西域南海边疆史地,品评张骞、班超和郑和。梁启超这样定义西域:“西汉之所谓西域者,当今世伊黎、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真至葱领以西,越帕米尔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亚细亚,迄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属地之总名也。”[20]当然,这里有不尽准确之处,伊犁属于新疆西部,伊犁和新疆不能并称。西域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央,张骞通西域使西汉“开亚欧交通之机”和“完中国一统之业”,[21]不但带动了西汉统一西南边疆的中国史意义,还凸显了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梁启超认为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最终引致北匈奴西迁,解除了周秦以来千余年之西北边患。在东南海疆的方向上,梁启超发掘出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家并时而兴的世界交通意义。梁启超特别指出“其目的在通欧西也”和“航海利器之发达也”,[22]15世纪初出现了世界范围内东西方交往在海上的互动。梁启超还研究了梁道明、张琏、婆罗国王某、爪哇顺塔国王某、暹罗国王郑昭、戴燕国王吴元盛、昆甸国王罗大、叶来,[23]他们都是出自福建广东东南海疆,往南海方向开拓中外交往的历史人物。

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东西交通两条孔道的兴替:“其一曰北方陆路,由小亚西亚经帕米尔高原下塔木里河从新疆甘肃诸地入中国者;其二曰南方海路,由波斯湾亚刺伯海经印度洋从广东以入中国者。此两道迭为盛衰,而汉唐以还,海道日占优势。”[24]广东在世界交通史上日渐凸显,但自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弘治十一年(1498)发现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新航线,“中国海疆,日以多事而广东常当其冲”,[25]中国与世界的内通外联从唐代以后由西北边疆逐渐转向东南海疆。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看到的则是中国陆海边疆面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防御形势的变化: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固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6]

世界史视野下的边疆中国,边防重地有从西北边疆向东南海疆转移的格局变化。

进入民国以后,梁启超无论参与共和国的政治,还是退出政坛专心为学,始终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平等交流。中古中国的一大文化因缘起于中印佛教的交流,其交流的枢纽概在西北边疆,时称西域。梁启超于1920年研究中印佛教交流问题,断然认为佛教从东南海路传入中国内地,虽然失当,但敏锐地抓住中古中国与域外的交流主要依靠西域陆路与东南海路的空间格局。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中,虽然中国被“东南环海”、“西北山沙”的地理环境所隔绝。正是如此,中印的佛教交通对于中国文明有绝大关系,交通的通道恰恰又是由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构成的。[27]梁启超把西域的地理范围界定为“惟在葱岭东西诸国”,[28]认为中原与西域关系“以东晋时代五胡乱华五凉独立(西第四纪末)为最要关键”,[29]据于河西的五凉政权西略西域,东寇中原,形成了“西域与内地,因兵事之轇轕,转促成文化之交通”。[30]梁启超论证了西域月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指出其认识价值在于:

距今约二千一百年前,极东极西两民族始相见于疆场。其舞台则北自阿母河,南迄印度河,其所演剧约历三百年。其两造之选手,极西则希腊人,极东则月氏人也。其结果常归东党之胜利,而文化则交相熏染增益。[31]

把月氏置于两千余年前全世界民族接触大势的背景下,凸显了西域为中心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世界史意义。西北边疆自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开始即成为国家全力经营并统辖的疆域,中央王朝与西北边疆的互动构成一个持久的政治地理结构。

二千余年来,中外交往的方向有一个从西北次第到东南的陆海转移,可见中国国家空间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20世纪初叶,梁启超正是通过中国古代陆海边疆经营的盛事激发国民意识,提倡新民,振奋民族精神,建设一个融入世界历史潮流的现代中国。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梁启超发现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是近世史的中心,清醒地意识到19世纪末20世纪民族国家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并从世界视野分析中国面临的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形势,陆海边疆首当其冲。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联合德、法干涉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割占辽东半岛,清王朝赎回辽东半岛,次年诱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对《中俄密约》损害东北边疆国家主权痛心疾首:

寖假而祖宗发祥之地,陵寝之墟,一举而付于虎狼矣;寖假而东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离破碎,无一存矣;寖假而全国之脉络筋节,尽为他人控制矣;寖假而穰穰二万里之沃土,为碧眼胡之外府矣。[32]

梁启超意识到《中俄密约》对于东北边疆的危害,东北边疆从此将落入俄国的掌控。俄国一旦占据东北海港,修筑铁路,不仅破坏了海岸带的国防要港,还会控制国家交通命脉,伸入腹地。梁启超批判清王朝的外交失败首先丧失国家边疆主权,进而导致国权日削,必然陷入被瓜分的境地。同年梁启超奋笔疾书《瓜分危言》,在外藩属土已被割让的情况下,指出陆海边疆“要害尽失,而织路、矿务、内治种种之权利,尽归他国之手”,[33]西方列强已经在中国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普遍而严峻,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的海外经历使他得以形成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并进行广泛宣传。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革命派的反满不同,主要倾向是反对帝国主义。[34]梁启超提倡的民族主义不是汉族联盟排斥在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的其他民族,而应是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外来的入侵民族。[35]梁启超以世界大势的眼界明了清末的边疆危机环向渗透,已经从陆海边疆深入内地。而聚居在中国边疆的各民族,理应是中国的国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梁启超在国外从民族国家的国际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民族国家模式立国的思想日益坚定, 更加注意如何确认中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作为民族国家身份的合法性。[36]

梁启超在海外密切注视着国内陆海边疆的危机形势,剖析俄国从西到东侵噬中国北部陆地边疆:“其图中国也,凡分两路:一日由东北方者,满洲一带是也;二日由西北方者,自西伯利亚以及伊犁新疆帕米尔、喀什噶尔一带是也。”[37]最终,俄国以控制的陆地边疆为基地,攫取了旅顺口、大连湾,把殖民势力伸入海疆。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俄西藏密约的传闻四起,西藏危机再起。梁启超洞悉俄国在西藏的地理探险实为政治侵略,从英俄竞争的角度担忧“不知英人何以待之”,[38]预见到英国加速侵略西藏的趋势。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正是以俄国侵占东北边疆的历史场景,表达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理想。[39]德国从海疆侵占胶州湾,法国租界广州湾,渗透西南边疆。英国租界威海卫并在中国东南海疆有广泛的殖民利益,并图谋从印度侵入西南边疆云南、西藏各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战争正在进行,梁启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敏锐地预见:“美人用菲立宾以经略中国东南海岸诸省,其力不让于欧洲列雄,而我卧榻之侧,又增一虎矣!故美国而胜,可以速中国瓜分之局”,[40]警醒国人在新的国际局势下中国所面临的东南海疆危机。

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边疆而发动了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清王朝宣告“局外中立”,力图维护已经残破的国家和领土主权。梁启超在日本关注东北边疆,注意日本讨论瓜分中国的国际局势以及日本今后的侵略措施。曾任驻清公使的矢野文雄断言日俄战后“则满洲以外之中国全境,实为万国竞争之烧点”,[41]为日本侵略中国献计献策。梁启超从国际法角度分析清王朝“局外中立”有丧失东三省领土主权的危险,指出清王朝维护“中立区”以外中国居民的权利无法可依,强调旅顺口、大连湾的转租权在主权国中国。[42]梁启超显然忽略了“中立区”以内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权利,过于天真地与侵略者探讨国际法,对于日本吞并朝鲜认识不足。虽然如此,梁启超还是认识到东三省的陆海双重边疆结构,为清王朝应付日俄战后时局阐释维护东北边疆主权的国际法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不断制造各种侵略东北的殖民理论,其中就有有贺长雄的《满洲委任统治论》。梁启超谓日本妄图侵占东北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委任统治的论调无异于割让,为免东北沦丧而最终提出对付日俄侵占东北的“满洲永久中立国”政略。[43]为此,梁启超警告当局“慎毋以两国撤兵遽尔自安”,[44]日俄战后和议的实质其实是瓜分了东北边疆。日俄战后,梁启超揭露边疆危机并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入:“俄虽失败于满洲方面,而于蒙古方面,且突进不休,未尝以新败而沮其计画也。法在安南,其所经营者着着进步。”[45]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将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纳入其殖民势力范围,俄国在长春以北的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继续发展殖民势力,东北边疆基本被日本和俄国瓜分。

列强殖民势力逐渐从陆海边疆沿铁路、内河深入内地,中国陷于无形之瓜分的境地。边疆危机的加剧,亡国的危险日益迫近。如何动员国民,凝聚人心,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成为梁启超救亡的志业。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觉醒的阶段性。[46]中华民族认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和社会动员的精神力量。梁启超最终得出结论:“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47]梁启超挽救中国危亡的建国方略即是建设民族国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之后,梁启超对当时革命党所提出的“排满方能建国”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48]

指出中国要建设民族国家,就必须采取大民族主义的民族理论。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启超又考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49]夏商周三代华夏族在中原逐渐形成,迁移到中原周边的部族和原居于中原周边的部族构成中原的边疆。根据梁启超对于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粤族、百濮族诸族历史演变的分析,[50]诸族在中原华夏周边不仅是地理的边疆,还是文化的边疆。诸族与华夏不断互动交融,构成文化交融的边疆。诸族与华夏交融的边疆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四千年以来演变至清王朝的边疆。

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广泛的共识,一直到1922年,梁启超把《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五千年史势鸟瞰》的核心位置,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更严密的思考。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依据《史记》和《诗经》的记载,得出夏商周三代“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51]此后的历史,“诸夏”与“夷狄”随时变迁,“夷狄”分布于“诸夏”的边疆,“群后”到“元后”的互动形成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梁启超以春秋中叶为基点,观察当时的民族分布,把当时的古代民族分为八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其中诸夏组分布于中原,苗蛮组分布于西南边疆,百越组分布于东南边疆,氐羌组分布于西北边疆,群狄组分布于北部边疆,群貊组分布于东北边疆。经过三千余年的史迹,现在中国境内内地及边疆人民可分为六大族系“中华族(汉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52]虽然不尽符合现代民族分类,但依然反映了“群后”到“元后”的互动形成中华民族交融边疆机制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总体历史认识的先声。梁启超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上中国境内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空间机制,“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53]西北—东南边疆轴向通过国家空间的中心中原不断互动形成了长期的民族交融。由于满蒙回苗藏诸多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中国的边疆,那么边疆与要建设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梁启超通过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四、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中国边疆主权的重大损失之一是东南海疆台湾被日本割占,形势完整的陆海边疆被破坏,沿海地区逐渐沦落为列强殖民的势力范围。宣统三年(1911),梁启超实地考察台湾,喻为“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54]山河破碎确是边疆残局的写照。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推进了日据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55]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各省纷纷独立于清王朝,引发新中国国体建设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国体的问题。对此,梁启超强调无论何种国体,必须考虑“今者建设伊始,当刻刻以蒙、回、藏、疆为念,务使不自屏于中国之外,而不然者,则对内成功奏凯之时,即对外一败涂地之时也”,[56]主张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对联邦制的主要疑虑,在于“联邦制所最难处置者,则蒙、回、藏诸藩疆也”。[57]同样,新中国政体是采用虚君共和还是民主共和,各举利病,其中极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驯于本朝之名分,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58]满蒙回藏边疆领土的保全一直是梁启超考虑建国方略的主要因素之一,“五族共和”的国家建设方略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之后,梁启超成为共和国的拥护者和建设者。

民国成立以后,如何进行国家建设?梁启超提出了国家建设的“世界的国家”大政方针,批驳分裂边疆的讆言,坚决主张“地兼二带,民糅五族”。[59]然而,中国进入民国后实际的政治局势,边疆已是残局。外蒙、西藏、新疆等地区随时都有被分裂出去的可能,国家主权非常脆弱。民初外国列强中,英、美、法、德对华政策相对“稳健”,日本和俄国对华政策较为“激进”,更富于进攻性和侵略性。[60]梁启超对历次重大边疆危机都做出了迅速反应,提出自己的政略,致力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策动外蒙亲俄集团宣布“独立”,并于1912年签订非法的《俄蒙协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中国领土外蒙沦为近似俄国殖民地的境地,举国震骇愤痛。梁启超原本准备撰写一篇文章,辩明真相,后因林唯刚已经写成《俄蒙交涉始末》,为此专门写了识语。梁启超特别指出“此问题本对外问题也,而影响实波及对内问题”,[61]点破了边疆危机对国家主权内外交错的影响,警醒国民和政府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此外,英国策动西藏亲英分子驱逐中国军队及官员,并威胁四川和云南。继清末的东北边疆之后,民初的外蒙和西藏形成危害国家主权的主要边疆危机。共和国成立一年后,梁启批判外蒙、西藏的分裂主义倾向,“蒙藏排汉族而自为政,不过部落思想”,[62]认为“部落思想”是最令人忧惧的中华民国政治危机。此后,梁启超投身政党政治,参与政权,实践其国家建设的政略。但最终了无建树,再造共和之后终于退出政坛,以学术文化继续现代国家的建设。

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于1915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控制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最终日本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其中关键是中国政府承认其在东三省、东蒙古地区和沿海海疆的殖民权益。日本对中国边疆殖民益合法化的侵略要求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相比19世纪下半叶的边疆危机,20世纪上半叶的边疆危机已经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此事件中,梁启超从日本长期宣称保全中国领土的迷梦中清醒,因此断言“苟有国焉试以兵力亡我,则数十年后其国必反以是自取亡”,[63]警告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同年,梁启超为徐仁鉴编辑的《西疆建置沿革考》作序,对西北边疆外藩坎巨提的丧失叹息不止:“西疆地辽远,环天山南北,广轮三万余里,东扼长城,北控蒙古,南连卫藏,西阻葱岭,屏蔽秦陇燕晋。”[64]清王朝时期的国家领土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内地结构中的外藩边疆在西北已然不在,反映了梁氏对西北边疆在国家空间结构中的地位有深切的认知。梁启超体察徐仁鉴规画甚众的筹边之志,肯定了新疆建省并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变革。战后巴黎和会不可避免涉及远东中国问题,梁启超筹谋中国权益。他所争取的五项中国主权,其中的外蒙西藏、青岛威海旅顺和东北中东铁路三项都属于陆海边疆主权。[65]最终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一败涂地,德国原在山东沿海的殖民权益由日本接收。梁启超指出国民需坚持及觉醒的的紧要之一是“当知山东与南满既同在一国势力之下,京师腹背受敌,全国南北中断,国决无以自存”,[66]边疆主权的危机深入腹心,国民应以最大决心挽回危局。梁启超一再针对日本在山东海疆的侵略权益,揭露其图谋合法化的阴谋,提出反对直接与日本交涉的对策。[67]迨至1921年,帝国主义列强及中国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太平洋会议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回到列强共同控制的境地。梁启超注意到日本报纸极力制造重划中国疆域的舆论,说中国疆域应限于长城以内十八省,揭露其为侵略中国的边疆地区张目。梁启超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说明“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68]都是天下共见,不容置疑。并且摆出日本眈眈垂涎的东三省从战国到清代属于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警告欧美国家不要上当,同时警醒国人。梁启超在一战后周游欧洲各国,调查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社会,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有所反思。在向巴黎和会争取国家主权的方案中,边疆主权依然是重点。梁启超“拟议欲草一蒙古西藏自治案,与山东满洲问题诸案同时提出”,扶助蒙藏“二幼弟”,“使养成完全自治之能力,将来以联邦的形式,共荣于五色国旗之下”。[69]梁启超力图在民族国家基础上调和以大同精神,用来解决国内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自决。民初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内政外交已经打成一片不可复分。[70]在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地区,中外交涉呈现出内政的外交化和外交的内政化局面。边疆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整合,梁启超继续面临内政外交两股力量的交迫。

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空间结构促使梁启超从西域与南海中外交流的边疆枢纽史实思考中国的现代命运,正是接续了龚自珍和魏源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空间互动的历史观。基于中国边疆区域多为中国各民族聚居地的历史事实,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71]边疆承载了清王朝中国正统王朝和中华文明继承者的认同,现代中国面对帝制时期中华文明的边疆遗产,理所应当继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现实。梁启超认为国家是超越其组织成员的至高独立政治实体,他的终极关怀是解救从国家观点而言的中国。[72]梁启超一生横跨清末与民初,身处过渡时代,虽然复杂多变,但其自我奋斗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轴心。晚清建构中国民族的诸般策略中,梁所选择的道路,既非“保种”,也不是“保教”,而是一种以“保国”为最终鹄的的国家民族主义。[73]梁启超提出并发展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思想,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建设“中华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由边疆和内地不同的族群构成,边疆属于国家领土,边疆各族自然是“中华民族”国家的国民。在“五族共和”的国家建设中,满、蒙、回、苗、藏是聚居于边疆的代表性族群,梁启超追求的“新中国”是边疆与内地一体共和的国家。梁启超的学识跨越古今中西,结合帝国遗产与西方国家自强之道,形成了一系列建设现代国家的具体方略,其中都包含有边疆的基因。民国时期,梁启超从政时是国家主义者,在野时则是自由主义者。[74]无论何时,边疆始终是梁启超历史世界挥之不去的精神认同,边疆成为现代中国国家主权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帝国遗产的基础上保全边疆,以边疆中国的空间结构为基础生发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政治活动,重建传统边疆与现代共和国家制度的关联,成为一代巨子梁任公的现代国家建设方略和一以贯之的志业,而这一方略及志业融入了20世纪“新中国”建构的历史进程当中。

 

注释:

[1] 总论性的评述见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2005年第3期。《文史哲》编发的“重新解读梁启超”系列笔谈是学界对梁启超研究继往开来的前沿评述,李喜所:《现代化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耿云志:《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史哲》2004年第3期;侯杰、林绪武:《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郭世佑:《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李里峰:《新史学语境中的梁启超研究:再现、阐释与表述》,黄克武:《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文史哲》2004年第4期;编者按指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的重新解读,可以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2] [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和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3] 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有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两个重要论域,但都忽略了梁启超边疆观的内在因素。论述梁启超民族主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晓辰:《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关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皮明勇:《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00年第33期;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郑师渠:《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闫伟杰:《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高力克:《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及其困境》,《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论述梁启超民族国家代表性的论文有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湾),1971年第1期;张衍前:《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理论学刊》1996年第2期;方平:《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许小青:《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熬福军:《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4] 王文光、龙晓燕:《论梁启超早期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5]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序言第1页。

[6] 梁启超:《中国改革财政私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第23页。

[7] 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2页。

[8] 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2页。

[9]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页。

[10]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页。

[11] 顾颉刚、谭其骧:《发刊词》,《禹贡》1934年第1期;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120页;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领导者》(香港)2011年第38期。

[12] 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0页。

[13]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9页。

[14] 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七,第1页。

[15] 笔者认为在元明清官员士人的“西北—东南”论中,存在西北中国历史空间与东南中国历史空间的互动,指出在近代边疆史地学兴起之际由龚自珍和魏源发展为“西北—东南边疆”互动论,并提出“西北—东南边疆轴向”互动的历史命题,考察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与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的互动,以便更深刻地揭示近世中国历史空间的变迁,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东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包括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参见拙文《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6]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七,第2页。

[17]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七,第4页。

[18]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七,第3—4页。

[19]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1页。

[20]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3页。

[21]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7—8页。

[22]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第3页。

[23]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第1—5页。

[24]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77页。

[25]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86页。

[26]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27] 梁启超:《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9—841页。

[28] 梁启超:《又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六,第1页。

[29] 梁启超:《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五,第1页。

[30] 梁启超:《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五,第9页。

[31] 梁启超:《又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六,第2页。

[32] 梁启超:《亡羊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43页。

[33] 梁启超:《瓜分危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9页。

[34] [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和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86页。

[35] [美]勒文森著,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36] 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37]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24页。

[38] 梁启超:《西藏密约问题》,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118—119页。

[39]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1—57页。

[40] 梁启超:《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页。

[41] 梁启超:《世界将来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第2页。

[42] 梁启超:《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第11—18页。

[43] 梁启超:《读〈今后之满洲〉书后》,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57—272页;梁启超:《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76—277页;梁启超:《再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78—279页。

[44] 梁启超:《日俄和议纪事本末》,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86页。

[45] 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60—61页。

[46]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47]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第1271页。

[4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49]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第4页。

[5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第5—12页。

[51]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

[52]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6页。

[53]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54]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2页;梁启超:《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赋长句奉谢》,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60页。

[55] 杨齐福:《试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

[56]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页。

[57]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3页。

[58]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46页。

[59]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43页。

[60] 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61] 梁启超:《〈俄蒙交涉始末〉识语》,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87页。

[62]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7页。

[63] 梁启超:《中日交涉汇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2页。

[64] 梁启超:《〈西疆建置沿革考〉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7页。

[65] 梁启超:《欧战议和之感想》,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729页。

[66] 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27页。

[67] 梁启超:《致颜骏人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72—74页;梁启超:《纵谈诸重要问题》,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843—844页;梁启超:《对于日本提案之意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858页。

[68] 梁启超:《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13页。

[69] 梁启超:《巴黎和会预备提案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0—21页。

[70]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7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6页。

[72] 黄进兴:《梁启超的终极关怀》,杨肃献译,《史学评论》(台北)1980年第2期;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3—489页。

[73]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年第3期。

[74] 张朋圆:《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