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 Chunyu (黄春宇)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gazine “Science” and the Chinese Scienc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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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孤独:《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

 黄春宇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13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100年前创刊的《科学》杂志发刊词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在中国率先发出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并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智识”,以及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表明刊物开始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新里程。

 

一本杂志走过了一百年,位于上海市钦州南路71号的编辑部给自己出了一道题:什么是最好的纪念?2015年1月25日,第67卷第1期《科学》在熟悉的日子与读者见面,这份散着墨香的新年礼物似曾相识,老朋友们感到既新鲜又欢喜。

不同于往期的版式设计,这期封面上的“科学”二字位置居中,主打的图片是诞生于百年之前的《科学》创刊号。翻过目录,重新注释的“发刊词”醒目地登在第一页:“迩来杂志之作亦夥矣。愤时之士,进不得志于时,退则摇笔鼓舌,以言论为天下倡……”字里行间,都是知识青年渴望科学救国的责任与情怀——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

“发刊词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在中国率先发出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并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智识’,以及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表明刊物开始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新里程。”《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编者按”中写下了自我期许:“秉持这一理想,遵循这一办刊之道,兢兢业业服务于读者。”

 

《科学》创刊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用“A、B、C”分别指代美国(America)的《科学》(Science)、英国(Britain)的《自然》(Nature)以及中国(China)的《科学》,前两本科学刊物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既然彼此能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后者的地位与声望由此可见一斑。

在《科学》问世以前,中国出现过不少科技期刊,比如《格致汇编》(上海)、《湖北农会报》(武昌)、《北直农话报》(保定)、《数学杂志》(南通)等,而大堆打着科普旗号的杂志慢慢转向了宣扬实业,原创文章少,存活时间短,与政治的距离也不够远,并且多数的创办人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何谓科学?人们当时将它等同于技术,或是魔术,而非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学问。

那一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西方世界搭上了“科学号”,这让在大洋彼岸求学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危机感。1914年初夏,美国纽约州倚色佳镇上的康奈尔大学,包括任鸿隽在内的几个中国留学生聚在大同俱乐部的廊檐下聊天。谈及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大家便提议要做一些事为祖国效力,经过讨论,决定办一本杂志来向国人介绍科学。

 


前排:左二周仁,左三任鸿隽,左五赵元任,左六杨杏佛;中排:左二秉志,左三胡明复,左四金邦正;后排:左二过探先。

 

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份《科学月刊缘起》很快便草拟好了。“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诚不知其力之不副,则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在“缘起”上签名的有胡达(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上述9人即为《科学》创刊的发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又以各自的方式在中国科学事业史上留下醒目的印记。

任鸿隽与杨杏佛的身份是“稽勋生”,两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后来受了胡适的影响,漂洋过海,去了康奈尔大学。另外7人被称作“庚款生”,金邦正、秉志是庚款留美的第一届,赵元任、胡明复、周仁、过探先紧随其后,而章元善属于庚款三期生。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等人不仅角色活跃,成绩也相当优异。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此发起诸君如赵君之数学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数学,秉金过三君之农学,皆有所成就。”

既然是办《科学》杂志,首先得有一个保障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前身——“科学社”呼之欲出。“此时的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或者可以说它暂时取一种公司形式,入社的须交股金五元,作为刊行《科学》资本。”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回忆称,当时应者踊跃,短短数月即有七十余人入社,股金也达到了五百余元。一些学生为了取得入社资格只能省吃俭用,还开展了吃经济饭的比赛,有的因营养不良而感冒、病倒。

筹备阶段,科学社的发起人当仁不让地充当起撰稿的主体,整个夏天他们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至秋收时凑齐了前三期的稿量。环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受之托付,将用以印刷的经费和文稿带回祖国,交给了商务印书馆。1915年1月,《科学》月刊第一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稿件类别分为通论、物质科学及其应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历史传记、杂俎,“其余美术音乐之伦虽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然以其关系国民性格至重,又为吾国人所最缺乏。未便割爱,附于篇末”。

“《科学》杂志之生……值吾国国势日蹙之日,而组织之者又为异域求学之青年,其不能以全力为之也明甚……嗟乎国人,试一思科学与吾人之关系与中国今日之四境风云,吾知振臂而起,继《科学》以新知识饷吾国人者,且踵相接也。”《科学》创刊后,《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杨杏佛的一篇文章,探讨这本杂志的价值,还帮着打广告:“西洋留学界唯一之学术杂志,由专门学家担任撰述,根据学理切应实用,研究科学者不可不读,讲求实业者不可不读,热心教育者不可不读,青年学生界不可不读。”

一封来自美国卡内基爱迪生实验室的信送到了赵元任的手上,此前他曾把两期《科学》杂志寄给了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Edison)。“它们(指《科学》)证实了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坚信的观点,那就是全世界正见证一个最伟大的现代奇迹——觉醒的中国认识到了充分而自由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的基础。”爱迪生在信中称赞科学社的努力与进步将“极大地鼓舞那些与时光赛跑的人”。

在杂志发行9个月后,原先“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由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3人起草的新社章程经全体社员表决通过,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5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杨杏佛担任编辑部主任。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中国科学社的参考模板,因此社章第2条规定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在康奈尔大学合影。

改组仅仅5天,至10月30日,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又增加了38人,其中包括张准、赵国栋、陈衡哲、程孝刚、竺可桢等。留美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远在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的中国学子在随后一年内也纷纷响应,比如侯德榜、张巨伯、李寅恭、刘树杞、茅以升等。有人提出,是否允许外国人参加中国科学社、《科学》刊载外文论文?董事会的回答是学术没有国界之分,世界各国的学术组织也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会员,但发刊《科学》的目的是“专为国人作,即有外国人投稿,亦应译成中文刊登,方与本社传输新知之本旨相符”。

展望未来的事业,中国科学社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丰富而宏大的计划,分为九项:(一)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二)著译科学书籍;(三)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四)设立图书馆以供学者参考;(五)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及公益事业之进步;(六)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各种标本陈列之,以供展览及参考;(七)举行学术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八)组织科学旅行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研究;(九)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

 

《科学》与“新文化运动”
“1915”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年份,另一本里程碑式的刊物《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刚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而在8个月前,《科学》时亦开宗明义地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悻焉。”从“平行线”到“两轮”,内涵相同,这绝不是巧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表示,将“民主”与“科学”举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两大武器,其思想源头在《科学》而不是在《青年杂志》,“尤其以倡导科学论之,任何刊物都难与《科学》相比”。


《青年杂志》创刊号

 

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科学”一词的解释是“以一定之对象为研究之范围,而于其间求统一确实之知识者,谓之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康有为在编录的《日本书目志》中收入了《科学入门》与《科学之原理》,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亦使用过“科学”——与“格致”并存,彼此若即若离。及至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尽管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但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基于意义对等的英语“science”,故而取了Science Society of China的英文社名。

“可以说,‘科学’一词在中国的规范化、普及化,即始于《科学》月刊。”樊洪业特别提到《科学》发刊词中的一段话——“科学所影响于人类之智识,又有可言者。当中世纪之处,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为人类智识进步之障碍。”与之对应的是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中论述“科学”的全部文字针对于封建迷信,“《新青年》的倡导科学和发起对‘灵学’及所有鬼神迷信的批判,也大抵限于以科学为‘欲脱蒙昧’的工具。”在他看来,《科学》所阐述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酝酿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其早期的呐喊后来被《新青年》发出的巨大声响所淹没。

除了思想上的交集,《科学》与《新青年》亦有其他形式的默契及呼应。在《青年杂志》问世后,《科学》在卷首腾出广告位置,评价对方“增长识见”、“助益精神”,赞其“执笔者皆一时名彦。阐述近代文明由来、输入各国最新思潮、商榷青年进步途径”。同样,《青年杂志》也在卷首位置推荐过《科学》,称其“乃中国科学界唯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色甚多”,并在《社告》中强调“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目的是“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提倡“白话革命”的《新青年》创刊后一直是竖排版面,前三卷像古文一样只作句读圈点,直到1918年1月的第4卷才出现一些新式标点,但个别文章仍不能完全摆脱旧的桎梏。反倒是《科学》,从第1期开始便率先推行横排版式与新式标点,“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公式”。这种创新遭到了一些守旧文人的非议,斥之为“好新无谓”之举,因此《科学》编辑部邀请康奈尔大学农科学生、“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在1916年的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直言“今世界文明国之文字皆有一定之符号,以补文字之不足。独吾汉文至今无规定之文字符号耳……文字非有符号为之助不能收普及之效”。

白话文的胜利也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电,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道,他和《科学》发起人任鸿隽、杨杏佛等中国学生借暑假的机会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观点在争辩中占据了上风。“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不过,在白话诗的问题上,胡适与任鸿隽的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事情起因是在1916年7月8日,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等陪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陈衡哲(后与任鸿隽结婚)在康奈尔大学附近的湖上划船,突然下起了雨,船靠岸时又翻了,大家的衣服都湿了。任鸿隽据此写了一首《泛湖即事》的长诗,寄给胡适。看到“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的表述,胡适回信批评称“上句为20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尽管任鸿隽、梅光迪反对其“一竿子打死”的做法,胡适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投入了白话诗的实验,后编成白话诗册《尝试集》。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又涌现了沈尹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一批新诗作者。


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

 

上述书信细节取自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许为民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社社友们》,而曾经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后的刘为民也在他的论文中梳理过《科学》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据刘为民的资料整理,《科学》上经常可以分享到进步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治学所得,如胡适的《先秦诸子进化论》《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这是应用科学家的理论观点或方法论思想,是关于古典文化教育遗产的早期成果。此外还有胡先骕的《生命之特征》,陆志韦的《评心力·理学方法论之一》《习惯之影响》与《应用心理学之概说》,林语堂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则从实用科学的角度为辞典编纂探索新路。

刘为民在《<科学>杂志与新文学革命》一文中提到:宣传科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以大量的篇幅发表了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文的译介文章。胡明复、任鸿隽等人的专论如《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论二》与《科学方法讲义》,他们认为“科学”的范围涵盖了“社会”、“政治”、“历史”,但是“哲学与文学皆取材于自然,而皆不以科学称”,关键在于科学的方法,即“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的逻辑实证。由此可见,《科学》切合当时国内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社的光辉岁月

1916年9月,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道弗的菲利普学校召开,任鸿隽在开幕式上致辞:“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所幸成立以来进步颇速。两年之中,会员已有百八十六人之多……其在中国、日本、欧洲者自不能到会,即在美国者亦多以路远不能到,然今日社会到会者远过法定人数,已足见诸君之热心。”杨杏佛的报告口吻则没有那么客气,因为《科学》旧撰述逐渐减少,第2卷与第1卷相差逾四成。“这些旧撰述毕竟何处去了?都回国了。回国以后的撰述员未来一篇文字。写信去要,回信不是说事忙,就说没有材料……若是在中国不能作文,恐怕编辑部离开美国时候就是月刊关门时候。”让杨杏佛着急的还有稿件来源的不确定,“有时稿多喜出望外,有时稿少临渴掘井。科学家最反对的是专靠运气,《科学》月刊偏偏要靠运气。”

随着核心人物的陆续归国,中国科学社总部在1918年秋天也搬了回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时代。社会聚焦在军阀之间的利益争斗,大批学成后的留学生非官即商,只有一小部分人致力于近代教育与学术体系的建立。《科学》杂志的经营状况一直不理想,感受到现实落差的社领导又陷入了更大的焦虑。首先是社员的冷漠态度,不参加社务、不缴纳社费,就连胡适也拖欠了60元。其次是没能募集到足够的经费,以至于杂志因没钱而停刊过8个月。第三是愈演愈烈的稿荒,大有“民穷财尽之象”,杨杏佛多次给胡适写信求助:“吾辈能在国外办报,不能在国内维持之,岂非笑话。”另外一个尴尬的问题是找不到固定社所,尽管上海、南京都有自己的“地盘”,但前者是胡明复任教的大同学院,临时作为《科学》编辑发刊的场所,后者乃过探先的住房,中国科学社总部只能委身于此。

为了摆脱困境,胡明复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伸出援手。“社中经费,迩来异常支拙……每月亏空约二百余元……若能每年有经常津贴三千元,则社中出入,或可相抵。若蒙大力周全,代为一筹,使社事不至中途废置,则他日有成,《科学》之幸,亦吾国之幸也。”看完信,蔡元培召集同仁在北大编译处开会,马寅初、陶孟和、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了讨论。“以科学社为吾国今日学界惟一之研究学问团体,《科学》为吾国今日惟一之科学杂志,决不能坐视其中辍。”最终的方案是每月从学校编译处经费中拨出200元补助中国科学社,堪称雪中送炭之举。

北大的慷慨解了《科学》的燃眉之急,中国科学社随后又向财政部呈请拨给房产,免费借用了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一座官产洋楼,张謇与孙中山女婿王伯秋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要设立图书馆、创建研究所,中国科学社通过张謇向财政部请求,改“借用”为“永久占用”。经过6年的努力,诉求终得满足。1927年12月,又向大学院申请款项补助,国民政府会议很快通过,当月就发放了30万元二五国库券,后来追加至40万元。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据任鸿隽的回忆文字描述,一开始在南楼辟出几个房间设立生物实验室作为研究所的发轫,动物部由秉志负责,植物部先是胡先骕后推钱崇澍主持,研究员大多数是东南大学的教授,他们在课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尽管条件简陋不堪,却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科学研究机关。1931年,背负伟大使命的生物研究所建设完工,分为植物研究室、动物研究室、动物生理实验室、图书储藏室、阅览室、标本陈列室与储藏室、会客室。工作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采集和调查,近有江浙远如川藏,都留下了采集员的足迹。二是论文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曾与国外800多处机构交换专刊。中国科学社的计划书里不只有生物研究所,还包括理化研究所、卫生研究所、矿冶研究所以及特别研究所,但受制于各种原因并没能实现。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建成后的集体合影

 

上海这边,以国库券的券息抵押,购买了法租界亚尔培路309号(今陕西南路235号)的西式房屋为社所。1928年8月,理事会决议建造明复图书馆以纪念英年早逝的社员胡明复。建成后的图书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共花费114667元,于1931年1月13日开馆。中国科学社的社友和职员有借书权利,签名即可入室阅览,外人需交费2元办证,还证时退还押金。据统计,明复图书馆至解放时收藏中文书籍杂志3万余册,西文2万余册。生物研究所在抗战中遭日军烧毁,因此明复图书馆的符号意义被放大,如今已经挂牌“优秀历史建筑”。馆内,旧址史料展览室深情地诉说着曾经;馆外,胡明复的铜像安静地沐浴着阳光。


明复图书馆旧影

 

中国科学社还创建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原因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不时被延期,华丰印刷所的纸张质量差、插图模糊不清。1929年4月,杨孝述提议中国科学社自办印刷所,并与杨杏佛、周仁起草了组织章程。9月,公司开张,起初从事印刷和制作科学仪器,后拓展业务,在南京、北平、汉口、广州、重庆等地设有分公司,“深得学术界之信仰,便利于科学的出版物不少”。另一项成功的事业是1933年8月创刊的《科学画报》,目的是让科学完全平民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科学知识,以引起儿童及一般民众对科学的兴趣。次年,每期出版1.2万册,代销点遍及全国甚至是南洋;到了1935年,杂志在取得盈利后主动降价,被视为众多科普刊物的典范。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从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到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领导或社员,动植物所长王家楫还是生物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中国科学社不但善于聚集科学人才,也在积极培养人才,通过科学奖励与发表文章为他们提供更宽阔的成长空间。1933年获奖的陈国达当时只是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地质学“地洼学说”的创始人;1934年获奖的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的李森林,耄耋之年仍在科学园地耕耘。不得不提的还有华罗庚,《科学》编辑部不顾世俗偏见,发表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文章成为华罗庚的人生转折,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一下子看中了这个毫无名气的初中毕业生,让他破格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并留校任教,后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关于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总结道:近代科学的真正确立则始于中国科学社的创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给中国科学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折:第一,在中国传播近代科学的承担者,由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转为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第二,突破了以“学科”为目标的学术团体的局限,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为目标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这标志着科学已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事业。

 

中国科学社的那些领袖

“任鸿隽是灵魂人物,他把中国科学社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在《科学》创刊的9个发起人中,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挑选了最重要的4位领袖人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任鸿隽。任鸿隽,字叔永,出生在四川垫江。1912年放弃参议院秘书长职位后,他便一直以推动科学、发展科学为己任。在康奈尔大学,继续化学工程的学习,此时不为制造革命的炸弹,而是寻求富国的知识。毕业后,任鸿隽又到哈佛、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凭借年长、经验丰富的优势,积极参加留学生界的活动,发表言论,倡议中国建立“学界”。

在《科学》杂志上,任鸿隽发表了大量文章,一是《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与近世文明》等科学通论;二是《化学元素命名说》《说铝》等专门科学;三是《化学于工业上之价值》《欧洲制糖工业发达史》等科学应用;四是《外国科学社与本社历史》以及“近世化学家列传”专栏等科学史;五是鼓吹在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如《何为科学家》《科学与发明》等。张剑表示,第五类文字对近代中国科学影响最为巨大,而这恰恰又是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科学社无法提供职业岗位,任鸿隽与其他人一样,分头找饭碗、合力办杂志。科学乃志趣所在,他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所所长、四川大学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在重庆的任鸿隽在军事封锁、交通阻绝的情况下创议用胶片图书的方式满足科学研究对最新文献的需求。抗战胜利后,任家定居上海,任鸿隽继续为中国科学社操劳,直到把挚爱的“她”送到历史的终点。


胡明复像立于现陕西南路235号的明复图书馆

 

胡明复,名达,江苏无锡人。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他与赵元任既是好友又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1914年,胡明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有周界条件之一次积微分方程式》,发表在1918年10月号的《美国数学会会刊》。这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哈佛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从美国回来后,胡明复在上海协助兄长胡敦复办好大同学院,除了兼任中国科学社的会计,他还承担了《科学》编辑、校对、标点、印刷等琐碎繁杂的事务,不断地在沪宁两地奔波。

“住的是斗室,穿的是敝衣,吃的是粗羹,乘的是电车。”胡明复的生活犹如苦行僧一般,他说:“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贺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以胡明复的学问,完全可以去条件优越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寻求更高的收入,他却甘愿为别人做嫁衣。《科学》前3卷,几乎每期都有胡明复的文章,但教书和杂志的事务如此繁重,他没有时间再去写自己的论文了。

胡明复把中国科学社、大同学院当成了实践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理想的平行双轨。在大同学院教书期间,他深受学生喜爱,却不拿工资,反而把从其他地方取得的收入补贴于学校建设,前后垫付了一两万元。1927年6月,胡明复回乡参加葬礼,在村子前面的河里溺水身亡,年仅36岁。“管家”的离去让中国科学社的同仁们痛惜不已,《科学》出了一期纪念专刊,并将新建的图书馆命名为明复图书馆。


秉志在生物研究所工作照

 

秉志,号农山,生于河南开封。他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和动物学的一代宗师,留美归国后在南京高师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一个学生在美国那种环境下取得研究成果是可以预期的,但更可贵的是在国外受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来,在我们这种比较困难的环境下做出成绩来,使中国的科学向前推进一步。”秉志既如此勉励学生,自己也是潜心治学、教书育人。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有6名动物学科院士,除了秉志,王家楫、伍献文也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1937年,生物研究所为躲避战火迁往重庆北碚,秉志因夫人生病留守南京。孰料日军一把火烧了生物所,他只得只身前往“孤岛”上海,与这里的科学社同仁继续维持《科学》的出版。战时的颠沛流离让编辑部与作者失去了联系,稿荒与经费困难齐齐出现,秉志与刘咸想方设法,从第21卷第9、第10期开始两期合刊,勉力维持,继续为科学界服务。1940年后,外迁的科研机构趋于稳定,来稿数量逐步增加,但因物价高涨,不得不从100页缩减至80页、64页,文字改用新五号字排印,图表全部缩小。

为了继续开展生物学研究,明复图书馆的二楼设生物实验室,三楼设标本室,楼顶设动物养殖场。秉志将历年积压的生物所论文整理出版,寄往国外展示中国的科研成就,图书馆也因此得到国外学术机构的援助,在最困难的时期仍能获赠不少新的书刊,帮助读者了解国外的科研动态。得知敌伪想要拉拢自己,秉志从明复图书馆躲到了震旦大学,后来又跑去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避难,“冀研究药材蛀虫,以图度过一时”。


杨杏佛(左)与鲁迅

 

杨杏佛,原名杨铨,江西玉山人。1918年10月,他怀着报国理想回到上海,但是迫于生计,先是在汉阳铁厂任成本会计科长,后到南京高师任商科主任。杨杏佛自《科学》创刊起就是编辑部主任,前后做了7年,他经手主编了6卷共计69期杂志,撰写了59篇文章。获得美国介绍相对论金奖的《爱因斯坦相对说》原载于1921年2月5日的《科学美国人》,杨杏佛翻译成中文,刊登在3月21日的《科学》上,时间差不过是一个半月。

严谨的科学精神被杨杏佛带到了《科学》编辑部,他与同事制定了《科学期刊编辑部章程》,特别规定编辑部设审查委员会以体现民主办刊的思想——酌议期刊体裁,待编辑部全体决议;审定期刊文件,决定登载与否。对于稿件的处理,杨杏佛从不马虎,他在中国科学社首届年会上介绍编辑程序: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刊出要经过八九道审查加工,尽管《章程》未做明确,但编辑部还是专门设立了句读员,负责检查文章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我们《科学》月刊将与众不同,到死不懈。”杨杏佛曾提议出增刊专载高深文字,1922年,西文版的《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专载科学论文的刊物。

现年97岁的杨小佛是杨杏佛的儿子,尽管他患了眼疾、走路不便,但对于儿时与父亲共处的日子,始终记得。“我父亲是一个有点旧学根底,喜欢吟诗填词又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东南大学教书期间患有肺病,经常咯血发烧,但他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杨小佛写过不少回忆的文章,他说自己的父亲性情豪爽,爱憎分明,经常因为意见与人相左发生争论,进而得罪一些人。对于中国科学社,老人一点不陌生。当年明复图书馆落成、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开张,他跟着父亲里里外外地参观了一番,这里有父辈们的光荣和梦想。

 

《科学》的挣扎与复兴历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26个团体,在6月5日成立了上海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并在宣言中承诺:“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苦干的精神,来从事人民所期望的新上海和新中国的建设。”时任《科学》总编辑张孟闻发表文章,呼吁科学工作者们“忘记了传统的士大夫偏见,要舍去了读书人的身份,真正与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到了10月,中国科学社召开35周年庆祝大会,社长任鸿隽在《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中饱含期待地表示:“此后的三十五年正是它一展身手的时代。希望社友诸君以爱护科学的精神并爱护本社。”

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年举行的科代会就有人提出解散中国科学社,理由有“过去走了很多弯路”、“科学社老科学家多”、“在政治上不太好,有宗派性”,等等。任鸿隽与秉志不肯放弃,因为“科学社有它过去的历史,为别的学会所不及”。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了解到,科代会结束后,张孟闻与杨钟健、钱三强等谈判《科学》交接问题。次日,竺可桢告诉任鸿隽,中国科学院愿意接办《科学》杂志,除了出版单位,“一切不动”。1951年5月,《科学》突然宣告停刊,后在第32卷增刊号的“本社启事”中予以说明:“惟本社同人能力有限,长期维持,殊感竭蹶。今幸全国科联发刊《自然科学》,性质与本刊相同,似无须为工作上之重复,即拟休刊。”

《科学》休刊,《科学画报》于1953年交给上海科普协会发行,但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并未停止。1954年,创社40周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组织编纂出版“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1957年,配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任鸿隽不辞年老,重新组织编辑力量,在7月出版了《科学》第33卷第1期。在《我们为什么要刊行这个季刊》中,他又燃起了信念:“只有多种多样科学刊物发行,才能为科学的自由讨论提供场所,为科学真理的发展开辟道路。”好景不长。1959年,反右形势恶化,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提议并征得广大社员的同意,解散了成立46年的中国科学社。冬去春来,复刊4年的《科学》再度停刊。1961年,任鸿隽在华东医院去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把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家当都捐给了国家。


任鸿隽手写的明复图书馆捐献书

 

尽管《科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一直有人惦记着这份刊物。1982年4月,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何泽慧、龚树模、张和祺等与会科学家谈到了科技刊物的问题,讨论结果就是呼吁《科学》复刊。据前《科学》编辑部主任潘友星回忆,当“应当有一本内容充实、观点正确的科学杂志”成为那些科学家的共识时,拟建议信并通报关心此事的学者,就变成了行动。初稿出来后在热心学者间流转修改。其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们拜访了刘咸、卢鹤绂、张孟闻等曾参与老《科学》工作的老一辈学者,得到了热情支持。

1983年11月10日,题为《关于建议<科学>月刊复刊事》的信寄给了当时分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与中国科协。信中写道:“《科学》是一本中级自然科学杂志,它对传播、介绍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就,促进不同学科的科技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提供国民科学素养和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国科协正式给予批复后,1984年12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指派编辑人员调研并起草了《关于复刊<科学>的设想》,就“读者对象”、“性质与宗旨”、“特点与版面的基本安排”、“编辑委员会”、“杂志的编辑部”、“关于筹设《科学》杂志基金的打算”六大问题做出了复刊的编辑设计。年底,正式向上海市出版局申请恢复出版《科学》杂志。第二年春,编辑部人员在北京、上海、南京、合肥等地拜访科技界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其中有《科学》创刊发起人之一的章元善,以及中国科学社老社员茅以升、严济慈等人。他们在鼓励之余,要编辑们多想想,“为什么以前的《科学》办得那么好?希望《科学》再不要停刊了!”

从1960年到1985年,停刊25载的《科学》重获生命。10月,复刊号在上海出版,编委会以科学家为主体(近50位中科院院士),“第37卷第1期”的标注方法意味着这份杂志的命脉得以延续。在《复刊词》中,主编周光召阐述了办刊理念:“《科学》复刊后所承担的任务,应该与以前有所不同。比如,发表学术论文的任务已由《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和各种专业学报担当,复刊的《科学》原则上就不再发表学术论文了,而是向我国已经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包括正在或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综合地介绍现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帮助他们提高现代科学的素养。”

复刊后的《科学》坚持“从整个根本入手”、“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传统,注重“理工结合”、“文理结合”和“科(学)艺(术)结合”,努力以“隔行能看懂,本行受启发”的高级科普风格,吸引读者关注科学家探索前沿的求真之心,理解求真的科学有促进人和社会进步巨大功能的致用之理,逐步在刊物周围形成一个人数稳定上升的新一代读者群。复刊30年来,《科学》出版了31卷,出版社与编辑部还利用刊物的选题和作者资源,推出了以《科学》刊名字体标识的《科学前沿从书》,编辑策划了《科学与艺术》《彩图科技百科全书》等科普读物,某种意义上,这是在参与当年中国科学社未竟的事业。

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的结尾处,75岁的任鸿隽意气风发:“我们满怀十二分信心,瞻望着无限光明的前景。”若《科学》有美好未来,便是对过去光辉岁月与艰难历程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