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Haiying (杨海英) 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reality discuss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from Guangming ribao)

Posted on

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

杨海英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6月3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