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book review by Jiang Diqing (蒋狄青) discussing views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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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从头,收拾旧史观

蒋狄青

来源:《南方周末》201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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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之所以亡天下,表面上是黄仁宇所谓的缺乏数目字管理,根子却在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明末的精英们对此看得明明白白。李天纲教授着力描写的徐光启、顾炎武等明末江南士人,正是一批急切睁眼看世界,要告别帝国的精英。

《历史活着》是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二十多年来学术随笔文集。这些随笔有的是书评,有的是游记,有的是史评,文式多种多样,主题却都聚焦在近现代中国历史。我拜读的时候,正值春夏之交,时而大风,时而大雨,自己心情也如天气,时而沉痛,时而愉悦。

虽说随笔,少了学术论文的引经据典和文献综述,可朱维铮先生所传的经学流派风格却一样不缺:一样地重考证,一样地富思想,一样地历经沧桑巨变,却保持前后一致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历史活着,首先是再现历史事实。如《读〈心史丛刊〉兼议清史难读》一文开篇所说,清史难读,是因为沐猴而冠的异族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去掩盖,篡改,焚毁……文字”,一桩桩鲜血淋漓的文字狱,一个个秉笔直书史家的凌迟,逼得读书人漠视现实而只能纠正古字。乾嘉考据“解决了经部和子部的问题,却较少敢碰史部和集部”,“特别是事关清朝及其祖先的问题,更是被人搅浑了”。明明关外东北之地早就是奴儿干都司辖地,却被篡改成所谓他国龙兴之地,贻祸之巨,连日本人也打着这个旗号扶持一个儿“皇帝”,如果不是民国孟森先生和其他边疆地理史学家们的努力,真不知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中国东北边界,好在时势巨变,现在用不着费心于这样一些令人沉重的题目。

 

爆一点清史的真料

李天纲教授挖掘的史料针对的不再是外国侵略者的野心和石敬瑭们的贼性,而是那些遗老遗少清宫戏说中的意淫。他的《爆一点清史的真料》,揭的是华丽皇服,看的是那些所谓圣君屁股后面的猴尾巴有多长。据说“康熙大帝”捍卫中国文化,驱逐外国教士,可是,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华活动档案资料》,李天纲教授发现康熙对于西洋奇技淫巧带来的享受可是念念不忘的。传教士赶走之后,一时没有葡萄酒,他居然下令全国收罗葡萄酒,并且派遣专人到澳门采购。他的朱批显示他曾经心急火燎让地方官从速把懂得医术的在华西洋人送往北京,为其治病。

雍正号称勤政精明,做起事情来却喜欢把并不怎么相干的事情搅和在一起,以便“使人昏昏,使己昭昭”。曾静案纯粹是民族思想冲突,他居然玩起一石两鸟的花样。“堂堂皇上居然亲自做一部长达几十万言的《大义觉迷录》”,一面要对文人诛心,一面又严厉处分旗人,要打击权争落败的权贵,孰不料夷夏之辨的把戏,越描越黑。屠刀之下,江南士人生前被迫剃发易服,沦为巴比伦之囚,可是不少人坚持死后穿上华夏衣冠,深衣入殓,不从腥膻之俗。华夷之界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却依旧牢不可破,哪是《大义觉迷录》满纸荒唐言所能混淆。等到曾国藩攻克安庆,开金陵书局,大印《船山遗书》,王夫之的畛域之说就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先有谭嗣同助其波,继之章太炎倡其事,后有革命党人毕其功,历九世光复华夏,而古今往来东方第一“皇帝”亲著的“理论巨作”《大义觉迷录》则早已被扔进厕所,做了韦小宝们的手纸。

继位的乾隆倒是知道这本书是皇帝新衣,只能骗骗他老爹自己,于是效法“圣祖”,大搞特搞文字狱。虽然理论玩不了,十全老人搞起男风可是有声有色。清史馆中的遗老们当然要屏蔽这些有辱圣容的史实,不过不要紧,西洋访华团长倒是留下了文字记录。长期从事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李天纲教授对相关资料谙熟于胸。他抠出了马戛尔尼访华日记中的记载。两广总督长龄心怀不满,他亲口告诉英国人和珅是乾隆的同性恋人,这么看来,辫子戏《乾隆王朝》所突出的和珅忠心耿耿恐怕真要别有其解了。热衷戏说的导演其实倒不妨可以考虑下次戏说的时候索性改成《断臂王朝》,把乾隆内心不能和同志正式结婚的死去活来的痛苦表现出来,同性爱情与肮脏政治融为一体,不仅能为和珅平反,更能博得芸芸大众眼球,岂不两全其美?

“圣君”如此,那么“康乾盛世”之后顺民又是怎么样呢?在《谁先抢了圆明园》一文中,李天纲教授通过当时身在北京的王闿运和李慈铭的记录,指出大批穷八旗和海淀居民趁火打劫,“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如果说“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抢的主要是金银细软,这些跟在洋人后面抢劫的则是“刁民细贼”,连河中瓶瓶罐罐和石碑栏杆,都一扫而空。满清所谓百年深仁厚泽,不过自欺欺人笑话,养育出的不是“忠君爱国攘夷的奴才”,而是“一群乱世暴民”而已。

 

《历史活着》,李天纲著北京三联,2015。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自觉的大历史观

历史活着,还由于自觉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立足本土,考治乱内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西学东渐,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无论社会阶段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大抵框架都在费正清等汉学家所说的冲击-反应模式中:中国之变革只是因为西方大炮打开大门,近代之起源也只是鸦片战争轰出来的,“之后的种种正负面影响都是外来的结果”。从中国自身发展界定历史坐标倒是少有人做了。有意思的是,满嘴萨义德东方殖民理论的国内专家竟然对此熟视无睹,忙着解构西方,或者翻译输入“白银资本”,却极少致力重新发现本国。

不知道李天纲教授是否研读过“后”学,但是他主张的史观倒是真正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在评论朱维铮和龙应台合编的《维新旧梦录》一书中,他赞成中国近代变革历史向前推移,至少追源到龚自珍的旷野孤鸣。这位奇才“在康乾太平盛世的华衮之下”,早就“看到了清朝满身的虱子”。进一步说,真要界定近代史,就要从自觉告别大一统帝国开始。

有意无意之间,李天纲教授的视野超越了清末,他把目光投向了明末的江南士大夫,聚焦到那批主动翻译西学、最早开始告别古老中国的精英。即便弗兰克所说夸大,明代末期的经济繁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何以坐拥庞大经济资源却无法有效动员?差不多同期的奥地利,经济实力远逊于中国,却打得军事力量远高于满清的奥斯曼土耳其步步后退,而中国却经历了亡天下的悲剧。究其原因,表面上是黄仁宇所谓的缺乏数目字管理,根子却在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明末华夏精英看得明明白白。李天纲教授着力描写的徐光启、顾炎武等明末江南士人正是一批急切睁眼看世界,要告别帝国的精英。徐光启夜访利玛窦,翻译西学著作,甚至要游学西方,顾亭林以南人北居,以行商读万卷书,疾呼要寓封建于郡县,这一则则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不正是告别帝国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行动吗?

 

走向新的共同体

大历史既追溯中国近代的起源,也涵盖转型之路的艰难。满清以幼儿寡母下台的丑剧收场。民国之肇始,既无太宗底定中原之烈烈功业,亦乏洪武直捣黄龙之如虹气势,因此,国族的建构注定命运多舛。如安德森所云,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想象者,就是把共同体创建过程史诗化,把创造英雄的崇拜宗教化。李天纲教授在《从“崇拜”到“记忆”》就评述了陈蕴茜所著的孙中山“国父”化的故事。虽为缔造民国第一伟人,孙中山先生并非没有物议。但蒋介石北伐一告成功,孙中山崇拜就成了国民党主导的民族建构的重要部分。李天纲教授认为这种从上到下的英雄崇拜,看起来模仿西方国家,实际上却是东施效颦。因为,西方的英雄崇拜更多是从本土文化和地方小自治共同体上较为自然衍生出来的,而较少从上往下生造而成。换言之,一个大型民族应该是各个小地域共同体在各自文化交融中自然形成(formation)的,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礼仪形式来制造(building)出来的。

李天纲教授的洞见无疑是基于华夏共同体的特点。中国历史文化深厚,地域差距极大。

自从绝地天通之后,华夏民族就走上了特殊的民族共同体构建道路。如同犹太民族,我们也饱尝罹难:靖康之耻,扬州十日,百万计人民的被屠杀,举族辫发等等。虽然我们没有耶路撒冷的哭墙,但是华夏民族一代代史家都将这些痛史化作了一块块泣血的红砖,砌成了无形的哭墙,划清了华夷之界,历史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凝结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同体。李天纲教授在书中反复提到了顾炎武和章太炎先生,他欣赏的不仅仅是他们耿介绝俗的伟大人格,更是由于他们是反思大一统上的先锋。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复活了李维的罗马历史,开启了现代共和国的思想之滥觞,那么我们何不重回船山,亭林和太炎诸先生传统治学道路,收拾其旧史观,思考这些先贤往圣的孤秦陋宋之叹和寓封建于郡县的主张,写出新时代的《黄书》,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新《訄书》呢?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告别帝国,走向新的共同体,这或许就是《历史活着》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