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ue Qingping (岳庆平) on the necessity to provide multiple evidenc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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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名家治史向来注重新证

治史需要多重证据

岳庆平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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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除了王国维说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外,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都应作为治史的证据。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重视“多重证据法”要避免“断章取义”,“管中窥天”,“随心假设,放手抓证”。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陈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官书和私著兼顾。如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是叮咛“董生勉乎哉”的赠序,陈寅恪先生却独具慧眼,出神入化,通过深达幽微的历史分析,从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会心理,进而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的形势。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这固然由于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掌握直接、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学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学之道有常人所无的思维力度。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陈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其实,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类拔萃的。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从历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确实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历史经验。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他标举的“通古今之变”也只能是空话一句而已。风靡20世纪学坛的西方两大史学巨擘,也无例外地以“思”见长。法国的布罗代尔能够从历史时间中发现快慢节奏,英国的汤因比能够打破国别而以文明类型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都是由于历史智慧才大放异彩。

  有人认为,顾颉刚先生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地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我十分欣赏并尽力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读万卷书”可更多地了解和掌握“纸上之材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而“行万里路”则可更好地了解和考察“地下之新材料”、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等。如既不勤读书,又不多行路,则难免会像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我们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同时,也要重视严耕望先生提出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