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Kishimoto Mio (岸本美绪) on Japanes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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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史研究述评

岸本美绪

来源:满族文化网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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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这一领域,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作固定不变理解的看法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清代”,不如说“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而成为分析的对象。当然,不拘泥于政治性的断代,而按社会经济上大的变动来区分时代,意义更为深远。但另一方面,人们似乎认为,如何掌握以满族统治为首的清朝统治的独特性质与社会经济变动的关联性,又,如何掌握上与“明末清初”,下与“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相连结的清朝中期——乾隆、嘉庆、道光这一时期,这些清史所固有的问题,战后一直未必成为日本明清史学者研究兴趣的中心。因此本稿所涉及的论著范围未必严格限于清代,而是从“明末清初”起,下至近代,对在这些研究中,日本学者如何致力于探讨清代诸问题,试作一简单介绍。

一 清史研究的创始期

  清代这一时代,从时间上说,大体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德川氏成为将军,将幕府置于江户〈即后来的东京〉,统治二百多领主即“大名”的时代。1603—1867年)。清朝政权,德川幕府,都是在16至17世纪整个东亚的社会大变动中诞生的,又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列强侵入扩张、动荡之中而终结的。众所周知,德川幕府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但是,当时的日本绝不是对世界的动向毫不关心、与世隔绝的。尽管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幕府却积极搜集海外情报,渴求有关国际形势及技术方面的知识,最近的研究已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其中,日本对清朝中国的关心亦非常强烈。通过到长崎来航的中国商人,以及经由琉球、对马至朝鲜的交流,不仅是物质上的流通,情报、文化上的输入也很盛行。对中国的政治动向十分敏感的德川幕府,要求中国商人提供情报,林春胜等所辑《华夷变态》一书即编纂了这种情报,其中对现在的明清史研究包含有极为珍贵的资料。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不仅是政治方面,所及范围甚广。关于江户时代从中国输入的书籍,大庭脩著有专书。日本将所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这种和刻本也出版很多,《福惠全书》所附和文注释今天亦很有用。此外,在中国已成为珍本的小说类书籍,亦有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清俗纪闻》一书,则根据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的传述,配以画图,详细地记载了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方风俗,使人们了解到清代的日常生活,并成为饶有兴味的史料。

  毋庸置言,江户时代人们对中国的关心,当然不是“历史”研究,亦不是意在作学问的方法上,与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是不同的。但是,一般认为,江户时代人们对清代社会的兴趣和亲近感,似乎在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中亦作为一个研究潮流而被继承下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新开始的清代中国研究,可以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因需要掌握当时中国的情况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行政制度和社会情况等的全面性研究。这种对现状分析性的初期研究,有井上(栖原)陈政的《禹域通纂》和服部宇之吉的《清国通考》等。日清战争后,占领台湾的日本,组织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在台湾进行实地调查,1909至1911年出版了《台湾私法》,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亦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调查,于1905至1915年出版了《清国行政法》。花费10年以上岁月所进行的这些调查,固然是为当时统治台湾的需要而准备的,但其中所搜集的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及有关行政的详细记述,有许多在今天亦很有用。

  另一方面,伴随大学东洋史学科的设立,历史学研究中对清史的研究和探讨亦开始进行。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创办者内藤湖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发表了《清朝的过去及现在》的讲演(后以《清朝衰亡论》出版),提出了他的清朝史观,强调眼前清朝的崩溃并非是突发性事件,而是自清朝中期开始发生的,如八旗的衰弱、财政的破产、民族观念的成长这些变化的结果。其后他甚至把辛亥革命理解为宋代以后平民主义潮流发展的结果。内藤的特点是,比起政治事件,更重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的宏观变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次于欧美文化,而给予很高评价。但是另一方面,注重清朝等异民族统治下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内藤,却对中国对日本和欧美等的反帝民族运动采取冷淡态度。关于内藤的中国社会观及其问题点,增渊龙夫将其与津田左右吉作比较,进行了耐人寻味的分析。内藤还从中国带回了《满文老档》等的摄影版,对清初历史的研究亦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内藤指导的稻叶岩吉,在推进初期满洲民族研究的同时,写出了大部头的清朝通史著作《清朝全史》。



二 二次大战前、战中的清史研究(20世纪20至40年代)

  二次大战前清史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对包括入关前在内的满族史研究十分盛行。自战争期间至战后汇集成书的代表性研究,有和田清、园田一龟、三田村泰助、周藤吉之等人的著作。这些研究,并不是直接拥护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对东北的统治的,而是有关东北地方的历史地理及清朝初期社会构造等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但是,对东北地方从学问方面关心本身,是不能跟现实的政治动向截然分开的,而看来其研究者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可以说,在思考学问与政治二者的关系上,今天也促使我们加以反省。

  另一方面,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依据文献资料而进行的充实性研究。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开拓者加藤繁,关于清代的商品流通和货币、行会等也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又,小竹文夫的率先进行的货币史研究,由百濑弘作了发展。百濑很注意海外贸易对明清经济的影响,在这一关心之下,利用西文资料,对明清时代海外白银流入进行了详细研究(百濑《清代西班牙币的流通》)。关于清代的外交关系,矢野仁一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关系研究》等概说。

  在“历史学”领域的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这一时期还开始进行了以欧美社会科学理论为背景的中国社会研究。这即是,吸收明治时期以来中国情况研究潮流成果的中国研究者,致力于将其对中国的认识构成社会科学性体系化;同时,受过欧美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亦欲尝试将其理论应用于中国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与独特个性的庞大社会中去。这些,与其说是旨在发掘清代史实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意欲探明中国传统社会构造的社会性质论,它对战后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构造研究予以很大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作一介绍。

  社会学者清水盛光援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环节社会”这一概念,论证了中国社会乃是以宗族或村落等“共同体”的集合而构成的社会。同样,社会学者牧野巽利用族谱等,奠定了实证性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基础。中国方面社会团体的强大,可以说是当时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事情之一。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者佐野学,在狱中进行中国史研究,于1947年出版了全8册的《清朝社会史》,在其开头,作为旧中国固有的历史法则即举出了“中间性社会团体(宗族、村落、行会)优越的法则”、“国家与社会脱离的法则”等。强调社会团体强大的这些研究,另一方面亦有强调国家的专制性和官僚统治等见解。经济学者乎濑巳之吉,在其所著《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分析了清朝“军事国家”的经济政策。又,优秀的在野研究者橘朴,亦广泛利用小说等,论述了宋代以后的中国乃是“官僚阶级”统治的社会。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止局限于书斋中的文献研究,还盛行搜集契约文书和碑刻资料这类民间的原始资料,以及在农村和城市等做实态调查。根岸佶利用行会的研究,积极地评价了社会团体领导阶层的作用。关于城市行会,仁井田陞、今堀诚二的调查研究在战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仁井田与今堀合作调查了北京的行会,战后刊行了《中国的社会和行会》等著作。又,今堀根据内蒙等城市的调查,战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等三部著作。仁井田、今堀与根岸不同,其着眼点在于,行会等社会团体为封建社会的支柱,认为它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消灭之物。《清代地方城市(县城)的构造》一文,即阐述了今堀的“城市共同体”论。就农村的调查来说,福武直的以村落为中心的调查、林惠海的以土地关系为中心的调查等,至今仍提供了令人很感兴趣的论点。此外,战前、战中东亚研究所等机关收集的鱼鳞册和租栈文书等原始资料,则成为战后详细的土地制度研究的基础。鹤见尚弘的鱼鳞册研究、村松祐次的租栈研究、天海谦三郎的官地研究,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除研究者个人的调查之外,由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等调查研究机关所进行的有组织的调查,亦很重要。因篇幅所限,而不能作全面介绍。这里仅就有名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加以简单介绍。这一调查,是自1940年至1944年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农村进行的。先由东亚研究所提议,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有关人员为中心经其规划,由满铁调查部进行实地调查。该调查的特点是,与日本曾在台湾和东北地方所进行的旧惯调查不同,并非以获得立法和行政上的参考资料为直接目的,乃是依据新的方法进行的一种学术性的调查,以此为目标而被规划的。这一所谓新的方法,即是当时正引人注目的“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其欲探明的,不是记在文书上的法的条文或正在死亡的传统惯例,而是“在活着人们的脑子里并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现在的法意识”(该规划中心人物末弘严太郎语),立意贯彻这一新的方法,即是该规划的基础。这一调查报告,战后以全6卷的大部头由岩波书店刊行,观其内容即可明白,这一调查不是填写问题调查表机械性的调查,而是采取与农村中的实力人物或知识分子的问答形式而进行的调查。通过与农村人们的直接问答,也包括其回答中所包含的爱昧与龃龉,以期得知人们的现实想法。

  对这一调查,战后有各种评价。既有高度评价其学术性质和新的方法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其乃是以军队的力量为背景由占领者所进行的调查,并未弄清贫农阶层的情况,亦未抓住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革命动向等等,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这一调查给战后的中国史研究以很大的影响乃是不容置疑的。第一,该调查唤起众多的日本研究者,对仅以文献研究很难了解到中国社会中人们“活的”社会认识的关心。同时,第二,这一调查成为提出研究者做学问立场问题的契机。“所谓是进行纯学术性调查的这种意识,岂不是就作为占领者一员这点的反省反倒减少了吗?”一位研究者的这一批判,不仅对参与调查的人,对很多的中国研究者,都促使其就学问的客观性进行反省。

  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中引起最大关心的,可以说是围绕“共同体”性质的争论。对于日本人,认为传统社会中具有强大制约力的村落的存在,从本国的历史来看这是当然的。特别是援用欧美的理论,更设想中国为典型的共同体社会,这种看法十分突出。但是,实际调查的结果,未必证明了华北社会中有巩固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与日本或西欧等不同,中国社会之中没有共同体”,戒能通孝的这一争辩,对以往的共同体论发起了冲击。正如旗田巍在战后撰写的论文中尖锐地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围绕中国共同体的争论,并非只是学问上的争论,而是处于战争漩涡中的日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的课题,即,日本是亚洲型的社会还是西欧型的社会?又,日本应以什么样的社会为理想目标而前进?乃是有关这类实践性的课题。通过这一争论,以往的共同体论受到了冲击,然而,若是像戒能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没有共同体,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仅是由力量支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吗?使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又是什么呢?对这类问题的关心,亦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继承下来,色彩十分浓厚。

  关于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战后批评了其“停滞论”性质。的确,战前的研究与战后的研究不同,与其说是验证与欧洲共同的“基本规律”性的社会发展,恐怕毋宁说是更为关注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但是,战前研究的论点,作为“停滞论”而汇总批判的亦颇为多样和丰富。而且,战前研究中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和社会集团的关心,亦被战后的研究所继承,一直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色,当是不应忘记的。



三 “战后历史学”和“明清社会构造研究”

  如果对战败后的日本清史研究历程作一个大的概观,那么或其所关心的问题不同,或其研究的中心史料相异,则可分辨出几个研究潮流。这些研究潮流,虽然相互影响,但各自以其独特的方法集结很多的研究者,形成了战后清史研究的特征。今将其主要研究潮流,暂冠以“社会构造研究”、“满洲史研究”、“雍正史研究”等名称,在本节和下节加以叙述。当然未必属于这些研究潮流的其它实证研究的广大领域,亦是支撑日本清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因本稿篇幅有限,恕不一一介绍。详细的介绍请看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岛田虔次等编《亚洲历史研究入门》及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等,这里仅就日本研究背后所关心的问题焦点,对战后的研究史试作一回顾。

  领导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学问潮流,如今每每称之为“战后历史学”。何谓“战后历史学”?当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恐怕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核心,亦卷入其它潮流,同时并包括对日本社会近代化实践之关心这样一种历史学。“战后历史学”的所持道义性责任感,对与“近代”相联结的问题焦点之关心,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研究的展开,在相当部分的明清史研究者那里均具备这些特征。这里,把从这种关心出发而进行的研究,姑且称之为“社会构造研究”。有些人把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为前提、以明清封建制为中心而展开的研究潮流,与“京都派”相对比划分为“历研派”,而这当然不是与“历史学研究会”相等同的,所以,这里暂且笼统称之为“社会构造研究”。在中国史学界,认为战前的中国研究充当了支持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一翼,由于这种反省,所以,批判战前的“停滞论”、而欲在中国史之中来验证“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社会构造研究”潮流,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同时,经历了与西欧和日本近代化大不相同过程的中国史发展进程,其所谓“近代”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普遍适用吗?在中国史研究中则不免时常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可以说,“战后历史学”的特殊性质和问题点,均在中国史研究之中很突出地表现出来。

  关于明清社会构造研究,在岩井茂树对“资本主义萌芽”争论史的介绍中和檀上宽对“乡绅”争论史的介绍中(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均已作了详细叙述。又,明清构造研究其时期上的焦点是在明末清初,所以夫马进所写《日本明史研究述评》涉及清代的部分亦很多。因此,本文则不多触及具体的研究业绩,而拟以日本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的方法特征为中心作一阐述。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焦点,正如通常以“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概括的那样,是放在明末以后至清代的商品生产发展,和与此相伴随的地主土地所有的变化上。这即是,在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内部是否已经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动向?是否有封建制解体的动向?从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来看,可以说,它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相吻合的部分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日本的特点,与其说是注意查证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雇佣劳动,毋宁说更偏重于关心其作为农家副业的单纯商品生产(乃至小商品生产)的阶段。

  当然,亦正如岩井论文所介绍的那样,关于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研究也很多。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的明清史学界,与其说是对城市手工业,莫如说更对农村的副业性手工业寄予关心,而且是欲在农村手工业中探究其向近代发展的契机的。自西鳩定生的棉纺业研究开始,经田中正俊的生绢、丝织业研究,至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所编论文集的这一研究潮流,均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

  关于这种农村手工业,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似乎一般多理解为“自然经济”的范畴,与其说它自然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倒不如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或许在中国的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对农村手工业的关注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这一问题乃是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固有的特殊性质有关。可以说,日本的“战后历史学”认为近代化的关键是在农村的这种观点颇为强烈。人们认为,日本近代化的问题点,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是资本主义把残存着半封建性地主制和前近代性共同体的农村作为其掠夺基础很发达。由于地主制的基础是农民大众的贫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日本资本主义为寻求国外市场不得不发动对外侵略。因受到村落共同体的强有力束缚,而没有培育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因此,认为战前日本的近代化是畸形的,真正的近代化应是以农村的近代化为基础的。

  对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西洋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的研究,恰与这一主张互为表里。大塚对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其理论的特色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于城市工业和远距离贸易中探求,而是于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市场的日用品交易中探求的。大塚的论述认为,在封建制末期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副业性手工业和农民间的相互贸易,与城市的手工业和远距离贸易等相比较,规模虽小,但却是摆脱行会等束缚的自由平等交易。正是在这种基于自由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竞争中,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才成长起来。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首先重视农民的独立化的这种大塚的观点,与认定农村民主化和个人独立为“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的战后日本学术状况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与中国的研究者相比较,比起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本身则更注重关心农民经营的独立化,这种情况,可以说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默默相通,反映了与之共同的对如上所述的现实性问题的关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虽然继承了“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成果,但将其焦点向权力构造和政治过程方面问题转移。而这,并非只是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动向,可以说仍然是日本整个“战后历史学”共同的动向。与反对修改曰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一起拉开序幕的60年代,乃是由于“高度经济成长”而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社会变动时期,同时亦是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等极为活跃的时期。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关心.遂超越社会关系的近代化而扩展到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问题。“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阐述的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问题,60年代以后,遂与国家和政治等问题结合起来。这一新动向,一方面以清朝国家论,另一方面则以人民斗争史研究表现出来。

  在“明清社会构造研究”中,明清时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一点,大体为其共同前提。但是,中国的地主制并非是西欧封建制那样的领主制;而中央集权性专制国家又长期存在,对其进行阐明乃是一个难题。尽管存在中央集权性国家,为什么又可把当时的中国称为“封建制?”“封建性”地主制度与专制国家又是如何相结合的?在认真地致力探索这一显示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过程中,赋予60至70年代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特征的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论等出现厂。16世纪以后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一方面赋税徭役的赋课基准向土地所有额一体化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乡绅势力日益增大,对这一发展趋势,小山正明和重田德极为关注。重田认为,通过这些变动,中国的国家构造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标榜“一君万民”的国家,实际上无论是在赋税与徭役的征收方面,还是在对人民的统治方面,都不是对一个人一个人的人民进行控制,而是寄生于乡绅地主之上的一种存在。重田论道,虽未形成西欧那样典型的领主制,但正是“未能领主化的封建统治者,在集权国家的保护伞之下,以事实上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施展的统治”即乡绅统治,才是特殊性的中国封建制。在战前的日本,曾对宗族等社会集团及其领导阶层持以强烈的关心,而重田的乡绅论,则于战后盛行的封建制论的框架中论述了其应有地位,就发展阶段沦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权力问题相结合这一点来说,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在明末清初封建制才开始形成这一小山、重田的主张,受到众多的批判,但60至70年代在日本的明清史学界集中进行的围绕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权力的讨论,乃是受小山、重田的问题提起而致力于探讨明清时代国家构造根本变化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小山、重田的研究给予这一时期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曾给予史学界以冲击的小山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以及有关赋役制度的一系列论文,最近汇集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重田的乡绅统治论收录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探讨明末清初赋役改革的滨岛敦俊和川胜守的研究,又,从荒政问题论及国家构造的森正夫的研究(《16至18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等),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时期明清国家论研究潮流的。

  上述国家构造问题相并列,而显示了60至70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新拓展的,是对于人民斗争的观点。“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的研究,虽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但同时,对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体制变革相结合的生产者的斗争,当然亦是注意的。有关抗粮斗争的横山英的研究,田中正俊的《民变•抗租奴变》的研究等,即是其例。但是,这些研究,对以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的阶级斗争注意的结果,给经济上先进地区的抗租、抗粮等日常性经济斗争以很高评价,另一方面却有这样的倾向,即,对以饥饿为契机的流寇性叛乱,以及缺乏社会经济性口号的宗教性叛乱,并没怎么加以注意。例如,关于嘉庆的白莲教叛乱,铃木中正虽于1952年出版了其大作《清朝中期史研究》,但却把这种叛乱看成是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由扩大了势力的“反社会分子”所引起的,认为其未必有进步意义;而推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学者们,对白莲教反叛这样的宗教叛乱,也没怎么加以注意。对此种情况从正面进行批判、主张宗教叛乱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小林一美的研究。小林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指出抗租、抗粮等经济斗争本是自动地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由于存在这样的前提,结果出现了对民众斗争只从生产力的观点来理解,而有轻视政治性叛乱其独自意义的倾向。而且,并不是经济上先进地区的经济斗争,而是在边疆地区发牛的作为宗教叛乱的白莲教反叛之中,超越个别的经济上利害而展望着新的共同性世界,看到了对抗国家权力的革命性方向。小林本身一直是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中从事重要工作的研究者,小林的这一论文,亦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自我批判。这一论文,给很多的明清史研究者以冲击,如其后出现了滨岛敦俊的城隍庙、民间信仰研究,森正大的无赖结社乌龙会研究等,可以说它成为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民众意识和宗教问题抱有关心的契机。1970年创始的“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集结的研究者,出版了《中国民众叛乱的世界》正、续集,致力于捕捉民众的精神世界。在清史方面,小林之外,相田洋亦阐述了与叛乱相关的民众意识问题。

  小林的这种论述,亦与60年代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人民斗争”研究相关联。狭间直树和石田(山下)米子等,对以农民的独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展这种经济上的发展过程为基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向进行了批判,而认为应重视人民的斗争。按狭间说,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主力并不是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势力,而是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掠夺、成了“资本奴隶”的中国人民。狭间等的论说,乃是倡导取代经济发展论,以人民斗争这种政治过程为基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他们的观点,亦给里井彦七郎和田中正俊等上一代的研究者以很大刺激。而田中正俊的《西欧资本主义与旧中国社会的解体》等论文,虽亦接受狭间的见解,但作为支撑“资本奴隶”斗争的条件而强调明末以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欲通过这一探讨,在商品生产研究与人民斗争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桥梁。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的研究,通过“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直接继承了其对社会构造和民众意识的关心。但不能不说,70年代以前的赋予“明清社会构造研究”以特征的“封建论”,以及支撑它的那种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关心,已经退潮了。对这种变化应如何评价,看法恐怕多种多样,关于这种变化,拟在本文第五节叙述。



四 满洲史研究和雍正史研究

  以上所述“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潮流,在理论方面一直领导了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这恐怕是谁都承认的。但是,当然不能仅以这些研究来代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曾存在来自实证研究方面的对“社会构造研究”理论方向本身之强烈批判。例如,安野省三曾称赞北村敬直关于宁都魏氏的洋细的事例研究,与此相反,对小山正明等的地主制研究,则认为其是在致力于阐述抽象性的概念,而在勾画具体的社会面貌上是不成功的,持批评态度。一般认为,这种议论尽管没有采取明确的批判形式,却是相当多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共同看法。

  “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虽亦把国家的研究纳入其中,且很活跃,但其研究的基本态势,始终是欲从地方的阶级关系方面来阐明社会构造的。在史料方面,自西鳩定生的明代棉纺织业研究以来,也是利用地方志和文集等。而另一方面,想从满洲民族的政治活动和统治形态,乃至皇帝政治的实态来阐明清朝的时代性质的潮流,成为战后清史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若不误解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是从“下面的视角”出发的;而这些研究则是从“上面的视角”出发的。

  满族研究方面,以战前的丰富的研究积累为基础,通过神田信夫、三田村泰助、安部健夫、石桥秀雄、松村润、河内良弘、细谷良夫等人的钻研,实证性的研究得到发展,成绩斐然。从事“社会构造研究”的研究者,几乎没有阅读满文的能力,而与此相反,满族史研究者运用其满文的解读能力,对《满文老档》、《实录》、《起居注》,以及奏折和其它档案类等,进行了详细的史料性研究。关于人关前的女真社会和八旗制度等亦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像中国方面的研究那样,使用奴隶制或封建制这类概念的研究,则未必很多。日本的满族史研究的特征,可以说是在于运用其对史料的丰富知识而进行的史实考证上。神田信夫的论文《满洲国号考》、三田村的论文《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等,都是其例。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出现了分离成满族史研究者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者这样两个团体的倾向,二者之间交流很少恐怕是一个问题。其理由,恐怕是由于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和方法论各不相同等种种原因,致使关于满族统治阶层的实证性研究,与从社会构造论立场出发的清朝国家论几乎没有结合而原样并存,令人遗憾。在这一意义上,宫崎市定的《清朝官方语言问题的一个方面》等,以及后述的雍正史研究小组的几篇论文,将民族问题与国家构造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则十分宝贵。

  在日本史学界,研究者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各样的“研究会”,对研究的推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战后清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会,举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1944年以来,以安部健夫、宫崎市定为中心历经20余年所举办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当无异议。据宫崎言,该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亦有既无暑假也无寒假全年持续不断的年份”,可见当时的研究热情。在该研究会,集结了佐伯富、岩见宏、荒木敏一、寺田隆信、小野和子等以京都大学出身为中心的众多的中国史研究者,通过集体讲读史料这种研究形式所产生的颇有分量的研究,经过《东洋史研究》杂志四次特集的刊载,于今汇集为《雍正时代的研究》一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明清卷所收录的安部健夫、宫崎市定、寺田隆信的论文,即均为《东洋史研究》的《雍正硃批谕旨特辑号》所登载之论说。

  在当时,能够利用的档案有限,《雍正硃批谕旨》则不仅是对清朝的中央政治,也是通过地方官的数量庞大的奏折而能对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实态进行详细阐明的稀有资料。上述的“社会构造研究”,虽亦欲阐明清代的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其所描述的清朝国家形象,在理论上所赋予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而另一方面其具体形象却十分欠缺,不免有抽象性国家形象之嫌.与此不同,“雍正史研究”,则是通过以雍正帝为首的富有个性的政治家们活生生的群像,而阐明了当时社会问题的各个侧面。宫崎当描述雍正帝这一天下无比的“独裁君主”之际,对他的素朴与好胜,辛辣与人情味,欲竭尽全力实施善政,以及在康熙、乾隆的盛名之下而被埋没了的命运,并不想隐瞒自己的满腔同情。宫崎在论述清朝的“独裁君主制”时,与其说它是国家制度上的概念,莫如说他们心中所描述的乃是活生生的“独裁君主们”。

  当然,这一研究会所集结的研究者,未必都是对清代的时代性质,例如“近世论”,持有共同的见解的。例如,像寺田隆信那样的研究者,从时代划分来说毋宁说是赞成封建论的;又,各人本来的研究课题亦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人们觉得这一研究团体似乎持有一种共同的学风。据笔者看来,这即是,与缜密地论证关于社会构造的理论性假说相比,他们更关心当时的社会问题、国家政策、各个皇帝和官僚及知识分子的动向等这类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是限于单纯的事实考证,而是重视对时代气氛的直观性感受。“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由于是靠运用抽象性的概念阐述的,所以很容易给人一种难解的印象,与此不同,“雍正史研究”团体的研究,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宫崎面向一般读者所著的《雍正帝》一书,以豁达流畅的笔调,描绘出了那之前一直被康熙、乾隆两皇帝的巨大形象所隐没了的雍正帝的人物形象,该书与宫崎的《科举》、《鹿洲公案》等启蒙读物一起,对一般读者的清代史形象之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这种启蒙方面的功绩,亦有必要加以注意。


五 八十年代的新展开

  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社会构造研究”为首、以几个重点为中心而展开的以往研究相比,可以看出80年代以后的研究趋势是问题关心的分散化,向心性减弱化,当是不能否认的。从宏观上看,整个日本的历史学,赋予“战后历史学”特征的那种对近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的关心,越来越淡薄了。替代近代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而构成的这种理想形象的是,强调在现实的欧洲近代社会中,自古以来的社会团体及精神依然存在,具有生命力;所谓“近代化”,与其说是人人获得自由,毋宁说是因有形无形的强化管理的人们作为国民而被驯化了的过程;欧洲的近代社会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念,也因现实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动摇起来。对把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原封不动地套到其它领域这一作法,白过去以来,一直受到很多批判,而现在,不仅是对“基本规律”,对“发展史观”一般也是存在怀疑气氛的。

  一般认为,与对战后历史学所共有的理论前提、伦理信念发生动摇的同时,清代史料的确极为丰富,也是促使其对问题的关心分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在宫中档的原件不能利用的时期,《雍正硃批谕旨》作为详细研究清代政治实态的稀有史料,在其周围集结了众多的研究者。但是现在,以台北和北京的硃批奏折为代表,出版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且,研究者在中国档案馆利用原件进行研究也容易多了。可以说,这种情况也成为研究者对问题关心多样化的一个背景。

  关于80年代以来日本清代史学的研究情况,即研究者失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埋头于个别的实证研究之中,对这一变化过程,恐怕不应给予否定的评价,或者在这里会发现形成新的研究方法的积极动向。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是难于进行正确评价的,但以下想就最近研究中富有特色的观点及其问题点,简单地叙述一下个人的见解。

  80年代清史研究的特征之一,可以说是对战后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对“明清社会构造研究”赋予特色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种主张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富有个性的特殊性质的关心。战后“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所要克服的对象是,与发展的西方社会相对,把停滞性的中国形象放到了它的对立面,即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因此,论证在中国也能看到与西方基本上相同的发展过程,便成了其主要课题。当然,此时亦并非不注意中国社会之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质,但所谓这种“特殊性质”,也是指“亚洲专制国家的延续”、“亚洲性血缘主义”、“家长式奴隶制的延续”等,乃是从西欧历史上所代表的“本来的”社会发展模式来看有所偏斜或脱离之处,是以此宋理解的,这一倾向不能否认。与此不同,人们认为现在研究之中的中国社会个性论,则包含着对以西欧为基准来评价中国历史作法的根本性批判。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在以《近代中国的形象岂不被歪曲了?》为题的论文中,以对洋务派的评价为例,对欲以欧洲近代为基准来评价中国的近代这种日本的研究动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按沟口说,西欧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的近代,都是以各自的前近代独自的历史为母胎而成长起来的,都包含着其各自的优点和问题点,而具有独自的个性。他认为,日本的研究者过去对与欧洲不同的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质,有时认为是落后的东西而给予否定性评价,有时又认为是超越欧洲近代的而加以理想化,这种与欧洲相对比的急急忙忙的先进与后进、优与劣的价值评判,一直阻碍了客观地把握中国以及日本的历史。

  沟口的批判,乃是针对沟口自身以及其他研究者一直共有的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某种意义亡也是自我批判。但是,对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关于中国社会的独自个性这一讨论,可以说成了当然的前提。对于他们,与中国社会朝着欧洲式的“近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及其道路相比,清代社会的人们考虑什么,又如何行动的,其独特的方式等这一方面才是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论及有关“发展”的研究,过去仅这一点就有成为批判对象的可能,但现在未必如此。以文化人类学为例,过去则视其为“不关心发展的非历史性方法”,在中国史研究界常被否定,而现在,在年轻的研究者当中,明确表示对文化人类学关心的人们,以上田信为首为数甚多。与其急急忙忙地去论证“发展”,莫如虚心地去努力解释中国人共同固有的社会认识,理解了人们的想法才能理解他们的行动,难道不应如此吗?所谓“社会的发展”,难道不应以基于他们固有想法的社会行动之综合结果来说明吗?

  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忽视清代社会大的变化。但对这些变化,则很少像过去那样,用“封建制的解体”、“封建制的形式”这类形式来说明了。年轻的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例如,拿经济史来说,则是清代的市场构造及清朝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所反映的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岩井茂树、黑田明伸、山本进),货币和物价等动向所反映的清代经济状况的变化(足立启二、岸本美绪).再从社会史来看,则是伴随人口的增多所出现的移居和开垦,以及在新开辟地区社会形成厂怎样的社会集团,其地方社会秩序又如何发展下去这类问题(上田信、山田贤),或是从明末至近代时期地方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社会活动(夫马进、大谷敏夫)等。他们的问题关心,似乎更可以说并不是这些变化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这种宏观性的发展阶段中何处占有位置,而在于具体阐明带来这些变化的诸项条件和当时人们的行动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潮流,当然不是已确立了取代以往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的方法论,或许应该说,它尚处于混沌状态。但是,在这种新的动向之中,认为重新审订过去不言白明一直通用的“发展”、“统治”、“权力”等基本概念是很重要的。怎样才能科学地证明社会“发展”理论?所谓“统治”,所谓“权力”,到底是什么呢?尽管战后明清史学界的向心性结构如今确呈分崩离析之势,但期望它不是对方法论的不关心,或是与关心的无止境分散化相关,而当是朝着向构筑将来的新方法前进的一个过程。

  本文与其说是对日本的清史研究从整体方面作一适当介绍,毋宁说是重点放在叙述迄今引导日本研究者问题关心的变迁。日本的研究者不易“客观性”地进行清史研究。相信这是日本研究的短处同时也是长处。日本的研究者是通过清史研究而致力于探讨自己所面临的现实课题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日本的研究之际,若能不仅只对其所论证的事实表示关心,同时对日本的研究者为何研究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持有兴趣的话,则十分幸甚。笔者能力有限,见解错误或介绍偏颇之处一定很多,希望批评指正。




  附录:

日本清史研究文献目录(原则以著书为限,以汉语拼音为序)
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创文社,1971年。安野省二:《地主的实态与地主制研究之间》,《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
百濑宏:《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1980年。
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朋友书店,1978年。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中国村庙杂考》,《近代中国研究汇报》,五,1983年。
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大塚久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弘文堂,1944年(《大塚久雄著作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9年)。
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
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船舶带人日本文献之研究》,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1967年。
岛田虔次等编:《亚洲历史研究入门》全5卷,同朋舍,1983年。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上、下,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
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大安,1960年(汲古书院,1973年)。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大安1967年(汲古书院1973年)。
东洋史研究会编:《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舍,1986年。
服部宇之吉:《清国通考》,三省堂书店,1905年(大安,1966年)。
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大雅堂,1946年(《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根岸佶:《中国行会研究》,斯文书院,1932年。
《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和平书房,1947年。
《上海的行会》,岩波书店,1951年。
宫崎市定:《亚洲史研究》一至五,东洋史研究会,同朋舍,1957—1978年。
《亚洲史论考》上、中、下,朝日新闻社,1976年。
《科举》,秋田屋书店,1946年(修订重印版《科举史》,平凡社东洋文库,1987年)。
《科举》,中央公论社,1963年。
《鹿洲公案》,平凡社东洋文库,1967年。
沟口雄三:《方法论上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鹤见尚弘:《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姜镇庆等译中文版),学苑出版社,1989年。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1955年。
横山英:《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构造》,亚纪书房,1972年。
戒能通孝:《法律社会学诸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戒能通孝著作集》第四卷)。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下,东洋文库,1953年。
今堀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
《中国封建社会的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
《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
《中国封建社会的构成》,劲草书房,1991年。
井上陈政:《禹域通纂》上、下,大藏省藏版,1888年。
橘朴:《中国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年。
林惠海:《中国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有斐阁,1953年。
作者:岸本美绪 栾成显译

资料来源:《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