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other sharp critique of New Qing History this time from the pen of Yang Yimao (杨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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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

杨益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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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旨在对清代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恢复其真实面貌,进而探讨内在的、规律性的问题,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然而,近年来,几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新清史”则令人茫然。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所谓以“新四书”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以下简称“新清史”)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颇有重新研究或改写“清史”之势。如果就客观的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提法尚欠考虑,因为清史客观存在,无所谓新旧;如果说“新清史”标榜的是学术研究上提出了新观点或新发现,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三强调”以旧充新

  从清史研究角度看,“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其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出“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方面讨论。

  (一)“全球化视角”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缺乏全面的世界观念,但仍然通过一些渠道,对域外世界有所了解。当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用“新清史”的说法,中国人开始采取“全球化视角”看待外部世界,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日本等地,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二)“满洲因素的重要性”

  “新清史”宣称“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不够。在清王朝历史中,“满洲”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其创立的八旗等独具一格的军事、政治制度,所强调的“国语”、“骑射”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可以说,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

  在我国对清史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早在清代,统治者就曾花费很大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未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新清史”一再强调所谓“满洲因素”,实在是乏善可陈。

  (三)“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在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视和利用满语、满文资料的就是中国学者。满语在现今生活中已经基本消失,但满文仍大量存在。清代统治者为保存自己的历史,很早就采取措施,对满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满语发音进行核对,将满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翻译为汉字等。这为学界利用满文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对清史研究而言,《满文老档》等是研究清代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早在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就已开始翻译和利用。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术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等,出版、刊载了大量汉译满文资料。现在,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和满族史的机构和人员不断涌现,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何须再由美国“新清史”学者一再提醒和强调?

“满洲异族论”罔顾事实

  在“新清史”学者的“三强调”之中,核心是清代民族和边疆问题。他们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欧立德宣称:“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进而提出“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从而将中国与“清朝”分开;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中国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后金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曾是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员,历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乃至被明王朝晋封为龙虎将军,担负为明朝管理下属、守卫疆土的职责。“新清史”将“满洲”称为中国之外的“异族”,缺乏事实根据。

  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都是“侵略”,它所建立的王朝自然成了“帝国”,中国也只能是其中一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近代国家观念在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均是如此。

  其次,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或兼并的这些政权,并不都是汉族政权,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也不都是汉族。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皇帝,康熙甚至以身为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为荣。晚清时期,为抵御外来侵略,“满洲”不仅将西方侵略者称为“夷狄”,而且与之进行长期、艰难的斗争。这种斗争无可辩驳地是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斗争,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权益的斗争。“新清史”将清王朝统一中国歪曲为“侵略”,又不顾事实,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恐怕“满洲”自己都不会同意。

  最后,尤具深远意义的是,当面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驱除鞑虏”口号时,清帝不仅退出帝位,而且期望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因此,“新清史”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事实,又误导广大民众。其客观效果,只能是分离中国各民族关系。

“满洲中心观”一叶障目

  “新清史”领头人物罗友枝1996年向何炳棣发起挑战时,提出所谓清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和“满洲中心”对立问题。她主张“采用满洲中心而非汉族中心视角”来研究清史。欧立德甚至断言,“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

  事实是,中国清史研究基本忠实于历史资料,没有所谓以“汉族”为中心或从“汉族”视角研究问题,而是如实研究和复原了下列问题:清代历史上的满汉关系;“满洲”自始至终占据统治地位,汉族及其他民族处于下属或服从地位;清王朝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权益的分配;各民族关系,等等。

  就“新清史”宣称的所谓“满洲中心”或强调“满洲视角”来说,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出发点不应是哪一个“民族”或“族群”,也不应该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或某一种文字记载。如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展示受命于天,极力切割与明王朝的联系,刻意抹杀他们曾经臣属于明王朝的历史。在清人撰写的《明史》中,读者看不到“满洲”臣服于明王朝并称臣纳贡的记载。而在明王朝实录(如《明神宗实录》)和官绅记载中,却有这些内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应该相信《明史》,还是相信《明实录》及时人的记载?自有公断。“新清史”企图以“满洲中心观”为视角,或仅强调利用“满文资料”,则很难看到这一历史真相。

  “新清史”从“满洲”视角出发,很大程度上否认“满洲”“汉化”,并以此作为强调清朝与中国区隔的基础。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沟通、了解、相互影响、融合的时期。清入关前和入关时,强迫汉族民众剃发、易服,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满洲”占据统治地位后,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高压政策,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国语”、“骑射”。但是,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满洲”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民众也在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

  “满洲”发展初期,仿照蒙古文字,创立满文。入关后,学习和承袭明朝统治制度,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招徕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等。同样,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也加入八旗,与“满洲”并肩作战。这说明,各民族整体上走向新的融合。但也不容否认,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占有巨大优势,中原地区的“满洲”也在潜移默化中演变。如果说“满洲”完全汉化,不符合事实,但“新清史”完全否认满洲的“汉化”,同样也不符合事实。

肆意歪曲历史真实

  “新清史”学者将清王朝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原地区,二是亚洲腹地。中原地区指汉人集中居住的“中国”,“亚洲腹地”则指新疆、西藏、蒙古及东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按此逻辑,“新清史”认为中国不能与清朝画等号,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有关“中国”与“清朝”的关系,已有诸多史学家对“新清史”的诡辩进行了有力回击。这里要强调的是,“新清史”将清王朝的“亚洲腹地”即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排斥在“中国”之外,别有用意。

  清王朝经历康雍乾三朝,基本实现统一,不仅奠定了广阔疆土,而且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边疆民族的认可与欢迎,边疆地区的新疆、蒙古、西藏等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清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不单是军事征服,也包括政治联姻、宗教共享、经济互惠、文化交流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王朝声望日隆、大一统局面呈现时,有的民族甚至主动请求归顺。乾隆时期,远在中国西北边陲之外的哈萨克曾明确请求归顺清朝,乾隆帝出于历史传承的考虑,并未接受。需要郑重指出的是,清王朝对疆域已有精确表述。在《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著述中,记载了不同时期清王朝疆域的变化及管理方式,但从未将自己的领土划分为“中国”和“亚洲腹地”。

  清王朝依据各地、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宗教和习俗,创造性地实施不同管理制度,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用各民族便于接受的方式实施统治和管理,八旗驻防与省府州县管理相结合,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度,对新疆实行将军及伯克制度,对东北地区则实行将军管理制度,对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和黄教宗教领袖管理制度,对西南地区采取驻地官员与土司并存制度等。但不论管理方式如何,始终维持和保证了清王朝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盛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清代史料中,我们从未看到如“新清史”那样将版图与臣民分为两类的记载。“新清史”使用“亚洲腹地”一词,看似有“世界视角”的“新意”,实则歪曲清代疆域与主权的真实面貌,不足采信。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但创新必须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超越”,而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标榜。它需要对研究对象深入了解与剖析,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名词或概念。历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要凭事实讲话,一旦离开真实可靠的、全面系统的资料,任何观点、思想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就清史研究来说,仅靠“满洲因素”就期望对“清史”得出全面性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不全是“满洲”组成的,还有数量远远超过“满洲”的其他民族。“新清史”忽略甚至根本不考虑其他民族或群体,不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就对中国历史妄加评论,显然缺乏基本常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