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Chen Shangjun (陈尚君) on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s a crucial perio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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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陈尚君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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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俯瞰中国近二千年历史,就不难发现,汉唐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则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

南宋中叶以前,民间说书讲五代史比讲三国史更受欢迎,因为那是近代史。程朱理学掌握思想界后,说五代时期没有正能量,没有值得歌颂的人物,不像三国时期那样有蜀汉之正统与曹魏之僭夺,忠勇的关公和奸雄曹操,于是形势颠倒,直到易中天出来说三国而不变。但如果我们俯瞰中国近二千年历史,就不难发现,汉唐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则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

从欧阳修以后,几乎所有史家都认为五代十国是乱世,确实不假。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只有战国、十六国时期曾经有过如此长时间的动荡割据。但如果仔细阅读史料,则不难发现,真正血腥的战乱发生在唐末三十年,到后梁受唐禅,割据形势已经完成,五代五十三年,只有局部战争,没有全国范围的动乱。虽然五代十四帝(含梁郢王友珪,改元凤历,在位八个月,时间比唐闵帝、周恭帝都长)如走马灯般变换,但几乎每一位登基者都在为寻求长治久安而努力,当然他们都没有取得成功,取得成功的是从幼儿手上掠得政权的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十国之乱乃局部之乱

五代之名起于宋初宰相范质纂《五代通录》,十国之说则迟至欧阳修《五代史记》中的《十国世家》,以及同时而未及相谋的刘恕撰《十国纪年》。也就是说,现在通行以五代十国称呼的这个时代,名称的确定是在其结束百年以后。其起讫时间,严格说是从唐亡到宋兴的五十三年,宽泛些说,则可从乾符五年(878)沙陀集团在代北的兴起,结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败亡,凡百年有奇。五代为梁、唐、晋、汉、周五朝,向无异说。虽然其间有半年多由契丹控制中原,从浙江、福建都曾发现会同十年石刻来看,其权威也得到了蕃属的认同,如果不是耶律德光意外染病,急遽北归,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种面貌。毕竟时间甚短,政权未稳,自可不计。

十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后人多沿欧阳修的说法,以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为十国,其实细细加以推究,却大有问题。以上十国,确实称帝开国者为前蜀(国号汉)、后蜀、吴、南唐、闽、南汉、北汉七家,楚和南平则始终处于世袭藩臣的地位,没有称帝,也没有开国,而且南平仅控荆南三州之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家,估计因为其入宋后有几位著名文臣,留下的记载也较多,不似一些边裔政权无可言说,因而得以厕身十国之列。比较复杂的是吴越钱氏政权。其子孙入宋后很活跃,留下许多记录,有以小事大、不逾规矩的良好记录,也有保境安民、士庶拥戴的美丽童话,至今矗立在西湖边的保俶塔也为此作了最好的证明。据说欧阳修因与钱氏子孙不快而故意在修史时说钱氏的横征暴敛,惹得钱氏子孙至今还在喋喋不休地加以辩说。但从南宋起,杭州和吴越故地发现许多当年石刻,证明钱镠曾先后用过天宝、宝大、宝正年号,国号大吴越国。浙东出土瓷墓志,还有大吴国的记录,则是出兵助周功取苏、常后有意扩大疆域的孑遗。其实在此十国以外,还有一些没有入选的政权。最显而易见的是契丹,其勃兴与五代相当,但因一般视为四夷,且与北宋周旋始终,后来自成正史,宋人也不敢小觑它。确实称帝的是大燕刘守光,可惜仅撑持两年多就挂了,就如同现代举重没有亮三盏白灯,就不算成功。李茂贞的岐,地盘、时间都够格,可是他后来态度很好地接受改编,子孙也不在意转移阵地,因此也不及格。

 

世人多认五代十国为乱世,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也对,也不对。其实对唐王朝近三百年基业进行彻底破坏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唐末三十年。王仙芝、黄巢的叛乱席卷大半个中国,号称冲天、均平的金统政权,其兴也勃,其败也速。韦庄《秦妇吟》的记载虽非实录,但也不会全出虚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革命虽然显得轰轰烈烈,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破坏也空前惨烈:“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郑畋颁檄四方,请诸镇勤王,黄巢是平定了,放出魔瓶的恶魔却再也无法收回。中和以后的二十多年,天下战乱,尤以京畿、都畿、淮南、剑南诸道最为惨烈,河东、河北、岭南、山南诸道次之。到天复、天祐间,大的割据形势已经形成,占据绝对优势的以朱全忠为首的宣武军事集团得以禅唐而建梁。五代五十三年,虽然战争几乎每年都有,但多数是局部战争,较重大的是梁与河东的长期对垒,后唐伐蜀之役,契丹助石敬瑭灭后唐之役,后晋与契丹之战及契丹入汴,周世宗伐淮南,等等,战争规模和破坏程度都不及唐末混战。

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分析,五代到宋初共发生十五次政权更迭,其中属于正常继承仅五次(唐闵帝、晋末帝、汉隐帝、周世宗、周恭帝之继位),外族入侵一次(契丹灭晋),军事战胜一次(后唐灭梁),而因为禁军哗变之类的政权更变则达八次之多,即郢王友珪篡位,梁末帝继位,唐明宗继位,唐末帝夺位,晋高祖灭唐,汉高祖创汉,周太祖建周,宋太祖代周。禁军将领内备宿卫,外领藩镇,权势煊赫,威移人主。参与拥立的禁军,无论蓄谋已久,或是事出仓惶,得预其事者,自能多分一杯羹,易代之际未预其事者,只要弃旧拥新,多数都可以继续带兵。这样的好事,当然大家都乐观其成。后人评五代之际君臣之义薄,道德无底线,确是事实。但新朝对拥兵实力者之承认,实力者对旧主之轻忽,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长期战乱的发生。

 

渣滓代代有,五代特别多,君主出身卑微,子嗣文采风流

唐宋社会转型,最根本的变化应该说是汉魏以来士族社会结构解体所带来的变化。

中国中古社会从汉魏以来,士族社会始终具有超稳定的存在结构。五胡十六国的破坏虽然巨大,但一部分士族退居南方而得到新的成长机缘,留居中原的士族也在与异族统治者的斗争和协调中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军功贵族形成新的家族势力,逐渐成为新的士族阶层,从北朝到唐初这一趋势非常明显,但也逐渐与旧族达成妥协,共同占据社会的主流地位。唐初以来编次《贞观氏族志》《大唐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等书都具有这种意义。从20世纪出土的大批唐代墓志可以看到,家族墓群世代维系,规模宏大,士族间婚姻关系稳定,家族礼法传承有绪。唐代实行科举制、鼓励军功贵族等举措,带动了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但从唐后期牛、杨家族的资料来看,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的下层士人也很快形成新的家族势力。保存在《戒子通录》中的柳玭《柳氏叙训》保存了唐末大乱前旧士族门风的可贵记录。柳家最有名的人物是柳公权,但这一系逐渐坐大到柳公绰、柳公权的出场,也就两三代人,但其居家、立朝、交友、婚姻等一切行为,无不以山东旧族之规范严格约束,绝不踰越。

唐末的军阀大混战,其血腥残酷程度是惊人的,尤其是中原地区,占据中原数百年的世家大族遭遇无数次的屠戮,家族产业沦丧殆尽。部分代表人物在朝廷坚守,最后被投入黄河浊流,苟存者只能委曲求全,稍识时务者或知躲避南方。唐末大割据中仅襄阳赵氏出身旧族,其他大多为底层军将,如钱镠、杨行密;或出身卑微,如朱全忠、王建;或有商人背景,如南汉刘氏;或为胡人蕃将,如代北沙陀、夏州党项、府州折氏等。书写五代十国历史的这些人物,正面书写是英雄豪杰,客观记录则本属地痞无赖,社会渣滓。时代造就英雄,渣滓可以成就大业,从汉高祖刘邦到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如此,只是五代时期密集一些罢了。

虽然五代十国大多君主都出身卑微,家族孤弱,文化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以往世家大族之文采风流,道德仪型,都为他们所向往,所推崇。就我所知,五代十国时期没有一个君主颁发过要剿灭世族的文告,相反,在官员选择任用方面,对出身旧家,特别是了解朝廷礼仪、行事规范者,一直给以特别的重用。如唐庄宗挑选韦说、豆卢革等为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旧士族的背景及其在社会上的号召力。但其时士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经失去,他们的家族势力和优裕从容的生活环境,都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些旧族人物虽然仍得到优礼,但其学问、人品以及进退之间的风度,大都显得猥琐而低下,不复能够重显往日的风范。经过五代连续的政治变动,尽管也有一些士族依附地方军阀,得到新的晋升机缘,但与永嘉末的社会动荡不同,旧士族在此期间并没有获得重新结集复活的契机。士族残存势力虽仍有一些孑遗,但很有限,不断进入政治核心的下层人物,以及在地方势力整合中形成的新的家族势力,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到宋代,可以认为旧的士族势力已经完全消退殆尽。

世家大族的家族人脉和利益均享,也是许多武人蕃将所极其向往的。河东李克用和蜀中王建不约而同地采取义儿制,来笼络军将,增加亲情,可以认为是相对孤寒的家主对世族制度某种程度的模仿。日本学者已经作过分析,义父、义儿的结成与年龄或年辈都无关系,事实是宗主与部属之间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结成的相对密切的人际联系。

另一方面,出身卑微的君主对于子嗣的教育,也都按照世族的文化修行来加以培养。这一时期最有趣的情况是,戎马一生、位登九五的老军头,为了培养儿子能够继承他的江山,大多会礼请旧家宿儒来培养教导,其后嗣很快就完成了身份的转移,成为文采风流的人物。类似的例子至少可以举出前蜀后主王衍,唐明宗嗣子秦王从荣,后蜀后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以及吴越钱氏三代五主。文武全才的庄宗李存勖无疑是皇二代中的佼佼者。他虽然无论作主帅还是做皇帝都有些英雄豪赌加游戏的心态,但与梁的长期战争,特别是孤军长途奔袭灭梁的经典战例,不能不承认他的军事才能。他的几首存世小词也很有情调,他的演剧情结在中国史上尤为罕见。空前的成功无疑冲昏了他的头脑,最终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南唐二主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吴越钱氏入宋后成功完成文化转身,其后裔绵续到当代,成为中国近千年最成功的文化世家。就皇位继承人的成就来说,第一当然是周世宗,因为周太祖郭威罕见的三娶再醮妇,让早年盘桓社会最下层的他鬼使神差般地攀上权力顶峰,若非天不假年,真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另一位是后蜀孟后主,主蜀三十多年,文采和能力都还可肯定吧!

 


图片说明:南唐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反映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下棋的场景。

 

汉魏世家大族诗礼传家是表相,最根本的是大家族之间通过婚姻、官宦等因素结成的强大政治网络,以及世代仕宦造成的对政权和土地、庄园、产业之掌控。这一切经过唐末五代近百年的社会大变动,已经从根本上拔除,无从恢复。唐代实行科举制,让一些有才华、能力的下层文士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但每年进士录取人数很少,仅打开一条门缝,无法改变大族掌控政权的大局。五代时期科举制度墨守旧规,并无新意。入宋,根本改变科举、任官和禁军制度,其要点是扩大进士录取比例,以糊名、锁厅、誊录等措施防范作弊,以殿试增加进士的权威,以贬抑荫官的进官道途,减少大族显宦世袭官禄的可能,以官员的三年轮换,以及文人主军,将兵轮换,防止军阀坐大,这些举措适应了百年大变动后的社会重建。

 

五代政权更迭中文臣武将的区别

《旧五代史·冯道传》载,晋高祖曾以用兵事问冯道,冯道认为“讨伐不庭,须从独断”,即是否出兵讨叛,均请高祖裁定,自己决不参与意见,且说:“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陈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就是说自己虽然是宰相,但本属书生,不知兵事,且按照梁、唐以来的习惯,宰相不问军事相沿已久,自己绝不逾越。还说在前朝,明宗也曾就此见问,自己也如此回答。这里冯道当然不是批评晋高祖违规,而是要说明五代时期文武分治的事实,武将决定政权的大势归属,文官则负责朝廷的日常运作。当然特殊情况也有,如清泰朝李崧对石敬瑭任六军副使的保荐。

唐末动乱的根本原因是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阀的割据战争。唐后期河北叛镇依靠衙前军保持实力的做法为多数军阀所师法,并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而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禁军体制。梁败亡以后,禁军的向背决定了各代政权的归属。

五代帝王多数出身下层,甚至不识字,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能力,他们需要政治上的有力助手来辅佐霸业。在多数情况下,霸府或潜邸旧人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即由枢密使主持军政局面的形成。五代各朝都有这样一批权臣,如敬翔之于梁太祖,郭崇韬之于唐庄宗,安重诲之于唐明宗,桑维翰之于晋高祖,景延广之于晋末帝,史弘肇之于汉隐帝,王峻之于周太祖,王朴之于周世宗,都是。这些权臣在权力达到巅峰时,不可避免地与君主发生冲突,部分选择了退让,如敬翔、桑维翰等,很多人最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在改朝换代之际,此类人物很少得到善终,因其身份本是前一任君主权力的实际执行者,如何能为后任君王接受?

然而政权更迭过程中,文官的情况则比较特殊,他们既是前朝的一分子,但又很少涉及朝廷重大决策,在新朝建立后,朝廷的日常运作仍然需要这些人来执行。唐庄宗经过近二十年血腥战争灭梁以后,对梁大臣仅处置了一批懿戚佞臣,对多数高官仅象征性地予以贬逐,很快起复,其中精英人物如李琪、崔协、郑珏不久即被命为宰相。以后各次更迭中,似乎连这种象征性的贬官也免了。即使如晋高祖斥清泰一朝为伪,但对一般文官都给以优礼,包括部分唐末帝的幕府旧人。对于前朝的官牒职状,一般也都予以承认,并确定了官员身份材料失落的认可办法。

官员虽然有在地方任职和在朝廷任职的不同,但基本职责都是维持政权的基本运作。地方官的日常事务是赋税和狱讼,遇战事则有守土和供给军需的责任。朝廷的日常责任由中书门下负责,如六部负责制礼作乐,官员选授,财务入出,营造刑狱,兵部也主要负责与军事相关的具体事务,并不负责节帅的遴选除授。上述工作,事实上是中央控制全国的一整套运作机制,无论谁作皇帝,都需要这套班子。在文武分流、军政分治的情况下,当禁军变乱,拥立新主人时,文臣可以心安理得地出迎,而不存愧疚之心。五代君臣之谊淡薄,当然更不必死守愚忠了。

在这里要特别说到对冯道的评价。冯道先世为农为儒,出身不高。以他的勤奋好学,得以成立,先事幽州刘守光,再为唐庄宗掌书记,因踏实勤勉得到信任。唐明宗时为相,君臣颇相得,冯道也经常告以民生艰难,稼穑辛苦的道理,甚至给明宗讲聂夷中《伤田家》,要他以百姓为念。他在几次最艰困的时候都能挺身而出,一是出使契丹,朝臣无人愿行,他挺身出行,在契丹被扣,历尽艰难;二是后晋战败,契丹主入汴,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告:“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可救。”因他的努力避免了契丹对中原衣冠的屠戮。冯道有诗自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天道》)“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偶作》)他虽四朝为相,但其实只是一介书生,身处乱世,以自己的努力广行好事,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册府元龟》卷三一○所存《周世宗实录》本传赞云:“道历仕四朝,二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已任,性亷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姫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伐迁置,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虽长期为显宦,但始终保持农儒本色,成为乱世中的道德楷模。在前述五代文武分治的大背景下,冯道的作为并没有违反儒臣立身的基本原则。欧阳修在百年以后,为了建构宋代士人的道德高地,将仅仕一朝或历仕数朝视为评价人物的根本原则,因此而斥冯道为无耻之尤者,实在是脱离时代、强人所难的苛评。当然,冯道决非完人,他的学养因为《兔园策》的披露而稍显不足,为郭威去请湘阴王刘赟知他不足知人,对周世宗的轻视更显出他的怕硬欺软。《旧五代史》本传赞以孔子相比当然有些不伦,但也不是不讲道德底线、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政客。身处乱世,他勤勉一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了自己的努力。

 

乱世中寻求长治久安的努力

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产生了几十位皇帝,你方登台我出场,好不热闹。虽然因为实力、能力、人品各各不同,在位时间和政绩差别很大。但就多数来说,稳定政局,恢复经济都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经过唐末战乱,中原破坏极其严重,繁华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量的土地废弃,无人耕种。而要维持庞大的军队的存在,物力上的支持非常重要。从《洛阳缙绅旧闻记》所记张全义在洛阳经营数十年,鼓励农商,颇有作为,出土的《孔谦墓志》中关于河东政权在与梁战争中后勤保障的记录,都可以见到。五代各朝都颁布了许多稳定社会的举措,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对于废弃的土地和物产,鼓励有力量者耕种继承,并确定了原所有者归还与否的时间上的限定,即使旧主在多年后归来,也不得要求全部归还旧业。二是将招徕逃亡作为地方官课绩的主要依据,实行以州县所有人户数来决定官员俸禄等措施。三是对于盐、酒及铸钱等实行严格的官方控制的同时,也不断鼓励民间铸钱和交易。五代后期在大乱后经济已经逐渐有所恢复,城市规模也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

五代吏治情况,较难评价,因为各朝各国不同。但其间有后蜀后主孟昶的《颁令箴》一篇,是中国吏治或官箴史上最可称道的名篇。宋初成都人景焕著《野人闲话》全录此篇,是“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景焕书不存,南宋初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一、洪迈《容斋续话》卷一皆全录此篇。洪迈说:“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宋太宗将此篇中摘出四句,颠倒次序,亲自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颁发郡国,要求刻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作为所有官员的座右铭。(按:陈老师说,这句话可是很猛的….)即便今天看来,这四句仍具有生命力,应为所有官员铭记。宋人记载了孟主的许多风流遗事,尤以摩诃池上为花蕊夫人作《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因苏轼的发挥而广为世知。但就上述官箴言,真应该对他刮目相看。

五代时期文官系统始终保存完好,且具有一定的办事效率,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五代史馆的修史工作,不仅曾编修《唐书》,编成了一系列的实录,于各职能部门的文档征集也大体能够坚持。除了梁末帝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史事记录外,五代时期政事史料保存的完整准确,远远超过了动乱以前的唐末宣、懿二朝。五代时期大赦颁布频繁,虽然常不免朝令夕改,难以完全落实,但如果全面考量,可以发现各朝政令的基本方向具有连续性,且从一系列官员误解赦书而受到渎职处置情况看,相当部分得到了落实。就此方面来说,从后唐开始,五代的经济状况也逐渐有所恢复,与唐末乱局有所不同。其中在唐明宗、晋高祖两朝,国势相对稳定而有所发展。从开运到契丹入汴,复陷于动乱,但到周世宗南征北讨的情况来说,国力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十年前,我在拙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中,曾对于五代动乱在中古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后人称为五代十国的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延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以上对这些转变作一些感性的叙述,作为当年议论的补充。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中,特别指出从秦汉以来,皇家宫苑一般都建于都市之北部,有座北朝南、君临天下的气象,而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重建东京宫城,居于都市中心,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的楷范。或许可以作为五代社会变迁的一个形象化标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