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 Yi (辛逸) on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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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党史研究的困境与困惑

辛逸

 

2015-06-26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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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党史研究,最大的困惑与困境是学术与宣传的混淆,两者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替代,都没有完全的独立,各自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就难以取得健康的发展。

   学术的基本属性是学人各自意见的表达,无须也不可能达成意见的统一,自然也就无所谓绝对的对错;其所要求统一者,是观点的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规范。任何人只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就有自由参与学术研究、发表意见的权利;亦唯有保障和维护这种权利,学术才能进步,思想才有发展。宣传的定义是通过“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其基本属性自然是要求且必须辨明是非与对错,以达意见与思想的统一。然而,对错之辨以思想和价值取向的统一为圭臬;学术则以规范地表达不同意见为宗旨。在宣传与学术表达发生抵牾时,宣传者常常习惯于以“对错”统领学术,将“是非”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这就难以避免逾越学术规范及其道德底线,自然就不利于甚至是阻碍学术的进步与思想的发展。此为常识。

 当下的党史研究,最大的困惑与困境是学术与宣传的混淆,两者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替代,都没有完全的独立,各自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就难以取得健康的发展。超越乃至摆脱此困境的出路,愚以为,是界定两者各自的内涵与边界,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与规则,彼此互不越界、互不越权并相互尊重与理解,最终允许各自在自己所属的空间内经营与成长。这恐怕是当下能够使宣传畅通无阻、学术繁荣进步的可行之径和基本前提。就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而言,目下最要紧的,是坚守学者的本分和学术底线,自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本色,让学者守住学者的道德底线。具体到党史的规范,笔者以为,最好放弃将党史视为具有特殊政治和宣传功能的传统定位,让党史回归一门普通断代史的属性与本位,按照一般历史学的规范和基本要求,开展中共党史的史学教学与研究。

据愚观察,党史学界大多数同人对本学科为普通断代史学的定位早有共识;对党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亦心知肚明。因此,唯有坚持和宣扬上述共识,坚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党史研究才能摆脱其被“赋予”过多宣传功能的定位,走向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令党史学人尴尬的是,多年对党史宣传功能的过分强调,已使其研究规则中掺杂进太多的非学术因素。这些因素常使党史的初学者甚至一些从业人员将它们视作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主要依据,并以此为自豪。然学术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若党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不除,被国际同行所认可、被国内历史学科所接纳的期望,终将是一厢情愿。愚以为,当下党史学人亟须坚守与践行者,除史家应力求价值中立、一手资料应为史学作品的材料主体、史学著作应该有贯穿全书的独创性观点、“近三十年不入史”等众所周知的要求之外,还有若干在党史领域中不那么明确,很多同人尤其是初学者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需要重申与强调。

其一,任何学者不可站在所谓“真理”或“正确”的制高点上去训斥他人。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最多只批评其书写得如何不规范,而不是以自己的尤其是官方的评判标准随意批判张三错误、李四不对、王五不科学;更不要以为真理只在自己一边,将与自己不合的观点钉在意识形态的“耻辱柱”上,甚至将一些不同看法推至“亡党灭国”的凶险境地。事实上,学术观点只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同说法而已;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所谓“研究”则要求表达的统一,其与学术追求自由表达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因为,真正的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所以,以功利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统一学术,从来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学术的倒退甚至灾难。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宣传为标准钳制、统领学术研究的悲剧从未停演过,结果从未真正推动过学术的进步,自然也不可能带来党史研究的繁荣。

由上观之,唯有符合学术规范的自由的书写才是真学术;同理,言论亦唯有自由的表达才能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一个世纪前,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有极深刻的表述:“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其二,党史著作应该有完整而规范的学术史梳理,唯如此,一部作品才能在与前人作品中的观点、材料、论证等的对比中,在与前辈学人的对话中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与贡献。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史一样,党史研究的进步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不断“层累”的基础之上的。每一项史学研究既是其所属时代的一种声音和表达,也是对前人同一领域研究的某种深化,更是与前辈学人的交流与对话,这就构成了学术史中的“一层”。所谓学术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没有所谓超越时代、绝对正确、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和“真理”)。任何一项史学研究最终会融入学术演进史的谱系之中,在学术史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如果不做学术史的梳理,不与前人的成果进行对接和对比,其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自然就无从谈起。由此,没有规范的学术史梳理也就没有真正的史学作品。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党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做学术史梳理,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有关研究成果,将其全部或大部抄录为“参考书目”;或者仅仅在注释中罗列若干主要的研究成果;或者对既有研究成果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指责,空洞地诘难前人的研究“不深入”“不全面、不系统”。整篇文章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与既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对话与交流。坦言之,这样的学术史梳理不是无知就是无能力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学术上的评析;这种学术史梳理不合格的史学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融入学术史的谱系之中。它们可以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可以获得各种甚至是国家级的资助和奖项,但是不可能获得同行的认可,也不可能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类近乎非学术的所谓史学著述,党史界同人最好在自己的学术史梳理中不评价、不罗列,以使其在学术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以维护党史学术研究的规范及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其三,学术研究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假设”,但更需要“小心求证”。前者允许作者的思想自由驰骋甚至凭空想象,很多伟大的历史作品就产生于作者最初的奇思妙想;而后者却需要脚踏实地,谨小慎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这包括资料的收集、甄别与整理,论证的符合逻辑与命题的一以贯之等。现在党史研究中,因宣传的强势与诱惑使研究者的思想日渐枯竭且渐趋统一,除了大量非学术、重复性的题目之外,已越来越难见具有颠覆意义的“假设”了。对此窘状之成因及其对学术的戕害,笔者不便也无力评说。就“小心求证”而言,党史作品中,非学术规范的论证也并不罕见。其表现之一,就是将一些宣传性题目和结论作为文章的“假设”,或者提出一些根本不可能求证的所谓“重大问题”,随意抽取几条与题目有关的材料进行“抽样作证”。“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那可说是抽样作证。”从史学研究规范的角度言之,此类问题基本上属于所谓“伪问题”。在这方面,70多年前胡适之先生对其学生罗尔纲的严厉批评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1936年夏,胡适致信罗尔纲:“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胡先生在讲了一番史学研究不可妄作难以论证大题目的道理之后,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段有名的文字:“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多年后,余英时教授对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仍念念不忘,评论道:“试看胡适先生连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都不肯随便下,他怎么会轻易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呢?……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为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

当下党史研究,充斥着过多的不可能进行学术论证的“大问题”,其“大胆假设”有余,但“小心求证”明显有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