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ublication by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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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述论》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于本书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史学也风生水起,异彩纷呈。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追溯近代史学的履迹,特别留意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部分多为读书心得,包括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反思学术现状,展望史学发展的可能走向,并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主张治史取径不妨多元,期能疏通知远,由往昔枝叶之言,以会其无尽之意。

来源:北师大出版社新史学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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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新书有《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等。

自序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更得到大力提倡,然而若从社会视角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但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以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电视一律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各地的广播电台通常都有一定时段的方言节目(那时电视台甚少);如今媒体讲究“煽情”,就连中央台都出现不少带有地方口音的主持人,但除民族语言外,各地的方言节目似乎都停歇了,却出现不少探讨“地方特色”的话题和方言电视剧。类似的诡论现象史学也有:当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的“普通话”时,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然而各专门史的区分却较前更受关注,有的还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探讨,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划出或划清学科“边界”的努力。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近年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社会史应属比较成功的一科,而其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也相对更强。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常见试图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其实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大致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尽管近年“礼俗”和“生活”这类过去社会史的常规论题已渐溢出而有“独立”的势头了。

 

 

反之,思想史这一近年也处于上升地位的专门史,则表现出相对宽广的包容倾向,其一个特点是许多人往往将思想与文化连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惟就一般意义言,“文化”似较“思想”宽泛许多,前些年西方所谓“新文化史”更与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大不相同。另外,为思想史划分界限的正名式论述迄今少见,即使像葛兆光先生这样“专业意识”较强的通人(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却远不止思想史),也多在思考“思想史的写法”及“什么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料”一类问题,其基本立意是希望思想史更开放而非更封闭。

我自己也蒙一些同人抬爱,常被归入“思想文化史”的范围。较广义的社会史论文我也写过一两篇,那些文字却常常不被认为是“纯正”的社会史。尤其是我曾试图学习从社会视角探索思想史的取向,便有不少怀疑的反应;我的学生也曾就此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感觉并未在拙文中看到多少“社会”。这里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未能清楚说明我所指谓和尝试的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同时也可见“社会史”学界近年釐清其学术畛域这一努力的成功,读者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或未闻某种特定“方言”便易感失望。

前面讨论“思想”和“文化”涵盖的范围时已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上文所说学界关于如何界定社会史的争论,也多少与此相关。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说得清楚,更难获得共识。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本不是治史的先决条件,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social-oriented approach),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淮南子·氾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放宽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不论是侧重原典深入体味还是开放视野广寻他证,关键要看是否在有据的基础上立言、有无自己的研究心得。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治史者在深究前人遗“言”之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

 

 

本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增订本,由于“十论”是遵循丛书的命名,现单独刊印,且文字已发展到二十篇,故更名曰“述论”。全书文字由三部分组成,原《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删去4篇(含附录2篇),另有5篇来自《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并新增8篇近年撰写的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的文章。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的履迹”基本是论述性的文字,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史学学术史,惟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个部分多是读书心得,第二部分更多是对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第三部分则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并藉以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第四部分偏于探索史义,一些篇目或与坊间所谓“史学方法”稍近,然亦不尽同;余则多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

本书最早的文字刊发于1996年,而最晚的则到2013年,不少论题本相关联,论述亦不免有重叠。在这次修订编辑的过程中,尽可能删略了重复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有所改动,包括将一些段落从一文移到另一文。因此,个别文章的篇名也作了更动。

由于职业的原因,最常被学生问及的就是“史学方法”。我其实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本不认为有多少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然为了不致误人子弟,亦不得不对此时有所思。偶有所述,总夹杂着“逼上梁山”之感,盖这类问题很难说思考到勉强“成熟”的程度。自忖才学识俱不足以语此,只能稍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并无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不过是经验教训之谈,以一个在这条路上先行一段者的资格,对那些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

这一愿望能否实现,我自己仍尚存疑。其中一些文字,本是上课过程中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但不知是否真能针对他们的需要,很希望得到年轻学人的批评。若本书后面的议论幸能引起方家的不满,进而“愿把金针度与人”,为青年学子写出真正有助于治史的方法论,那就是本书额外的收获了。

罗志田

2013年12月26日于旅京寓所

※ 观点撷英 ※

就前引贺昌群所谓“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之比喻言,星光不过是星空最显而易见者,后面还有那漫无边际的“夜天”在;没有寥阔的夜幕,也就无所谓闪烁的小星。整体从未隐去,只是所见层次有深浅之别。史学的具体问题,就如一颗颗寥落孤星,星点之光既是星与星反射彼此之光(日月亦星体),也是其自我状态的无声言说。如果我们既看到孤星的闪烁,又看到诸星之关联,复不忘其背后无尽的夜幕,则史学之具体研究,虽在细节而不废整体,且与其他细节交相辉映,乃一片广阔的天地,又何需忧虑什么碎片化?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究竟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我的基本看法,一、凡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往昔的取向,都是可以尝试的;二、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取向、而不是一种众皆认可的取向,才是最正常也最理想的状态),我只希望那些担忧近代史研究已呈“碎片化”的学者,不妨想想自己究竟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任何一项具体的课题,研究者都不能不对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主线、或基本倾向等有自己的认识,否则便难以推进;但我们似不必要求所有学人,特别是初入道的年轻学人,都来辩论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特性。

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另一方面,如他在“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 这样的“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

一个选择性思路,是放弃系统的构建,从通性而非普遍性的角度去认识共性,探寻并读出散碎史料之间的关联,把具体的史事和史料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而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之中。因为注重的是“关系”而不是“体系”,各零散材料之个性不至于被忽视或掩盖;又因各材料的个性是相联相关的,也就不那么“零散”了。

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条具体的史料,当我们感觉史料难以理解时,很可能就是遇到了今昔的“异言”。对此既不能放弃努力,更不能视其为无用,应首先检讨我们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并借鉴训诂的方式,尝试着学习史料所出之思想方法,对其“重新思考”。同时要注意,切勿选择性地“理解”那些看似与今人相近、甚或不过是今人之所欲见者,而以为这些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尽管往昔是无语的,且不能复现以供验证,但若燕人可以做到郢书郢说,后人就可能理解先王“如先王在”。

由此看来,研究历史比较稳妥的方法,也许还是在承认今昔有所不同的基础上,自设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昔人,通过人的共性,返其旧心,以意逆志,论世以知人,从前后左右去读书(人与事也是书),首先读出昔日的前后左右来,然后从昔日的前后左右读之,借共性以知其个性,才约略可接近昔人的心态,以再现昔人立说时的场合情景,特别是思想言说的语境,重建当时人思想的规范习俗,探索立说者当下的各种写作意图(包括写作的意图和写作时那一刻的意图),或有可能领会特定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心意所指,从而真正读懂昔人言论所蕴涵的意思,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原状。

实际上,陈寅恪是民国“新宋学”的杰出代表,而“新宋学”是在坚固的史料基础上以史学诠释的“幽玄高妙”见长。 赵元任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 可知陈先生治史的最终目的是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得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这是近代“新宋学”与乾嘉“汉学”和传统宋学的一大区别:乾嘉“汉学”也提倡以文字训诂而见道,然多数学者只停留在训诂的阶段则大致不差;而“旧”宋学史著的一个代表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正以剪裁见长,对此陈寅恪曾有明确的不同意见。


傅斯年